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道学家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所谓"道统"论，他们自认为是这个"道统"的嫡传。叶适批评道学，自然不能放过这个要害问题。
（一）何谓"道统"论
所谓"道统"之说，倒不是两宋道学家的发明，最早提出"道统"说的，是唐代思想家韩愈。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是所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丘、盂轲一脉相传的"道统"，而韩愈又自以为是接绪孟轲的。两宋道学家接过韩愈的"道统"说，并加以发展；但他们甩开了韩愈本人，而认为道学家才接绪孟轲的千载不传之"道统"。而且"道统"二字也是道学家才开始使用的。如朱熹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尧之所以授舜也，??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相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按指孔丘），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按指《中庸》），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朱熹所列"道统"相传谱系，与韩愈大体相同，所异之处，在孔丘之前，加进了皋陶、伊尹、傅说、召公，这还不怎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下面两点：一是在孔丘和孟轲之间，加进了曾参和子思，朱熹虽说孔丘时，颜回和曾参"得传其宗"，但颜回早天，无传，因此"曾子独得其传"（《宋史·道学传》）；二是"续夫千载不传之绪"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二人。这个说法，是从程颐为其兄写的《明道先生墓表》中来的。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
朱熹本于此，作《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明确宋代"道统"谱系，以二程为核心，上推及其师友周敦颐、邵雍、张载，下接其门人弟子，为了使曾参、子思加入"道统"能自圆其说，从二程到朱熹都特别推崇《大学》和《中庸》，分别把二者说成是曾参、子思所作，并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这样一来，既有传人，又有著作，从孔丘到孟轲的传承关系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了。
这个"道统"论可以说是两宋道学家的一大特色，不可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学术上的一般继承关系，它具有封闭性、神秘性、自大性和排它性的特征。
"道统"论所编造的是一种一线单传的自我封闭系统；它牵强附会，在实际上缺乏联系的地方，以主观臆断的方法，用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实际的关系，因此是神秘的；它以学术上的正统自居，狂妄地断言唯我独得"道"之真传；它排斥一切异己的学派，在北宋，它排斥"新学"、"蜀学"，在南宋，它排斥陆学和永嘉、永康之学。叶适说："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日：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答吴明辅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
这是对道学的批评，尤其是对"道统"论的批评。在道学的思想体系中，"道统"论是最没有道理的。因此，叶适着重批评了道学家的"道统"论。
大体说来，叶适并不否认从尧到孔丘所传的"一贯之道"，也就是道学家所说"道统"的前半部分的承接关系；他也并不否定从曾参到子思，再到孟轲，以至到两宋道学家这一传承关系；他所否定的，是曾参对孔丘的承接关系，从这个关键部位，把道学家所谓的"道统"拦腰截断。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道统"的后半部分，背离了前一系统的根本之"道"，从而认为两宋道学其实并没有继承从尧到孔丘之"道"。
（二）对"曾子独得其（孔子）传"说的批评
两宋道学家认为曾参独受孔丘亲传之道，然后又传之于人，叶适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于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卷十三）
这是很有道理的。叶适从三个方面分别说明这个论述。
第一，后世学者（包括道学家）认为曾参亲得孔丘所传之道，是根据孔丘对曾参的"一以贯之"①的教诲；而叶适认为，曾参并没有领会和掌握孔丘所传之道。他说："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者"（同上），而曾参自己对此的理解与"一贯"的本意并不相合。
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已，恕以及人，虽日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同上）
叶适又举出孔丘与子贡（端木赐）关于"一以贯之"的对话①来进行比较，认为"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己；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同上）"曾子徒唯而子贡疑之"（卷四十四）；子贡还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叶适认为，"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卷十三）为什么说"大迷"呢？
因为曾参以"忠恕"说"一贯"，从"尽己"出发，推及于人，所指偏狭，与"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相去甚远，"故余以为'一贯'之语（曾参）
虽'唯'而不悟也。"（卷八）而宋代的道学家抓住孔丘对曾参说"一贯"来大做文章，以证明曾参"独得"孔丘之传。对此，叶适批评说：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卷十三）
总之，叶适认为，对孔丘对曾参所说"吾道一以贯之"的话的意义不应过分夸大；而且曾参以"忠恕"来说"一贯"并不符合孔丘的本意。因此，说曾参独得孔丘所传之道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道学家认为曾参"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是根据《论语》中"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①一章。叶适认为，此章所录曾参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的话，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已）与未克，归（仁）与未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同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①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①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
上）
对曾参的话，程颐解释说，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尹燉解释说："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细，则有司存焉。"朱熹说，此三事"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若夫笾豆之事，器数之末，道之全体固无不该，然其分则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以上皆引自《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四）可见曾参是重修身而忽略其所贱的器物的。道学家们非常推崇这种思想，而叶适不以为然，认为曾参所说，又与"一贯"之指不合。叶适说："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卷四十九）这篇向孟敬子"传道"的话，是曾参在临终时说的，"曾子没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不可也。"（卷十三）
第三，叶适不但否定了认为曾参"独得孔子之道而传之"的两个具体根据，还一般地否定了曾参独得孔丘之传。叶适指出，孔丘曾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列举了颜回以下十人，其中无曾参，却说过"参也鲁"（《论语·先进》）。如果说"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孔丘死后曾参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卷四十九）。叶适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传也；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而曾参与此不同，他并未有"书"和"言"可考、可知，以证明他独得孔丘之道而传。"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