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后的上海是中西两大文明板块撞击的热点，也是大清王朝行政权力失落的特殊空间。这里聚集着许多中国落魄文人。这些落魄文人或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或为官场角逐的失意人。在传统封建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结构里，他们是处在最外缘的"离子"。当两大文明相遭遇的时候，他们极易在外力的撞击下脱离原来的结构而成为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美国中国近代史专家柯恩（PauI A. Cohen）在他的著作《传统与现代之间》对这一群"中间人"有过精辟描述。他说："他们大多都是儒家经典训练出来的文人，且往往具有秀才一类的头衔。西方入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把他们吸引到上海。不落俗套、行为怪辟而又不乏才华是他们的个性特征。他们的诞生象征着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口岸知识分子（ Treat3Port lntellectual）的出现。他们在中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生存，其工作在初期似乎与中国历史的主流相脱离，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他们日益显示其重要性。"①"逃儒逃墨难逃世"。飞离出去的"离子"并没有就此找到一个无忧无虑的世外桃园和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哲学。个人的不幸、国家的耻辱、东西文化认同的困惑，在他们的心灵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抑郁孤独而又牢骚满腹，愤世嫉俗而又放荡不羁。这是一群离开传统堤岸跳人陌生海洋而又一时没有找到彼岸依归的"畸零人"。
在这些"畸零人"中，王韬是不幸最多、忧愁最深的一位。其经历之惨，精神负担之重，几乎使上海时期的王韬"无复有生人之乐"。
（一）家庭多变故
1850 年夏，王韬把妻子女儿接到上海，打算以他"岁得二百金"，从此摆脱困厄。不料未及半载，妻子杨梦蘅"久劳患病"，"遽遭惨变"，不治去世。王韬与杨氏结婚刚刚三年，且离别多于相聚，迁沪后伉俪之情犹如新婚。突遇此变，王韬顿惑天昏地暗，痛不欲生。他写诗自咏道：偕隐难期白首归，长离早把青鸾跨。
院落夭风响佩环，人海茫茫永不还。
银烛窗前明昔昔，旧衣架上黯斑斑。
残灯孤馆真凄怆，回廊独立悄无语。
最怜孤鸟不成鸣，底事宵长未肯曙。
凄凉无计作悲歌，零落天涯怨更多。
妻子病故后，王韬因"顾思白头母，忧子心煮煮，更怜小弱弟，久已诗书抛"，便把老母与小弟一块接到上海同住。王韬每日辛苦劳作，"奉高堂，教弱弟"，指望家庭从此太平过活，小弟早日成人。可接下来的打击让王韬更加失望。弟弟王咨卿来沪后与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块，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整日醉生梦死，不事读书。王韬被他弄得钱囊拮据，伤透脑筋。在一封致杨醒速的信里王韬无可奈何他说："舍弟谘卿，供养烟云，已成痼癖，迩来为之赁屋一椽，聚徒三五，聊以收其放心，然犹且典研鬻书，以供片芥，①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nityP.①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悲秋曲"。
劝之不可，徒唤奈何。"②后来，王韬花尽积畜，"心力耗瘁"地为他娶了夏氏作媳妇，以期能对他有所匡正。不料又是"未及三载，遽以疾殒"。③愁郁之下，王谘卿的烟瘾愈发不可收拾，"呼吸烟霞"，"迷津难返"，未三载也溢然逝去。
如果说家人一连串的去世所带来的悲哀使王韬长年累月"如坐愁城"；那么"无后"的忧虑便在这座愁城之上又加上了一层沉重的精神黑网。王韬本来有兄弟五人，但三个哥哥均于幼年夭折，只剩他与吸烟成瘾的弟弟谘卿活至成年。王韬生有二女，次女且"生不能言"；王谘卿生有三于，但一个也未成活。从传统意义上讲，王家血脉香火自此而断。一位思想开放的现代知识分子或许对此"衰宗"局面不以为意，但对还未走出传统、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十分强烈的王韬来讲，则仿佛是人生最大的磨难，是命运对他的最大惩罚。他经常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伦理来谴责自己，闭门枯坐思过，同时诅咒命运的不公，凄凄惨惨，哀哀怨怨。在《哭舍弟谘卿》一诗中他这样叹息道：痛杀北堂母，同谁奉甘旨。三兄殇可嗟，一个弱如此。
衰宗安得振，时陨滂沦涕，只鸿迷所向，此痛何时止。①直到他后来亡命香港，还在为亲人接二连三的谢世和王氏家庭的断后状况耿耿于怀。一封写于逃亡香港一年之后的信这样写道："懒叟所虑者，尤在嗣续，已逾潘岳之年，将逼商暨之岁，膝下萧然，顾对谁供。我家七叶相传，二百三十七年，仅存三男子。从侄二人，长者清狂不慧，次者荡越绳检，不可教训，世乱家贫，年壮无室，我之所遇则又如此，呜呼，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弗可冀也已。"①甚至在他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成为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之后，他还不能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无后"一事。一封写于1881 年前后的信函这样说："言念吾宗，伤心欲绝，悠悠苍天，易此其极。王氏一支，自明崇祯至此，七叶单传，今殆绝矣。岂刑官之后，遂至不祀，而若敖之鬼，长此终馁矣。宁不痛哉！宁不哀哉！"②
（二）正统华夷观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封建时代中国的知识界被包裹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封闭甲壳里。未出甫里时的王韬也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华尊夷卑论"的维护者。
有一件小事典型地反映了王韬们这种文化价值观。大略在1848 年前后，王韬的一位朋友因家庭限入困境被迫前往上海洋人处做事。王韬获知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给这位朋友，劝他不要因为一时"身处涸辙"而失儒者之节，卖身事夷。他写道："儒者立节，不必呜高，君子持躬，务期绝俗，经权常变，惟所用焉，而独至处身之道不可不谨??夷人自议款通商以来，包藏祸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春秋责备贤者于**尤为重。仆于酒酣耳热后，能不为足下击碎唾壶，感愤位下哉！然裹足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三，"与醒逋"。
③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二，"慰舍弟谘卿悼亡"。
①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三，"哭舍弟谘卿"。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六，"寄吴中杨醒逋"。
②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一，"与杨醒逋明经"。
不入者，保身之哲也，决心舍去者，果断之士也；事机犹可转目，昔非何必今不是，翩然辞去，鼓掉而西，弹长铁以归来，谢知音干海上，尚不失为佳士耳。若复羁栖异地，沦落青拎，以垂暮之年，蹈不测之域，不独知者为之兴叹，即己之心何以安？"①字里行间饱醮着对西方"夷人"及与之共事的"士林败类"的鄙夷不屑之情。
十九世纪中叶时代的变化也把王韬自己抛到了上海这个听谓的"腥膻之地"。在与西方人士的接触之中，他逐渐体察到西方文明和西方人士的优异之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在日记中就曾多次赞赏合信、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西人聪明好学以及对他的生活关照。
但是，王韬仍没有全部放弃他的旧观念。封建传统文化早年所赋予他的文化价值观依然牢固地存在。尽管后来王韬成名后曾说他在上海时与外人"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上海时期，特别是1859 年以前的王韬仍然是一个"华尊夷卑论"的笃信者。他的思想变化远远落在他的生活变化之后。与西方人士朝夕相处被他看成是"日与异类为伍"，是"耻莫大焉"，"害莫大焉"。一封写于1858 年的致舅舅朱雪泉的信这样写道：自来海上，绵历岁序??托迹侏，薰莸殊臭。
传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饮食者欲，固不相通，动作语言，尤所当慎??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此邦氛浊之场，肩毂摩击，腥膻萃附，鸦雀之声，喧訇通衢，金银之气，熏约白日。聆于耳者，异方之乐，接于目者，犹杂之形。②这里，没有一丝"雅称契合"之意，而传统士人那种"华尊夷卑"的潜意识却暴露无遗。在另一封致密友的信中，他以更直接明了的语言谈论"夷性乖张"和"夷夏大防"。此信引述了《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词滥调后指出，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因此，宜严加防范。
即使不能将其驱逐，至少也得格绝中外。王韬断言，"中国英俊士子"不顾"中外异治"，尊西人为"西儒"，"乐与之游"，将会"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长此以往，"华风势将浸成夷俗，名教大坏"。①在王韬心目中，夷人夷俗是如此的可鄙可恶且可惧，而作为"华人"的他又不得不为了向其学习和谋求生计与其周旋，王韬确实陷入了痛苦的精神炼狱。在他与传教士一块工作了一天之后，他常常独伴孤灯，以负罪的心情审视自己的行为，谴责自己"逐臭海滨"，"败坏名教"，后悔自己饥不择食，"误陷腥坛"。②从赴沪之初直到1859 年左右，他的这种惜也痛哉的对自我丢失的忏悔，充满了他的书信和日记。 1850 年秋，他在给弟弟王谘卿的信中自责并责人地写到：我自去岁抄秋至此，今已又及秋矣，时物一周，不禁触目生感。呜呼，人生如白驹过隙，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一，"与友人"。
① 《弢园尺牍》与《王韬日记》均收此信，略有导处，此据《王韬日记》，第81 页。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二，"再寄孙惕庵"。
诚不知老之将至。贫贱何足耻，富贵不可求，但当安吾贞守吾素而已，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①此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