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6-237 页。
① 《庆历民言·效实》，《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1-232 页。
① 《周礼致太平论·官人第二》，《李觏集》卷十一，第104 页。
是不肖者，而退了贤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未易知也"。认识一个人的本质、才能、贤否，是很难的事，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君，亦"犹以为难"。因此，要想真正认识、考察一个人的贤与否、肖与不肖、才与不才，就必须以事功验之，以实效观之，有功而能者。贤者、才者，授以爵禄，使之富贵，使人尊之；无功而否者、不肖者，不才者，退其爵禄，使其退藏，不得显贵。如果不以实事实功又经过长期考验其贤与否、能与不能，才与不才，而骤然授与爵禄，使其遽然富贵，这样一定会"旷天官，败公事"的。李觏主张，授官予爵，给俸加禄，要经过长期的事功考验，慎重行之，才能做到"贤者公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李觏十分反对遵然授爵禄，使一些人侥幸骤然富贵的做法。于是他提出了"止幸"的主张，不使少数人侥幸得官受恩，招致多数人的怨恨，为国家带来不幸。他说：乱始于恩，怨始于幸。乱始于恩，进非其人也； 怨始于幸，有望而弗获也。选举所以吁贤能，而曰必多取，则不肖入之矣。贤者寡，用之可尽，而不肖满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
夫万物以类动，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有国者启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类尽官而后可也。《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宠不肖以败其官，不幸大矣，而况怨且怒哉！李觏认为，天下之乱开始于恩惠，天下之怨开始于侥幸。用人才不当，就产生了混乱，有希望要求而达不到，就产生了怨恨。由于多取人任官，使不肖之辈混入其中。贤能的人才很少，不肖之人却满天下，用一个不肖者，舍弃一个下肖者，都有怨气，更何况用一个不肖者，舍弃一百个不肖者呢？如果使不肖之人得幸，那就是国家的不幸。如果使不肖之人得宠，那就是国家更大的不幸，更何况因此而引起的怨和怒呢？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不肖之人侥韦而得宠的现象发生。为了做到这些，除了对官吏进行长期的事功、政绩考验、考核之外，还要经常考察其治状。功状显著者赏功进爵，无功有过者退爵罚罪。
李觏提出，对于官府中的百官，要在旬终、月终考其治状，对于治政不力者，随时责之。在岁终又要考核其一年的冶状，这不仅仅责之，而且要看其"有功无功"，而决定其废置，有功而置者进其爵禄，无功而废者退其爵禄。到了三年，要进行一次总的考核，"及三岁，则家宰大计其治，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赏之也。"②只有这样不断地考核其治状，促使百官及各级官吏勤政，廉政、求功、晋升，国家才能治理好。为了不使一些人因一时一事有功而"骤获其利"，就必须进行长期的观察考核再决定对其赏否。三年进行一次大的考核，以决定其赏罚、升降。那么是否到了三年就一定升一次官呢？不一定，主要看其三年中的政绩好坏来决定。不然，如果三年一次进一次官，光靠论年资、排辈数，则草木长人了亦可用，牛马久使亦可用，人只要不死都可以达到公卿的地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李觏说：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如是可以劝功而惩过。世之考绩则异于此，无功无过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过者职其旧，是过不至黜也。功无益而过无损，① 《庆历民言·止幸》，《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7 页。
② 《周礼致太平论·官人第三》，《李觏集》卷十一，第105 页。
惩劝安在哉？??夫进人不问其功而问其久，彼草木久则长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岁而进一官，是三岁而材一变乎？如此，则牛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①13800180_0224_0董仲舒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必也，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如果不视贤否，不看功绩，凭年资升官，论资排辈，仍然不能使贤才擢升，庸人退位，反而使贤才与庸人并进，这就造成"廉耻贤不肖，所以无辨也"，最终使官不知所归，而民却受其害。李觏坚决反对以年资升官，要求拔擢贤材，使贤者进，贪者退。他说："宫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下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①用人任官，要是累资进升，这与聚敛财富一样害国坑民，如同纵容盗贼一样可恶。李觏极为痛恨这种不合理的误国害民的用人任官制度。他主张用人任官，必须是有功者升，有过者罚，无功无过者不升不罚而维持原职。这样可以劝勉立功者，惩罚有过者，使各级官吏为民办事，为国效力，同时使年轻才隽脱颖而出。
然而，宋朝的考官、任官制度，却不是这样，而是实行无功无过者升，有过有罪者不废黜其职位。这样就分辨不出廉与耻、贤与否，只要做上了官，就混日度年，不求什么功与过，只想三年升一官。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人的才能不一定就是三年一变，为什么要三年升一官呢？再说，这样做了，会使那些平庸之人，无材之辈，一旦做了官，仅凭年资升官，不务政绩，如此贤庸并进，好坏不分，才是国之不幸。由此，李觏力倡"以礼义"使人，不"以赏罚"使人。在他看来，"以礼义"使人，才是"圣人之使人也"；"以赏罚"使人，则是"众人之使人也"。"赏罚"为外，可去、可就；"礼义"为内，而中其心，使"天地四方无所逃矣"。所以说："有赏罚而无礼义，安则可，非济危之具也。"因为李觏目睹当时世风大坏、官场污浊、吏不知耻，故主张"学以礼，行以义"，辅以赏，行以罚。他说："世俗诚大坏矣，学者为官不为道，仕者为身不为君。见得其虎，闻丧其鼠。父子昆弟之诏告，妻妾之耳语，非富非贵，如举其讳。上之人又从而启之，赏先于功而功不立，罚轻十过而过不改。无事而禄，有事而赏，位孺稚、舆货财而后行，则是禄为我有，而事以赏佣也。礼义既销矣，而赏罚且玩，阶之吝其准乎？"①李觏的思想主张，不仅是为国选贤才，而且是为了端仕风，所以告诫选官、做官者，都要做"君子学道则爱人"，不要仅仅为一身一家之富贵而当官求禄。
关于如何用人和取才，李觏指出：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人用其才，取其所长，得其所宜，因才使用，能者举之。要做到合理地使用人才，就必须了解人才，知道各种人才的特点，用其长，避其短。为此，李觏提出了"以贤举贤"的裁举取人的措施。因为在李觏看来，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善者能举善，贤者能举贤，同类相举；不善者举不善，不肖者举不肖，亦同② 《周礼致太平论·官人第三》，《李觏集》卷十一，第105 页。
① 《长江赋》，《李觏集》卷一，第2 页。
① 《庆历民言·懋节》，《李觏集》卷二十二，第240 页。
② 《强兵策第九》，《李觏集》卷十七，第164 页。
类相举。所以要实行"以贤举贤"的办法裁举取人。贤人在下位，如果不使贤人举之，而让上级官吏举之，上级官吏未必贤，他们如同不肖之人友好，而不会荐举贤人的。特别是不肖之人嫉恶贤能之人，亦如同贤人嫉恶不肖之人一样，这样就会使贤人不得举、不被用。因此，不能让在上位之人去荐举人才，而要让贤能之人去荐举贤良之才。"贤知贤"，所举者贤；"不肖之相好"，所举者必不肖。李觏说：唯善能举其类，不善亦能举其类。??贤人在下位，不使贤人举之，而必日长吏，长吏皆贤邪？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贤之于贤；不肖之恶贤，固如贤之恶不肖，好同而恶异也。不肖位乎上而望其进贤，难矣！贤知贤，不幸而非其属，又不得举，然则贤人不遇，岂天命哉？故责所举之贤，不若责举者之贤。举者贤，则所举贤；举者不肖，则所举不肖。一不肖达而举十不肖，十举百，百举千，如此则剥道成矣。李觏通过研究历史上的选举、察举、科举等选人任官制度，深知"人得择官久矣"。经过比较后，他主张"以贤举贤"的选才办法，肯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李觏一方面以历史事实说明了以贤荐贤、贱能进贤的道理，以及这种办法的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又论述了按门第、不看贤否取人任官的害处，以正反对比来进一步辩明自己主张的好处。他说：晋侯以勃鞮用赵衰，赵王以绎贤得蔺相如，皆奄人也。谓奄之贱而能进贤何也？曰：贱故能进贤，贵则疾之而已矣。古之奄给房闼使令，盖甚贱。贱则虽贤人当国何害？故进之。后之奄为帝王耳目，盖甚贵。贵则有威福玉食之罪，婞然唯恐贤者之绳己，故疾之。李觏认为，选才任人，不要论贵贱、看门第，而要看贤否、察实能，即使出身微贱，只要是贤才。干才，亦要举之、进之。那些出身高贵而行为污浊的人，由于害怕贤者、廉者进官后，而将他们绳之以法，所以非常嫉恨贤者，进而千方百计地压抑、排挤贤者。李觏以赵衰。蔺相如等人为例，说明要不怕贵者之嫉，而用贤者之才，从而使他们为国效力的道理。告诫当权者千万不能由于贵者之嫉，而遗弃人才，贻误国事。
李觏关于选才任官的一系列主张和议论，确实是深刻而有针对性的，是切中时弊的卓识伟论，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有其重要的意义，在当今亦颇有其可惜鉴之处。
① 《庆历民言·裁举》，《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7-238 页。
① 《庆历民言·远私》，《李觏集》卷二十二，第24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