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乘机灭饥国。大臣祖伊奔告纣："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今王其奈何？"纣王拒谏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深深叹息说："纣不可谏矣"①。其后，武王观兵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说："纣可伐矣。"武王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又过了两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①。一战而灭纣。春秋时，齐桓公得管仲、鲍叔、隔朋，高惺，"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②。桓公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③。战国时，燕昭王用乐毅为将，率兵伐齐，势如破竹，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城和即墨不下。燕惠王逐乐毅，齐田单施奇计，用火牛攻燕军，"遂存齐社稷"④。秦国的富强，更是得人才以兴的典型。战国之世，司马迁写了二十一个传，秦国人物就占了九个传。《商君列传》、《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九传都是记载秦之所以兴的贤才。秦孝公用商鞅，民富国强；秦惠王用张仪，连横告成；秦昭王用白起，破赵长平；范睢建远交近攻之策，南拔楚鄢郢，北困三晋，东破齐，各个击破了东方六国。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在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辅佐下，终于一统天下，北却匈奴；反之，东方六国，楚王流放屈原，地日以削，魏不用信陵君，赵杀良将李牧，导致国家速亡。当苏秦拜六国相之时，秦人不敢东出函谷关者十五年。齐王用奸佞之后胜，"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齐亦亡⑤。
楚亡汉兴，用人的得失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萧何、曹参、留侯、陈平、周勃、张耳、彭越、黥布、韩信、卢绾、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一大批贤相良将佐刘邦打天下，真是人才济济。项羽手下的贤才都跑到刘邦那边去了，剩了一个范增还不用，成了孤家寡人。
值得注意，司马迁记叙贤相良将的治平作用，总与"天"字相连。这是接受"天人相与"说影响的流露。但司马迁更重视人为而不信天命。他对项羽战败，引"天亡我"以自解的言论，直斥为"谬"，这是人们熟知的。又如写纣王一味迷信得天之助，不施善政，不用贤才，结果天命就完蛋了。看来，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以民心视天心的思想观点而作了积极的发挥。又①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赞》。
① 《史记》卷三《殷本纪》。
②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③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④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
⑤ 《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如前引《楚元王世家赞》，是发挥《中庸》的一个观点。原语是"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带有浓厚天人感应的宿命论色彩。司马迁赋以"君子用，小人退"，"贤人隐，乱臣贵"的历史内容，接过古代人们天命论的语言，改造灌注以具有唯物主义的新思想，对历史的成败盛衰提出了合理的新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司马迁赞贤才为君子，称他们的用世是国家的祯祥；斥乱臣为小人，说他们的尊贵是社会的妖孽。他一往情深地称赞屈原的崇高品德可"与日月争光"，读其赋，悲其志，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①。因为屈原忠君爱国，他同邪恶势力作了决不妥协的斗争，与人民的爱憎一致。反之，对暴虐人民的成功者，如辅秦富强而一并天下的商鞅、王翦、李斯等人，既颂其功业而贬其德行，亦是表现人民的爱憎感情。可以说这些思想是《史记》人民性之一。4.不同凡俗的德才兼备观。对人才的要求"德才兼备"，这是古今同论。贤人政治本来是儒家的传统主张，孔子论为政就说："举贤才。"②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①儒家也讲德才兼备，但强调用人以德为先。儒家之德以忠孝为本，礼义为耻，所以在实际政治中，以愚忠愚孝之人为贤才，因此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奴才而不用人才。司马迁颂扬德才兼备，但对人君更要求德，而对忠臣良将则要求才。司马迁认为人才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不求全责备。他写的许多历史人物都有缺点，甚至有恶行，并对缺点和恶行进行猛烈的抨击，但却不埋没他们的功绩。例如吴起杀妻求将，品行可谓大恶，但魏文侯却看重他的军事才能，用为西河守，秦人不敢出。又如白起杀降，陈涉诛故人，陈平盗嫂受金，他们都不是完人。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些例证，举不胜举。扬雄《法言·君子篇》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李长之先生指出，"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司马迁举称他爱的才为奇士。"②这一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司马迁对于人才，不论门第尊卑，也不管职业高下，只要是奇才，就为之立传颂扬。至于他倾心颂扬的陈涉死国，伍子胥雪耻，荆轲抗暴，游侠犯禁，这些人的奇行异趣，都是向国君、帝王挑战，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更是突破了传统愚忠愚孝的德行界限，远远地超越了时代，闪耀着民主性的光辉。
5.司马迁人才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古代的人才学研究，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春秋战国之世，列国纷争，变法图强，打破了世卿世禄的门第垄断，时势需要，各种各样人才脱颖而出。列国争相招揽人才，"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解草衣以升卿相。"③战国四公子养士，鸡鸣狗盗之徒皆得以展其所长。孔子及诸子百家开门授徒，实际是进行人才培养。儒家贤人治国的理论就是一种人才学思想。墨子也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但这些"尚贤"的主张，只是一般的理论阐述，儒家"尚贤"，着重是道德修养，严格说还不具备人才学理论。发展到汉儒，提倡以礼义防人欲，更是抹煞人才成长的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②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列传·赞》。
① 《论语》第十三《子路》。
② 《论语》第二《为政》。
③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93 页，三联书店1984 年版。
理论。但是汉武帝的功业，造就了大批人才的成长。司马迁的人才学思想，主要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总结中形成的。他继承了儒家的思想资料而大大地向前发展。司马迁哲学历史观的二元论在人才学思想上也有突出的反映。他主张人才不是天生的，是时势造成的，但又没有完全脱离天命论的色彩；他认为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发展起最后决定性的作用，却又认为得人才就能得天下，宣扬英雄史观。司马迁人才思想最杰出的成就，是论证了人才的成长需要磨炼，既强调机遇的客观条件，更重视自奋立名的主观努力。司马迁的人才思想，既通过评论，而又更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表达的，深奥之理变得十分亲切而通俗。这些都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