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卷十四下。
② 《说文通训定声》泰部第十三。
用虚妄的"谴告"说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的，恰恰利用天人相与及君权神授的学说来开脱自己的罪责，愚弄人民。董仲舒宣扬"畏天"，走向了他立意的反面，成为神学目的论者，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故他的天人相与学说得以泛滥。这一思想也给司马迁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但是，司马迁的主要思想倾向，不是讲天人交会，而是讲天人相分。他删去董仲舒"天人相与之际"这句话中"相与"二字，还要"究"它一番，这就突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司马迁"究"的方法，就是"论考之行事"，在对天象的实际观测和对人事的实际考察中，对天、人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唯物主义的见解，这才是司马迁天人观的主流。首先，司马迁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区别开来，司马迁发挥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阴阳家评论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日"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日"四时之大顺，不可矢也。"这里司马迁肯定了阴阳五行学说中对自然规律的概述，评判了"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学说。《太史公自序》还批评了"垦气之书，多杂祥，不经"。《封禅书》对秦始皇、汉武帝的迷信活动更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挪榆讽刺。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与阴阳五行学说的迷信开展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司马迁通过对实录史事的具体论述，对天道提出了质疑。《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以议论为主，是一篇示例的论传。这篇论传的中心思想是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是在揭示七十列传是讲人事活动的；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是两篇传纪性质的《本纪》，相互衬映，构成了强烈的兴亡对比。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不是天，而是人心的背向决定了事业的成败。《太史公自序》明确地指出："子羽暴虐，汉行功德"。项羽一系列的杀人屠城的倒行逆施导致了他的失败。所以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批评项羽致死不悟，怪罪"天亡我"是十分荒谬的。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进一步通过刘邦之口直接说出了天意不能支配人谋。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里最清楚明白他说明了刘邦得天下是他善于用人的结果。天意不能支配历史的变迁，同样不能支配个人的祸福。《伯夷列传》在叙述了颜回早夭后说："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这是对苍天直接发出了抗争的质问。《蒙恬列传赞》否定了蒙恬怪罪筑断地脉而遭诛屠的观点，指出他轻百姓力，助纣为虐，死有余辜。
以上两个方面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主流和精髓。
从现象上看，司马迁在天命问题上既承认，又怀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种矛盾思想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所受到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作为史官，司马迁必须对天命论这一官方哲学作出反映。他又扈从汉武帝几十年，参与了封禅、祭祀天地百神等活动，既看到了它的虚诞，同时也看到了它对于加强统治的作用，而进行记载，这就是阶级局限性。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认为三代之兴是累世积德行义而得天下，秦汉之际天于起于匹夫，古今何以有这样大的差别，他不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求得解释，只好求救于天命论来帮忙，这就是历史局限性。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处理信仰与事实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更相信事实，能够突破星占术的束缚，进而怀疑，进而修正。当他掌握了大量观测记录和详细研究了人事变化的史料之后，发现"星气之书，多杂讥祥，不经"①。他在《天官书》中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讥祥不法。"又说："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遏，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讥讽星占家"以合时应"，"因时务论其书传"，也就是阿世取容，胡说一通，甚至占起了米盐琐事，极不严肃，星占家的神圣光环被司马迁剥去，显现出光怪陆离的原形。最后，司马迁在《天官书》的结语中说："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兴衰成败，咎由自取，完全排除了夭的意志。但是司马迁仍然劝诫国君重视天人感应。他说："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攘，正下无之。"所谓"修救"，是指在上天示警后，国君改过从善，用以消除灾变。"修攘"是举行祭把仪式，祈求上天保佑，收回警告。值得注意，司马迁把"修救"、"修攘"摆在第三、第四位，而把"修德"、"修政"放在第一、第二位，也就是把人事放在第一位，把天事放在第二位。"正下无之"，指那些无视天道人事的暴虐之君，把德、政、救、禳全部置诸脑后，肆情胡为，无可救药，必遭灭亡。
总上所述，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否认有意志的"天"的存在，但是他主要的思想倾向不是深信，而是怀疑，不是顺从，而是违抗，反映在《史记》中，所表现的二元论，讲"天命"只是表面文章，强调人为才是重点。司马迁讲"天人感应"，目的是警戒国君改过自新，修德修政，作了积极的解释和运用，这方面可以看作是对董仲舒思想积极意义的继承。至于在具体地论述历史变迁和评价人物的时候，是看不到天命论的影子的。
还须指出，《天官书》中许多天象的记载只是观测记录，不讲感应。如司马迁记载了五残星、枉矢、司危、大贼星、尤之旗等等天象，大多是"记异而说不书"，即不与人事挂钩。他甚至说："大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这句话可以说是纤曲行文的示隐。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哈雷彗星周期性回归，不可能不见，但司马迁不着一字。司马迁不满秦始皇的暴政和汉武帝的多欲，却大量记载这两个时期的天象示警。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迁利用"天人感应"资料，有选择地提炼、附会，用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说明他的善恶倾向。这些地方更表现了他思想的进步性，又可以看做是他对董仲舒思想的扬弃。
① 《天人三策》，载《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