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入仕途
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 年），叶适二十九岁，是年四月，赐进士及第出身四百十七人，叶适为第二名，授职平江节度推官。平江军属两浙西路，在苏州。节度推官是从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当时进士甲科授官的起点。叶适赴任不久，即逢母丧，丁忧在家。
叶母杜氏从乾道八年（公元1172 年）开始得异疾，卧病七年。到淳熙五年春，一天，忽然能下地行走，如平常人一般。亲戚子侄交相庆，而叶适正好中进士归省。大家都以为从此病就好转了。然而，到了六月，病复发，不可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叶适居家守制，以读书、研究学问为主，与学者交游也不少。在守制期间，写成《制科进卷》九卷，刊行于世。当时永嘉学者都相继归来：郑伯熊景望由知宁国府秩满归永嘉，陈傅良君举由福州通判被劾罢归，徐元德居厚由绍兴府推官罢去，徐谊丁忧在家，戴溪肖望未得官。叶适有条件与他们叙友情，切磋学问。淳熙七年（公元1180 年）秋七月，陈亮由永康到永嘉，与陈傅良、叶适、郑景望、景元、蔡幼学、徐元德、陈谦、戴溪、徐谊诸子相聚论学，永嘉诸子盛情款待，交游盛欢。陈亮别时，作词《南乡子》一首以致谢：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
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骡万斛舟？
去去几时休？
犹自潮来更上头。
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
（《陈亮集》卷三十九）"醉墨淋漓"形容永嘉诸友饯别陈亮时饮酒赋诗的情景。
淳熙八年（公元1181 年），叶适三十二岁，守制已满，改授武昌军节度推宫。武昌军在鄂州（今湖北省鄂州市），属荆湖北路。叶适溯江西上，到鄂州仍任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州县卑亢之官"（《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公务虽杂，但还有闲暇时间来研究学问。
这年六月，少师史浩向皇帝荐薛叔似、杨简、陆九渊、陈谦、叶适、袁燮、赵善誉等十六人，孝宗下诏并赴都堂审察。（《宋史·孝宗本纪》）审察的结果，叶适也在"升擢之数"。叶适得知后，一面具公状申省，一面给宰相赵雄写信，力辞升擢之召。理由是："某幕僚得试吏之勤，待次有为学之暇，可以自守其义，而无负朝廷器使之意，则相公不必责之当至也。"（《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当然是对宰相说的客气话，其实，当时的地方低级官员也并不是那样轻松的。"凡人为官，稍可以纤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苏老泉先生全集》卷十三）叶适这次有机会计擢而不应召，是因为考虑到"可辞而不辞，别人必以为冒"（《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为了避免冒进之嫌，宁肯忍受幕僚之劳苦。
约淳熙十年（公元1183 年），改授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浙西提刑置司苏州，干办公事为其幕僚。由于当时叶适颇有名望，因此吴、越等地的知识分子慕名而去问学、探讨时政和学术的人很多，其中常随叶适的有吴人孟猷（字良甫）、孟导（字达甫）兄弟，周南（字南仲），绍兴人宋驹（字厩父），商河人孔元忠（字复君），吴人滕宬（字季度），饶州（今江西上饶市）王大受（字宗可）等。
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 年），叶适被召，"自姑苏入都"（《水心别集》卷十五），授职太学正。这虽是正九品（低于原任幕职品级）的小官，但已改为京官，以后升迁较快，不久就改为大学博士（从八品）。
叶适这次入都改任京官，是出于宰相王淮的推荐①。在此之前，陈亮致信王淮，竭力保举叶适。其中说：亮向尝言叶适之文学与其为人，此众所共知，丞相亦尝首肯之矣。此人极有思虑，又心事和平，不肯随时翻覆，既有时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于格例极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将有为报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随例文候于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余两月，丞相若干半月间那辍一差遣与之，徐议拔摧，亦无不可。薛叔似文学虽不及适，然识虑精密，心事和平，盖亦不减。向因面对，上亦意其可用。丞相盖已将顺上意矣。若并收此人，更与一迁，而适代之，上必不以为难。是丞相一举而得两士，亦足以厌满天下之公论。亮当以五十口保任其终始可信也。（《与王季海丞相》，《陈亮集》卷二十七）这个建议很具体：将薛叔似升迁，而以叶适代之。薛由太学录升至太常博士，叶适为太学正（太学正、录皆为正九品），大概就在此时。这在王淮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陈亮在淳熙十一年冤案出狱后，曾致王淮一信（《谢王丞相启》，《陈亮集》卷二十七），表示感谢，彼此皆有好感，王淮也会给陈亮这个面子的。
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陈亮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正则学识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又乙已春书之一》，《陈亮集》卷二十八）而朱熹的看法，则与陈亮不同，他说：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甚答得，前日有便，已写下而复遗之，今以附纳，幸为致之。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俱卒乍未能得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耳。（《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由此可见，此时叶适的观点同朱熹的分歧已很显然。谨记此点，对了解后面叶适为朱熹辩护的意义，会很有帮助。
这年陈亮在老家起新屋数间，其中有三间柏屋，名"抱膝"，请叶适、陈傅良、朱熹等人作诗。叶适作《抱膝吟》二首，陈傅良作一百。叶适之吟如下：昔人但抱膝，将军拥和銮；徒知许国易，未信藏身难；功虽愆岁晚，誉已塞世间。
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长叹；儒书所不传，群士欲焚删；讥诃致囚箠，一饭不得安。
① 《宋史》本传有"参知政事龚茂良荐之，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的记载，有关叶适的著述多所引用，实误。按龚茂良于淳熙元年任参知政事，淳熙四年六月罢。叶适到淳熙五年才考中进士，是年龚茂良卒于英州贬所。故这次叶适改官，推荐者不可能是龚茂良，而是王淮。第一，淳熙八年史浩荐叶适等16 人时，王淮已是枢密使，奉诏都堂审察，王淮当与其事；第二，是由于陈亮向王淮作了荐举。
珠玉无先容。松柏有后艰。
内窥深深息，仰视冥冥翰；勿要两髀消，且令四体胖。
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我欲终言之，复恐来噂沓。
培风鹏未高，弱水海不纳。
区夫负独志，经丈考离合；手捩二千年，柔条起衰飒。
念烈傥天回，意大须事匝；偶然不施用，甘尽斋中榻。
宁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随侯珠，弹射坠埃。
（《水心文集》卷六）
陈亮曾将叶适和陈傅良的《抱膝》诗寄朱熹，朱熹回信评论说："二公诗皆甚高，而正则摹写尤工，卒章致意尤笃，令人叹息。"（《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叶适从姑苏入都时，曾准备了奏稿凡四十余篇，以应皇帝召对，但未得机会。到了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 年）才有机会上殿轮对。叶适向孝宗皇帝进言道：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
??方今之虑，正以我自有所谓难，我自有所谓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谓难，而不知变其难以从其易；我自有所谓不可，而不知变其不可以从其可。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常愿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虏，而暂安于东南。臣以为此今日之大患，所当先论者也。
接着叶适分别分析了所谓四难变和五不可："国是难变，议论难变，人材难变，法度难变，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动，财多而乏不可动，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动，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动，不用贤而用资格不可动。"其中国是难变一条中，叶适特别批评了"重誓约，畏先事，以金币啖虏，本景德（宋真宗年号）以来立国之素规"，直到"绍兴既和，则细损不较；册命行于至尊，陪隶施于宰辅"的"屈意损威以求和好"的国策，指出"置不戴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既已久矣"。在议论难变一条中，叶适批评了当时议论混乱的状况："小人之论如彼，君子之论如此。陛下欲询众谋，则流言成市，互为废兴；若断以独志，则虑之不尽，事难轻发。"在论述人材难变一条时，叶适尖锐地指出："当艰难鼎峙之时，岂无杰材异禀，克就勋绩者乎？今环视诸臣，前者后者，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议论者谁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在法度难变一条中，叶适批评了"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的偏颇，"陛下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力之地"。在五不可动中，"今营、屯、厢、禁，见卒至六十万，群校贵将，廪禄无算，外虚州县，内困朝廷，盖兵以多而遂至于弱矣"。南宋苛捐杂税繁多，人民负担沉重，困苦特甚，"岁入于官者八千万缗，而支费常不足，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叶适接着提出了"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所以举大事"的变革主张。
他建议："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大义既立，则国是之难者先变矣；陛下之国是变，则士大夫议论之难亦变矣；群臣之在内者进而问之，在外者举而问之，其任是事者亲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远之，则人材之难亦变矣。"四难既变，"则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后裕也"，如此等等。只要进行一番改革，"期年必变，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报，故疆之半必复，不越此矣。"（以上引文均见《上殿札子》，《水心别集》卷十五）
显然，叶适在多年的幕僚生涯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都有比较深入的考察，因此这个奏札论事皆能切中时弊，所提建议也较切合实际，因此能够打动孝宗这个有志于恢复的皇帝的心。孝宗看了这个奏札，"惨然久之"（见《宋史》本传）。在此之后，叶适改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
然后，叶适又上书丞相，荐举"近岁海内方闻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强，可以卓然当国家之用者"，凡三十四人。有：陈傅良、刘清之、勾昌泰、祝环、石斗文、陆九渊、沈焕、王谦、丰谊、章颖、陈损之、郑伯英、黄艾、王叔简、马大同、吕祖俭、石宗昭、范仲黼、徐谊、杨简、潘景宪、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楠、游九言、吴镒、项安世、刘燴、舒璘、林鼐、袁謇、廖德明。（《上执政荐士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宋史》本传）。
叶适的这些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较大。如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就曾赞赏说："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
在叶适的文章中，《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是一篇颇具特色的辩论文。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是南宋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两派在学术观点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为什么在兵部侍郎林栗弹劾朱熹时，叶适要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呢？叶适为朱熹辩护有什么意义呢？这首先要从这篇辩护状本身的内容上分析起。
《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朱熹被任命为兵部郎官后，因脚疾而未供职，林栗因此而给朱熹定以罪名，要求停罢朱熹所作的辩护。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据实力争，仗义执言，驳斥林栗对朱熹指斥的"不实"，从而证明朱熹无罪。另一部分是针对林栗指责朱熹"本无学术"，以朱熹聚徒讲学为"乱"，以"道学"为罪，所作的批驳。
在这个问题上，叶适不但为朱熹辩护，而且对以"道学"为罪这种做法的后果作了论述，其意义超出了为朱熹辩护本身。
叶适向孝宗皇帝说明了他上书为朱熹辩护的原因。他说："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徒溷宸虑哉！盖见大臣以下，畏栗凶焰，莫敢明辨，积在厉阶，将害大体尔。"林栗官职比叶适高，在朝中相当有势力，连大臣都怕他，叶适以一个太常博士的小官，敢于挺身而出与之相抗，这种精神是可嘉的。
叶适在反驳林栗指责朱熹"本无学术"时，明确指出其不实："使熹果无学术欤？人何用仰之？果有学术欤？其相与从之者，非欲强自标目以劝人为忠为孝者，乃所以为人材计，为国家计也。"叶适指出贬斥朱熹"本无学术"之不实，所说极是。即使是从今天看来，朱熹也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学识渊博的学问家，他所集其大成的道学思想，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可备一家之言；叶适作为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在学术观点上是同朱熹根本对立的，他同朱熹在观点上的对立，是一种学术观点同另一种学术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以互相承认其学术价值为前提，而林栗全盘否定朱熹，贬斥朱熹根本"无学术"，叶适不能容忍这种贬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贬斥根本不符合事实，是从偏见出发的。叶适指出，朱熹授徒论学，有那么多人"相与从之"，正说明朱熹并非"本无学术"，而是有学术的。叶适从封建国家的立场来看，认为朱熹聚徒讲学，是"为人材计，为国家计"，是对国家有利的。
林栗指责朱熹"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这个政治帽子扣得很大，叶适不能不予以反驳。他说："臣闻朝廷开学校，建儒官，公教育于上，士子辟家塾，隆师友，私淑支持于下，自古而然矣。"叶适这里实际上概括地追述了我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史：既有由国子监、太学，直至州、县学的官学系统，又有士人（知识分子）私人聚徒讲学的私学系统。而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开私人讲学风气之先的，正是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官学和私学两个系统并存，是我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传统，"自古而然矣"。特别是有宋一代，士子私人讲学之风特盛，书院林立（书院大部是私人所办，有的是私办官助），为学术繁荣的一大标志。到了南宋，不但朱熹讲学于闽赣湖湘等地，还有陆九渊兄弟讲学于江西，张栻讲学于湖湘，陈亮讲学于永康，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讲学于永嘉，可谓一时之盛。这是"自古而然"的私人讲学传统在南宋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是"乱人之首"。相反，只有在奸臣当道的情况下，才要破坏这种学术、教育发展的正常状况。如"蔡京用事，讳习元祐学术，曾有不得为师之禁"。
这是不正常的，这种做法已经受到了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