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王韬原来是一位典型的"华尊夷卑论"者。直到1859 年迁沪十年之后他还在抱住陈旧的观点不放。这一年，他写给他的朋友、时任曾国藩幕僚的周弢甫的一封5000 多字的长信集中反映了他的保守落后思想。从这封信分析，王韬此时的保守落后思想有四个方面：
（一）将西学东渐、中外贸易等与西方侵略相提并论，反对中外相通。
王韬对西方侵略中国一事特别愤恨，信中以大量笔墨谴责了自葡萄牙占据澳门以来至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但是，象古典爱国论者一样，王韬被仇恨的情绪挡住了视线，看不清西学东渐、中外通商与西方侵略的区别所在。他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也反对中外相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有目前以为甚便而后蒙其祸者，当时以为无伤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于中国是也，西人工于贸易，素称殷富。五口输纳之货税，每岁所入下下数百万，江南军响转输，藉以接济。此海禁大开，国用以裕，一利也。西人船坚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轮舟车，便于行远，织器田具，事半功倍，说者谓苟能仿此而行，则富强可致，西情既悉，秘钥可探，亦一利也。西人学有实际，天文历算，愈出愈精，利氏几何之学，不足数也。且察地理，辨动植，治水利，讲医学，皆务析毫芒，穷其渊际。是以有识之士乐与之游，或则尊之曰西儒。中国英俊士子，诚能屏弃帖括，从事于此，未必无实用可裨，则又一利也。然识音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蠢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西人素工心计，最为桀黠。其窥伺海滨诸处，虽非利吾土地，而揣其意，几欲尽天下之利而有之??今者滨海岛壤，江汉腹地，尽设埠头，险隘之区，已于我共，猝有变故，不能控制，此诚心腹之大患也。有豪杰起，必当有以驱除之矣。"①王韬甚至利用清朝对民间聚众起义的恐惧和仇恨，以"加祸于人"的手法，把西人与中国内乱中的"贼"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强他的"夷心颇测"的观点。他说，洪杨之乱，以左道惑众，其毒源就是"粤东教会"，而"粤东教会"的始作诵者是西方传教士"洪逆之师罗孝全"。更有甚者，西方外交官和商人还与占据南京的"粤匪"暗自联络，买卖枪炮，这些都是"西人有害于中国大势之明验也"，说明他们都是"好异酿乱"之徒。①说来道去，旁征博引，王韬在这里力图要告诉人们的是：西方一切都是包藏祸心的，一切接近西方的活动，特别是通商活动是害大利小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治国之方是唤起豪杰将西方之人尽数驱除。王韬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保守的，它与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二）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反对大规模学习西学。
王韬在这封信里指出，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因此西方之学根本不适应中国，倘中国学习模仿，必然是"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他声辨说："至其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者，而我中国决不能行。请言其故。西国地小民聚，政事简易，凡有所闻易于邮递，水则有轮船，陆则有火车，万里遥隔，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则有电气通标。而中国则地大民散，政事繁剧，若仿西国月报，必至日不暇给。水之大者，海而外虽有江、淮、河、汉，而内地支流，其港甚狭，即轮船之小者犹不能驶。九州之区，半系涂泥，土松气薄，久雨则泥泞陷足，车过则倏洞窟穴。而轮车之道，必熔铁为衙，取径贵直，高者平，卑者增，遇河则填，遇山则凿，不独工费浩繁，即地利有所未能。农家播获之具，皆以机捩运转，能以一人代百十人之用，宜其有利于民。不知中国贫乏者甚多，皆藉富户以养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保不生意外之变。如令其改徙他业，或为工贾，自不为游情之民。而天地生材，数有可限，民家所用之物，亦必有时而足，其器必至雍滞不通。况中国所行水碓风篷，甚易而巧，而用者尚以为贪天之功，省己之力，或致情而生疾。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然一器之精者，几费至百余金，贫者力不能购，玩物丧志，安事此为。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韬谓此数者，即中国不行，亦不足为病。"①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部有其自身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特点。这一点王韬算是说对了。但把这种相对性的特点强调到极端，并用来作为反对中国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理由，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封建顽固派才常常操演的思想逻辑。
（三）讥笑西学，美化中学。
王韬此时虽已意识到中学在某些方面不如西学，但还没有放弃传统文人"尊己卑人"的心态，"西"字号的技艺和学说往往被他视为不够完善、不大可信或不能长久的一类事物，如他这样说："天算推步之学，中法固远不逮西法，今法固大胜于古法，以疏密之不同也。顾韬以为古法有用而今法无用。今法易时必变，而古法可以历久无弊。何则？愈新奇故也。新益求新，奇益求奇，必有以别法驾乎其上者，故今法不逾二百年必悉废矣。其间得之实测者，如日月之食，皆有一定不易之时刻。而其言彗星所行之轨道为椭圆，至有定岁，究未全验。无他，依一法以推之，言人人同，各依一法以推之，则千万人之言皆不同。而习一家之言者，遂谓此学可以泄天地之秘，探造化之原，穷阴阳之奥，吾弗信也。数者六艺之一耳，于学问中聊备一格。即使天地间尽学此法，亦何裨于身心性命之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间竟无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若夫鸟兽草木之学，其精者谓能得一骨，可知全体，得一叶可辨全株，徒闻其语，未见其人。察地理者，能干地壳中细分层累，得一物即知其时代之远近??第怪其于诸石皆可悉其等次，而独于中国研石、印石、宝石等品，瞠目不识为何物。此非天地间生成之物耶？何以通于此而不通于彼也，是其格致之学有时而穷矣。"①于此相反，王韬对"中"字号的技艺学说却极尽推崇以致美化之能事，他指责有些人以为西人来中国后"出其新法秘制，开我聪明不少"是一种不懂历史的糊涂观点。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墨子之筹守具"、"公输子之刻木鸢"、"诸葛武侯之木牛流马"、"祖冲之之千里船"、"戚继光之兵舶"等为例，反问说，中国技艺"讵不如西国之迅捷"？嘲笑西学，美化中学，表明了王韬的文化取舍态度依然在传统的窠臼内徘徊。
① 王韬：《弢园尺犊》，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与周弢甫徵君"。
（四）主张尊道贬器，以柔克刚。
王韬在这封信里虽然承认中国在"火器用于战"、"轮船用于海"和"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等三个方面有"取法"西方的需要，但指出这是"用之亦出于甚不得已耳"，是为了"用其法以制其人，壮我兵威，锄彼骄气，明其定律，破彼饰词"；"苟非西人远至中国，又何需此，岂非所益者小，而所损者大耶"。②从价值观上说，此时的王韬依然是"重道轻器论"者，他这样写道："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中国立治之极者，必推三代，文质得中，风醇民朴，人皆耻机心而贱机事。而西国所行者，皆凿破其天，近于杂霸之术，非纯王之政。其立法之大谬者有三：曰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商贾之富皆归于上，而国债动以千万汁。讼则有律师，互教两造，上下其手，曲直皆其所主。男女相悦而昏，女则见金夫不有躬，而无财之女终身无娶之者。尚势而慕利，贵壮而贱老。籍口于只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只一大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为美。夫所贵乎中国者，能以至柔克至刚，至弱克至强也。说者谓如是则西国不难驱而远之矣。则请一言以决之日：在德不在力。"①以德胜人，以柔克刚，这是儒家道德主义与老庄相对主义诡辩术的混合物。在近代民族竞争剧烈的国际背景下，它显然是一种"阿Q 理论"，除了安慰不思进取、害怕竟争的弱者灵魂外，不能带给中国任何益处。王韬此时相信此一学说，表明他这时还不理解历史进步的真正含义。
但是，十里洋场毕竟不是一如既往平静无澜的甫里乡村，西方之学、西方之物和西方之人触目皆是的新环境对他的旧观念形成了强裂的冲击和震荡。前文提到，王韬曾参与不少科学书籍的翻译。他既然逐字逐句地把这些西方科学书籍翻译过来，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其中部分的科学知识以及隐含在知识中的科学精神，而这种"接受"无疑是与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放弃"互为因果和同步进行的。
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是在华西方宗教人士的汇聚之所，在翻译西书的过程中，王韬结识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开放后的上海，这些传教士一方面以传播福音为宗旨，竭力进行所谓拯救东方灵魂的工作，有些甚至直接涉足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世俗活动，象麦都思就曾担任过英国侵略军的翻译；另一方面，他们在不违背宗教旨意的条件下也从事一些对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介绍工作。由于传教士们大多都是经过近代西方文明洗涤过的"学问之士"，其文化与科学著述无疑具有开启中国民智的作用。王韬所熟知的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合信（Benjamin Hobson）、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等在这方面都留下了值得肯定的活动记录。伟烈亚力精通数理与天文，除了与王韬合译过《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华英通商事略》等书籍以外，还与中国数学家、王韬的好友李善兰合译过《几何原本》，并有《满蒙语文典》（Manchou-TartarGrammar ）、《中国文献记略》（Notes on ChineseLiterature）等著作问世；艾约瑟除了与王韬合译的著作以外，还自译出版了《希腊罗马史》、《重学》、《光学》等书。韦廉臣是广学会的创立者之一，1855 年到185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