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罗伦在《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记》中亦说："先生姓李氏，讳觏，字泰伯。学通《五经》，尤长于《礼》。以文辞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凤凰冈，先生创书院其下，学者千余人。南丰曾子固，曾高弟也。"①陆瑶林亦说："李泰伯先生，旧属南唐之裔，生于宋真宗之时，道德文章，卓绝一世，且多所著作，学者皆斗山仰之，盖屹然为宋代儒宗。然志不乐仕进，当时名卿硕辅，尝交荐登朝，授以清要，而先生意淡如也。雅志归休，高尚其事，雍雍然效教授河汾之致，一时门人如曾子固、邓润甫，其表著焉。"②李来泰亦说："泰伯生于宋真宗之末年。??自公退居凤岗，创立盱江书院，远近生徒之聚而讲贯者，几乎鳞集麇至。如曾子固、邓润哺皆其高弟也。"③我们之所以援引这些历史文献资料，旨在说明，曾子固。邓润甫是李觏的高足弟子，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依据这些确凿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透过李觏与曾子固、邓润甫的师生关系，进而证明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
我们知道，王安石与曾子固（曾巩。的关系是非常友好、极为密切的。
在王安石的诗文中，据我不完全统计，有七篇是《答曾子固》、《赠曾子固》、《与曾子固》、《寄曾子固》的。从王安石的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对曾子固是十分称赞和恭维的。如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于终皇皇，惜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杨。足见，王安石对曾巩是多么爱护和佩服。他们二人同作为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者，不仅同蜚声文坛，而且政见颇同，故关系密切，友谊甚深。对此，二程的弟子尹淳亦有所论。他说："王介甫与曾子固巩善，役法之变，皆曾参酌之，晚年亦相膀。"②不仅说明了他们的深厚友谊，而且说明了曾巩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②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曾子固书》。
③ 《直讲李先生门人录》，《李觏集》第511 页。
④ 《直讲李先生门人录》，《李觏集》，第508 页。
① 《李觏外集》卷三，第491 页。
② 《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李觏集》附录三，第524 页。
③ 《宋泰伯公文集原叙》，《李觏集》附录三，第525 页。
① 《王文公文集》卷四十三《赠曾子固》。
②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祁宽所记尹和靖语》。
法。
王安石与邓润甫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邓润甫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
三安石执政时，开始用邓润甫做修中书户房事，后改知谏院、知制浩，又升为御史中丞。在王安石变法之际，邓润甫把其老师李觏的著作《退居类稿》、《皇祐续集》并《后集》，上奏于朝廷并请官其子参鲁。种种事实说明王安石与邓润甫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而友好的，同时可以看出李觏的合作在新法一派人物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李觏的两个高足曾子固、邓润甫与王安石的关系如此密切、友好，又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足以证明王安石对李觏的思想是接受的，而不是排斥的，他们是有联系的，而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从王安石与李觏思想之比较可以证明。李觏和王安石都以《周礼》的思想，尤其是其理财思想为依据，结合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理财富国，富国强兵，抑制兼并，实行井田，平均土地，平准均输，泉府之制，均役薄赋，变法救弊，陶冶人才，选贤任能，精兵择将等主张，要求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避免"一旦之忧"的发生，这些经济措施，政治主张，军事谋策等，都有其许多相同之处，这些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也许是智者所见略同，更可以证明他们的思想联系和渊源关系。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李觏和王安石各自都把《周礼》作为思想资料加以吸取和改造，并独立形成自己思想的一面。就此而论，亦说明他们思想的相同处、相通处，相关处。他们为什么都选择《周礼》，而不选择其他古籍呢？因为他们的旨意相同，出发点和归宿地亦相同，所以才致于此。
王安石与李觏在礼论和人性论上，是极其相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李觏认为："礼"是根于人的物质**而产生和形成的，这是人的性情所心需的欲求，性寓于内，礼呈于外，内外一贯，表里一致，不相分离，不能割裂。"内者必出于外"，"外者必由于内"，"性畜于内，法行于外"。王安石认为：性情为一物，无内外之殊。他说："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①性情不分内外善恶，可是在见诸事业上，则有善有恶的表现，为了使人长善遏恶，必须以"礼"为准则加以调节。"礼"是顺人之性情而为之节制者也。所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则野，知人而不知天则伪。圣人恶其野而疾其伪，以是礼兴焉。"②"礼"是始于天而成于人者，圣人为了教人成善，故制作"礼"，以顺人之性情，调节人之性情，不使之无，亦不使之过，王安石的礼论、人性论，与李觏的礼论。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
王安石与李觏在经济思想、政治主张上，同样有许多相同。相近之处。
他们都主张理财富国，平均土地，薄赋省役。李觏的思想主张，我们在前面已详细评述，在此不再赘述，在这里只对王安石的有关思想主张，从比较的角度作简单评介，从中可窥见他们的相似之处。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情》。
②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九《礼论》。
在于理财富国利民。因此，他反复说明了自己的理财主张和理财办法。他说：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王安石在他执政变法以前，做州县地方官之时，面对北宋王朝财政经济困难引起政治衰弱的现实，提出了他的生财、理财的主张。他认为，生财、理财，必须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挥人的劳动能力，使二者密切结合起来，做到人致其力，地尽其力，就可以达到国富民足。在他执政变法时，便采取措施实行这一主张，以解救民之疾苦。他说："夫闵仁百姓而无夺其时，无侵其财，无耗其力，使其无憾于衣食，而有以养生丧死，此礼义廉耻之所兴。??凶年饥岁，民之父子夫妇，犹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平沟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振救省忧之方，而使之至此那！今吾于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视民之疾苦，辄具以言。??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②生财、理财，宽恤民力，解民倒悬。王安石生财的办法是利用自然，发展生产，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理财的办法是抑制兼并，轻役薄赋，省敛宽民，不能非仁，不可无义。所以他说："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③王安石也是根据《周礼》、《周官》的理财之制而提倡理财的。熙宁二年，王安石在制三司条例司时，说："周置泉府之官，以权制兼并，均齐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相粗合此意。今欲理财，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同年九月，实行青苗法，亦根据《周官》泉府之制的"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而实行的。这与李觏在《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十一》中说的"君不理，则权在商贾；商贾操市井之权，断民物之命。??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贷本以治生，皆所以纾贫窭而钳兼并，养民之政不亦善乎？"①是一致的。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实施均输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云："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于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于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刬刷，殆无余藏，诸司财用事往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产，责于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揔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① 《王文公文集》卷《上皇帝万言书》。
② 《王文公文集》卷九《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
③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乞制置三司条制》。
① 《李觏集》卷八，第85 页。
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①这与李觏所主张的"辨地物者，别其所有所无；原其生，生有时也。以此二者告王，虽是当州所有，而生有时，地所无，及物未生，则不求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则物必贱；地所无而反求之，则价必贵。况天时所不生，则虽有如无矣。买贱卖贵，乘人之急，必劫倍蓰之利者，大贾蓄家之幸也。为民父母，奈何不计本末，罔农夫以附商贾？"②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根据《周官》中的"制地贡"和《周礼》的"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而提出的。熙宁五年，在实行市易法时，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宦于京帅，置市易务。"这与李觏所说的"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财而不自治，治之者君，??君不理，则权在商贾。??断民物之命。"③是相一致的。都是根据《周官》中的"敛赊"，汉朝实行的"平准"之制而提出来的。《周官》司市职云："以泉府同货而敛赊。"王安石与李觏在这一方面的思想主张，显然是相同或相近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台，而是思想继承关系了。
在兵役法上，王安石与李觏亦有相同的主张。熙宁初年，王安石想改变募兵法而实行保甲法，宋神宗表示同意。熙宁三年，下诏实行保甲法。令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主户最有心力材勇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设副保正一人。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在保分内巡视警盗，同保犯法知而不告发者同坐犯罪。这同李觏所说的"凡民在乡则五家为比，家出一人，故在军五人为伍，比长因为伍长。五比为闾，故五伍为两，闾胥因为两司马。四闾为族，故四两为卒，族师因为卒长。五族为党，故五卒为旅，党正因为旅帅。五党为州，故五旅为师，州长因为师帅。五州为乡；故五师为军，乡大夫因为将军。士不特选，皆吾民也；将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则驱之于行阵，事已则归之于田里。??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①二者同样是相一致的。都是根据《周官》中的"小司徒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和《周礼·夏官序》的"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的规定而提出的。王安石与李觏在富国强兵，汰弱选精，加强军备等一系列主张，也是颇为相近的。
王安石作为"熙宁新法"的领导者，确实总结和吸取了"庆历新政"的经验和教训，李觏的改革思想则是王安石吸取的主要思想材料之一。李觏的高足弟子曾子固、邓润甫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又由邓润甫上奏李觏的著作于朝廷，这说明李觏的著作、思想，对王安石变法确实有用并"与纳焉"。由此足以证明，王安石的思想与李觏的思想有许多的相同点、近似处，①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乞制置三司条制》。
②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九》，《李觏集》卷七，第83 页。
③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十一》，《李觏集》卷八，第85 页。
① 《周礼致太平论·军卫第一》，《李觏集》卷九，第91-92 页。
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偶合，而是由真实的思想渊源关系所致。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的思想的不同点。由了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思想旨趣不同：王安石则为参知政事、宰相，积极实施变法；李觏则为一介"草民"、"匹夫"，只顾读书著述立说。因此，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推行变法的规模和行动的果敢程度等方面，王安石都超过李觏，这正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第四，从籍属地域上分析来看。李觏和王安石同为江西人。我们既不能因为他们同为江西人就证明他们的思想就一定相同而且有渊源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也不能因为他们同是江西人，为了说明他们的思想不同，就断定与地域环境毫无关系，以至作出地域越近、思想越异的结论。这种否定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同样是错误的，不足取的。在历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由于籍属相同、相近，而形成许多学派的相同思想，正是这些学派的地域关系、师承关系，而形成中国古代许多以地域划分、命名的文化、学派。诸如：齐鲁文比，燕赵文化、荆楚文化等等，以及濂学、洛学、关学、闽学、湘学、蜀学等等。更何况我们从王安石与李觏的思想比较而论，他们同属江西人、有相同的思想主张，证明他们有关系，特别是通过李觏的学生曾子固、邓润甫的中间环节，而使这种联系如丝不断，他们同为江西派，地域的相近不能不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这一点在古代交通不便确实是很重要的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简单评述，我认为王安石与李觏的思想确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思想见解、政治主张等方面的相同、相近的自然的思想联系，并不是由"另一283 个江西人欧阳修"出来"充当媒婆的角色，将李觏、王安石撮合起来。"我之所以费些笔墨论证王安石与李觏的关系，就是要驳斥这种不科学的论断。一言以蔽之，李觏的改革思想为王安石提供了理论借鉴、思想前导，所以李觏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