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匮矣。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 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欤！??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然则仁者固如是耶？叶适认为，古代圣君贤臣也是重视理财的，讲求财利的。他们为了聚集天下之人，给万民以衣食住行之利，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古代的圣君贤臣，没有不是善于理财者，理财为民，这就是仁义之举。可是周朝之后，由于人们不理解理财为民是善德之义，而把理财与聚敛混为一谈，认为理财就是聚敛民财而供上用，因而"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小人聚之愈甚，就愈败坏了理财之名、之义，从而使"民之受病，国之受谤"。由此而产生一种理论，"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于是便以"我不为利也"，而不理财，并"以不言利为义"，从而"坐视小人为之"，又在后面"议之"，"争之"。
叶适针对这种迂腐之论，反复指斥其非、其谬。他指出，由于这种思想流行，而使国家财力匮乏，"财用不足"，造成国家内忧外患。为了解决这个当今之大事，叶适便考古论今，以古喻今，古为今用。他说："财用，今日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夫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说安从出哉？"①因此，叶适注意研究理财和功利问题。
叶适的功利之学，遭到朱熹的反对。朱熹认为："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②朱熹还以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思想批评叶适的功利之学。朱熹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不知圣人将死，??是岂徒然。"③对此，叶适反驳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 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④叶适认为，自古以来，仁人君子，谋利而不谋个人私利，计功而不自居其功，这就是道义光明之所在。如果只讲义不谋利，只明道不计功，既无功利，又无道义可言，这种道义只能是一种空言虚语，于国家、人民毫无意义。
第三，减轻赋役，兔除苛税。与理财富国，言利为义思想紧密相关的是① 《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上》。
① 《水心别集》卷十一《财总论一》。
②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③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叶适针对当时国家的重徭役、苛赋税，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之弊，而提出减轻赋役，免除苛税，实行宽民之政的主张。他在抨击宋廷不会理财，只会敛民，不顾人民死活的同时，告诫统治者不要"病民"，要量入为出，减轻人民的负担，要实行德政，不要实行恶政。他在开禧二年（公元1206 年）《上宁宗皇帝劄子三》中，作了具体的说明："臣窃观仁宗、英宗，号极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虏，盖以增兵既多，经费困乏，宁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钱，所在充满。绍圣、元符间，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熙、丰旧人矜伐其美。??于是蔡京变茶盐法，括地宝，走商贾，所得五千万，内穷奢侈，外炽兵革。宣和之后，方腊甫平，理伤残之地，则七色始立；燕、云乍复，急新边之用，而免夫又兴。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之日，大者十数，而东南之赋，遂以八千万缗为额焉。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近者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但见立式太细，钩校甚详，不能无疑，谓将复取，臣独以为不然。何者？'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宽民力，永底阜康'，此诏书也。两浙盐丁既尽免矣，方以宽民，而何至于复取乎！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其理固当。然臣谓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蠹国审矣。今经总制、月输、青草、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趁办甚难，而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贪官暴吏，展转科折，民既穷极，而州县亦不可为矣。以此自保，惧无善后之计；况欲规恢，宜有大赉之泽。伏乞陛下特诏大臣，使国用司详议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不须对补，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陛下修实政于上，而又行实德于下，和气融浃，善颂流闻，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者也。"①叶适历数宋王朝聚敛财富，重赋苛税和贪官污吏横行无忌之弊，而造成民不聊生，小民无法活下去的现实，如此下去，不仅小民不得活，而南宋王朝自身亦难保，更不要说"中兴"复国，"规恢"大业了。只有量入以为出，取民而有制，轻役而薄赋，节省开支，宽省民力，实行德政，惠洽万民，方可转弱为强，不战而胜，立于不败之地。
叶适主张轻役薄赋，不仅要废除或减轻"和买、折帛之类"，而且要大大减轻田赋租税，古代实行"什一而税"，现在应当减至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一。他说：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之异，而其实皆不过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亦岂得为中止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上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叶适依据《周礼·天官冢宰》的税制，针对宋朝税制之重，而提出轻赋薄税的主张，旨在救国利民，这与李觏的有关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叶适在反对佛教、治军用兵等思想，亦与李觏有着极为相近、相同之处，在此不再详述。
① 《水心文集》卷一。
① 《习学记言序目》卷七《天官冢宰》。
综观陈亮、叶适以其功利之学，在南宋时期与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展开了论争。就王霸义利而论，自古已有之，就其当时的争论而言，则是有现实意义的。在争论中，陈亮。叶适接过李觏的救世医国，经世致用之学，倡导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之说，同朱熹的重义轻利，存理去欲之说，进行了反复的辩论。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摆正，不仅在历史上引起思想家的注意、重视，在当今依然是人们所应当思考、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只讲"道义"不讲"事功"，只存"天理"灭绝"人欲"，人类社会不会正常发展；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求"人欲"不存"天理"的人欲横流社会，亦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我想还是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和"尚义""不急功近利"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