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马谈发凡"太史公书"的写作宗旨。
《史记》原题"太史公书"，表示为太史公所作之书，至东汉桓、灵之际才演变成为《史记》之名的①。司马谈官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司马谈的写作宗旨，《太史公自序》作了明显的交代。司马谈临终遗言说：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年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上述司马谈的这段遗言，可条列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谈所作述史宣言，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也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
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酝酿构思早已孕育于胸中。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就是为述史作准备。元朔七年，汉武帝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并改元为元狩元年（前122）。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文成致麟，象征天下太平。司马谈激动非凡，决定述史下限止于元狩元年，示意绝笔于获麟。所以元狩元年是司马谈正式述史之始。《太史公自序》载，"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就是司马谈的作史计划。上限起于陶唐，则是效法孔子述《尚书》起于尧。司马谈追步孔子的意识是十分鲜明的。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从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已历十二年，司马谈作史，应有相当的规模，或已成若干篇章。前已论及，《天官书》、《封禅书》皆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据昔贤今人的考论，司马谈作史达三十六篇，五体皆备，有何依据，如何评价，分层讨论于下。
2.昔贤今人对司马谈作史的考论。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有《书史记十表后》、《又书太史公自序后》两文，是最早考论司马谈作史的文字，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亦有论及。专论有顾颉刚先生的《司马谈作史》和李长之先生的《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两文。八十年代初有两位青年同志赖长扬和赵生群也写了专论①。概括上述各家考论，可以条列为六条鉴别标准，析论如次。（1）从交游上立论，"太史公曰"中所称交游凡年齿与司马迁不相及者，为司马谈作。顾颉刚据此断定《赵世家》、《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游侠》等篇为司马谈作。王国维则认为《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三传是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2）从时代上立论，叙事至文景时止者为司马谈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断定《文帝纪》、《律书》、封禅书》、《老庄申韩传》为谈作。方苞亦曰："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① 《史记》卷十《文帝纪·赞》。
① 《史记》书题名及演变，详本书第十章第二节。
（3）从思想旨趣上立论，《论六家要指》为一"试金石"，凡具有道家色彩的篇章为司马谈所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以此断定《文帝纪》、《景帝纪》、《律书》、《历书》、《天官书》、《老庄申韩传》、《日者传》等篇为司马谈作。
（4）从文字用语上立论，方苞以言"著"者归司马谈，言"作"者归司马迁，断定十二本纪为司马谈作。李长之从讳与不讳立论，凡当讳而不讳者如《晋世家》、《李斯列传》不避"谈"字讳，为司马谈作；而《赵世家》、《平原君列传》避"谈"字讳为司马迁作。
（5）从称谓上立论，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断定《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等四篇年表为司马谈作。赵生群以"余读"断定为司马谈作，因司马迁既言"余读"，自然在"司马迁作《史记》以前，就应当存在"。计有殷、周、秦、始皇等四篇本纪，陈杞、宋微子、齐太公、鲁周公、管蔡、卫康叔等六篇世家为司马谈作。
（6）从两个断限上立论，顾领刚认为《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司马迁所续。
孤立地来看这些鉴别标准都有一定理由，但综合起来研究，这些立论互相矛盾，无所适从。若将这些标准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与《史记》全书关联，可以说无一条立论能成立，试析之如下。
立论互相矛盾。顾颌刚按交游年齿立论，认为《赵世家》是司马谈的杰作；而李长之按讳与不讳立论，断定《赵世家》为司马迁所作，互相抵悟。又，顾先生按年齿交游所论六篇，《赵世家》、《游侠》两篇赞语太史公自称"吾"，《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四篇赞语皆用"余"均指司马谈；而方苞、赵生群从称谓立论以"余读"之"余"指司马迁，则与顾氏所论又互相矛盾。
以实考核，各种立论皆有所片面。以年齿论，司马迁与公孙季功、董生、平原君子、冯遂未必不相及，亦未必不可为忘年之交。以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即公元前145 年推计，平原君朱建子在文帝三年（前177）为中大夫，若时年二十，下及司马迁之生约五十年。当司马迁二十时，平原君子七十左右，青年向七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