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国博览会大厦高耸入云，辉煌夺目，它象征着大英帝国的强盛与女王的威仪。
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60年代，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经济危机影响，英国国内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逐渐高涨，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也日趋激烈，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成为一种理想与时尚，梅尔本勋爵的随意与放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体现。这一切对于王室**的牴牾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奇怪的是，事实上这一时期英国王室的地位却仍旧岿然不动，甚至在乔治三世、四世手里逐渐丧失的君王的权力在维多利亚手里还有所恢复。
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英帝国主义成功地把这种经济危机转嫁给了各殖民地（这一时期英帝主义的坚舰利炮就开到了我国东南沿海），使国内所受影响不大，并很快重新走向稳定和繁荣，从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各种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以王室为代表的贵族也认识到了时代潮流的巨大变化与不可抗拒，即使是顽固的保守派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着顽强的抵抗，因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并未进一步激化，贵族仍旧掌握着主动权。据统计，从1832年到1867年间的每一位首相除比尔外都是出身贵族，其阁僚也大都如此，人们对贵族与王室的地位与权力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特别是，随着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日益扩大，辽阔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复杂的经济成分，也使英国人渴望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他们把这种精神象征的希望寄托在地位至尊的王室身上，对王室的美好期待、为王权的巩固带来的极好的机会。
当然还应该归功于阿尔伯特，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对阿尔伯特的高度信任，正是夫妻俩人的联袂表演，使女王的形象日益高大，女王的威仪震撼四海。
一切还得从阿尔伯特说起。
正如预料的那样，托利党人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罗伯特·比尔勋爵做了英国的首相。由于在此之前在内侍问题谈判中阿尔伯特与比尔勋爵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得比尔对阿尔伯特的印象非常之好，他也一直想寻找一切机会促使阿尔伯特尽快地踏入政治生活。
当时国家正准备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负责联合王国的美术事业。比尔看中了阿尔伯特，他早就对阿尔伯特的艺术才能有所耳闻，而阿尔伯特身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近似男高音歌唱家的艺术气质也使他暗暗折服。他请阿尔伯特来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而这工作也的确合乎阿尔伯特的口味，他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秩序的追求，对于交结文化名流——当然是密切而又矜持的交结的热情，都使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阿尔伯特用他那德国人的特有的、严密的、果断的腔调说：“我们首先得将各个项目分成不同的‘范畴’来考虑。”
“范畴？”委员们瞪大了疑惑的眼睛。是的，这个对阿尔伯特来说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哲学词汇，却令其他委员们感到极其的不适。热情浪漫而富于想象的英国人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个来自长于严密思辨的德意志民族的小伙子把一个形而上学的玄乎的哲学词汇用在艺术上。这的确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阿尔伯特把日耳曼人的思维模式带到英伦大地，必然要与这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思维发生巨大的冲突与较量，这在阿尔伯特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仍将不时的凸现出来。
好在阿尔伯特不是个外行。他对于美术方面的非凡的专业知识使得委员们的不适很快就消散了。关于新建筑的四壁的装饰物，那些壁画是否要带有道德色彩，委员们发生了分歧。“应该，完全应该包含着高尚的道德内容。”阿尔伯特十分肯定地说，“尽管很多人对于这些作品只不过是走马观花，但画家可不能由此而忘了还有别人会以更深邃的目光来鉴赏他们”，这番议论使委员们大为折服。
阿尔伯特的出色表现使他在英国上流社会，在那些傲慢的绅士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他在紧接着的一项更为复杂艰巨的工作中——改革王室内部组织的巨大成功更为自己也为女王赢得了面子，树立了威信。多年来，王宫内一片混乱，不成体统。各种勾心斗的，相互间的扯皮敌视，各种淫糜与懒散充斥王宫。这样一种混乱由来已久，即便是那个看来手腕非常的莱恩男爵夫人也无从进行改革。现在她的权柄掌握在阿尔伯特的手里，阿尔伯特带着德国人的那种严谨与自信勇敢地向这道难题宣战。他首先要斯托克玛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细心调查并写出了一份缜密的备忘录。这份详尽而严密的备忘录表明，皇帝的管理权，以最莫名其妙的方式被几个主管分割，而这几个主管却彼此独立，各自拥有界限模糊又变化不定的权力，他们互不负责，也互不协作，却又没有一种力量能限制他们，特别是大管家和宫廷大臣，这两位品衔高势力大的贵族高傲自私，互不买账，在白金汉宫，宫廷大臣管辖着除厨房、储藏室和食品室之外的所有房间，而厨房、储藏室和食品室则归大管家管。而至于宫外的一切则由园林处负责。他们之间的不合作常常导致这样一些啼笑皆非的事实：当宫廷大臣或大管家的下属擦窗子的里面时，外面却要园林处的人去擦了。
众多的役从的管理也同样过于分散，女管家、僮仆和侍女归宫廷大臣统辖；厨房司务、厨师、搬运工则隶属于大管家；而听差、门卫却卖命于厩长。只要是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役从不管他在干什么谁也视而不见，懒管闲事。这样互相怂恿，仆俑中纪律相当涣散，偌大的宫室，那么多的仆俑却常常连一个影子也见不到。他们想跑开多久就跑开多久，甚至躲到一边睡大觉去了。而女王陛下的宾客们却常常无人领他们到安排的房间里去，以至于在迂回曲折的长廊里迷了路，到处乱撞。有一次，女王发现餐厅里的壁炉里从不点火，她询问原因，回答是：“大管家管置架，宫廷大臣管点火。”
这样一种管理上的混乱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糜费、奢侈和贪污。在宫中有条规矩，凡点过一次的蜡烛就不再使用，但剩下的蜡烛如何处置？都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清楚。有一次阿尔伯特在清点账目时，对一笔用于“红房子酒”的35先令的细账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清：乔治三世时，在温莎堡曾有一所挂红帘的警卫室，警卫每天可得到5先令的酒钱。如今这支卫队早已撤销，但酒钱却仍在支付，一个只挂了个膳食官助理闲职而什么事也没管的士官得到了这笔开支。
有一件丑闻在当时英国各大报纸上披露，一个叫做琼斯的17岁少年一次又一次地混入看起来戒备森严的幽深的皇宫，有时是装扮成一个扫烟囱的役从混入其中，有时他干脆便攀越围墙，钻过忘了关起来的窗子得以进宫。有一次他在宫中整整待了三天，据他说，他躲在不同的床下，坐过了御座，模仿着国王的训斥与宣诵。看到了女王并听到了公主的哭声，还自己设法搞到了汤和其他食物。最后他躲在女王隔壁的卧室里的一张大沙发的底部，仍旧无人发现，直到他感到了无聊，故意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声，最后才被发现并从沙发底部被拖了出来。令人吃惊的是，就是这个琼斯在后来又好几次溜进了白金汉宫继续那些恶作剧。
琼斯并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他是一个普通少年，一个普通裁缝的儿子，只不过是好出风头罢了。
琼斯事件把皇宫的混乱无序暴露无遗。
艰苦的调查之后，阿尔伯特开始行动。他解除了那些互相扯皮的主管而将权力集中到总务长一个人手里，由他本人负责统一管理。除去了多余的人员，整治了松弛的纪律，侍从们人人各司其职。开支也大大地节省了，多年庞杂淤积的弊端荡涤殆尽，各种丑闻也被杜绝，那个红房子士官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薪俸，要么担负起膳食官助手的职责。
很快，皇室的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正贤明，井然有序。多年的积习在阿尔伯特手里一扫而清，看到这一切，维多利亚也感到了特别的轻松与惬意。
使女王尤为兴奋的是，不仅是美满的婚姻，不仅是皇室的清明肃整，而是她看到她的大英帝国势力越来越强大，对外扩张中胜利的捷报不断地传来，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几乎是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展示了她的大英帝国的影响和力量。甚至从1840年开始，她的坚船利炮已挺进了那个当时在全世界最大也号称最为强盛的东方大清帝国，并于1842年迫使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家签署了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她的帝国号称是日不落帝国，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她为一种帝王至尊的荣誉与威仪所沉醉。
阿尔伯特决心把女王的这种荣誉与威仪用一种奇特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变得可感可触。在阿尔伯特看来，最好的形式便是在英国召开一次万国博览会。自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在世界工业制造方面一直占着领先地位，各种新的发明创造令人振奋，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克隆普顿的骡机、卡特莱特的水力织布机、瓦特的蒸汽机，特别是19世纪刚由史蒂芬孙发明的火车，令英国人自豪不已。按阿尔伯特的计划，万国博览会不仅展示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成就，它还将包罗全世界各国在原材料生产、机械制造、机械设计、厂家制作以及在应用与造型艺术中各种先进的最有价值的生产样品。他感到，这样庞大的工作只有他的“日不落帝国”才能做到，他们的殖民地遍布全球，他们完全可以搜刮到这些最有价值的样品。万国博览会也可以看作是英帝国主义殖民“成绩”的大展览。阿尔伯特深信这一定能使一贯热衷于殖民政策的维多利亚女王陶醉不已。
展览的场地——博览会大厦应该是巍峨气派、豪华，这样才能真正显示出帝国及帝王的威仪。阿尔伯特把地址选在了著名的海德公园，他又从238种方案中选择了一种由著名的巨型花房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大厦设计方案。
大厦的建筑遇到了资金不足与反对者的严重干扰等诸多阻力，反对者们大肆喧嚣，宣称博览会将成为全英国的暴徒和全欧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聚集地，而在它的开幕之日，肯定将有一场骚动甚至可能是一场革命。他们甚至断言这个玻璃大厦的玻璃顶是有气孔的，而5000万只麻雀的粪便将从气孔中落下把所有的展品弄得一塌糊涂。激怒的新教徒诅咒博览会是一项狂妄的邪恶工程，它将招致上帝对全民族的惩罚，一位上校在国会辩论时祈祷上苍将冰雹与雷电轰向这可恶的玻璃大厦……阿尔伯特却不为所动，顶住一切压力，他夜以继日的工作，筹措资金，视察工程进程，主持公众集会，发表演说，与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保持联系，以收集最新工业样品，他不断地失眠，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朝着自己的目标推进的步伐一刻也没有放松。
1851年5月1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首届万国博览会在欢欣鼓舞和万民欢呼的气氛中开幕了，女王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并为此剪了彩。博览会玻璃大厦高耸矗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令成千上万的人民激动不已，就连最怨恨的嘲笑者也为如此巨大巍峨的工程所折服，加入到赞美大合唱的行列。这座耀眼夺目的大厦不仅是博览会的象征，也是维多利亚统治下强盛的大英帝国的象征，也是维多利亚本人作为帝国国王威仪的象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英帝国主义殖民罪恶的象征。因为英帝国主义的强盛是建立在对本国无产阶级压榨特别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剥削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除了它当时在技术上比别的国家的先进因素之外，对庞大的殖民地的残酷掠夺，是构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相对稳固的重要基础。因此，当维多利亚女王笑逐颜开之日正是殖民地人民呻吟之时。但傲慢而自尊、虚荣的维多利亚做梦也不会去做这样的比较。现在，她只看到各国的国旗在和风中轻拂飘扬，玻璃喷水池吐出一朵朵雪白的花朵；德高望重的威灵顿公爵颤颤巍巍地走来，从乔治三世到现在，他经历了多少稀奇的世事，参与过多少次盛大聚会，却从来未曾见如此气派的场面；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失去了平日的肃穆，他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平稳的祈祷今天也变得飘忽不定。紧接着600张欢乐的嘴齐声高唱《阿里路亚》。展览会举行了整整六个月，六个月里，吸引了600万以上的参观者，创下了16.5万镑的利润，整整六个月，全英国都沉浸在一种狂热的忘我之境中，人们不仅看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之伟大，更感到了帝国的强盛与辉煌。女王夫妇此间在英格兰北部做了一次凯旋式的旅行，就连远在海峡对岸的巴黎，也为博览会委员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女王激动地写道：
5月1日是我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是有史以来最美丽、最庄严、最动人的景观，是我心爱的阿尔伯特的成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自豪的一天，我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阿尔伯特的美名将随着这项伟大的业绩而流芳百世，他自己的，和我自己的亲爱的国家亦显出无愧于此，这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朕感谢上苍赐许朕与一位如此伟大、如此高尚、如此杰出的王子结合，今年将永远是朕一生中最自豪最幸福的一年。博览会的闭幕日，正是朕同王子订婚12周年，这真是一次奇异的巧合。
二、女王夫妇再也不能容忍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态度，就把他挥到了一边。
正当阿尔伯特时来运转因为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的成功而使他在处理国家事物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之际，也正当女王陶醉在丈夫为她所带来的种种荣耀之际，有一位大臣却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处处与他们作对。
这个人便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
在帕麦斯顿眼里，阿尔伯特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异国青年，他出人头地的惟一理由是他碰巧娶了英国女王，帕麦斯顿瞧不起这位青年，那种过于拘谨的样子，他没有一点英国人的浪漫与激情，他甚至不会社交，尽管他纵马打猎的非凡身手使帕麦斯顿暗暗惊讶这位冷静理智的青年居然还有这一手，但他很快让那些富于幻想的浪漫的英国人大感失望，他曾不止一次的表示，他不过将骑马当作一种锻炼或是交通上的便利，而决不是一种游戏。这使得帕麦斯顿的鄙夷更进一层。
与阿尔伯特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干任何事情靠的是直觉本能，而不是理智，是热情、冒险而不是冷静、稳重。有一件事典型地体现着帕麦斯顿的气质。有一天他从奥斯本回来的时候，由于他一贯不遵守时间而误了回伦敦的火车。他指令开一趟专列，但是站长十分为难地告诉他当天那个时刻在此线路上安排专列是极其危险的，帕麦斯顿固执己见，声言他必须立即赶到伦敦有要事要办，刻不容缓。站长在全体职工的支持下坚持反对意见，他说铁路局可负不起责任。
“责任？我来负。”帕麦斯顿以一副傲慢专横的口气说道。
站长下令加开专列，外交大臣一路无事，准时赶到伦敦办事。他的冒险又一次成功。
即便是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帕麦斯顿也往往体现出他的随意与冒险。他傲慢专横、惟我独尊，根本就不把女王放在眼里。
早在10年前，即1840年前后，在东方的中国，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使英国人颜大失，一批鸦片贩子及其他与侵华利益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狂势叫嚣要用大炮来对付中国，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作为殖民主义政策的忠实拥趸，此时显得异常活跃，他曾宣称：对中国的惟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的以免节外生枝，在他的鼓吹与策动下，与内阁一道竟然未向女王奏准便组织了一支舰船48艘，大炮540门，士兵4000人的“东方远征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虽然战争的最后结果——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使女王尝尽了作为殖民帝国君王的体面与威仪，但帕麦斯顿的先斩后奏、无视女王的行径使得年轻气盛的女王暗感不满。
而帕麦斯顿却得寸进尺。
当他于1846年接替阿伯顿重新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对王权的漠视随着他对阿尔伯特与日俱增的鄙夷几乎到了顶点。
1846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婚事成为欧洲列强之间一件瞩目的事。竞争伊莎贝拉的未来丈夫的人很多，而萨克思·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即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叙表兄弟是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令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十分的不安。他野心勃勃，一直希望通过在西班牙王位上安置自己的一个孙子来吞并比利牛斯山脉。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惟一捷径就是让自己的小儿子蒙邦塞公爵来娶伊莎贝拉。但这样的话用心就太明显了，会立即招来无法克服的反对。但狡猾的法王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十分准确的秘密消息，伊莎贝拉未来丈夫的另一候选人她的表兄卡蒂斯公爵没有生育能力，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极其精妙的方案：伊莎贝拉应和她的表兄卡蒂斯公爵结婚，而同时让蒙邦塞娶伊莎贝拉的妹妹斐娜达公主。这个方案的用意在于：当卡蒂斯公爵与伊莎贝拉夫妇没有孩子时，西班牙王位只能是其妹妹斐娜达的儿子或女儿！老法王曾为自己的这一精妙计划而窃笑不已。
但他是高兴得太早了。他的诡计还是被人们识破，特别是英王表示了相当的愤慨。由于当时在国际上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一直在寻找削弱对方而壮大自己的途径。在与西班牙联姻问题上他们之间的较量也同样十分激烈。一方面，英国决不允许法国插手控制西班牙，坚决反对蒙邦塞公爵与斐娜达公主之结合，而在法国看来，英国已经在欧洲列强中占尽优势，而现在却由英王的叔表兄弟进入西班牙王室，那将是何等的可怕，特别是对于利奥波德王家族——萨克思·科堡家族的势力法王更是连想也不敢多想，利奥波德王在比利时已根深蒂固，而他的外甥女便是英国女王，一个侄子是英国女王的丈夫，另一个侄子是葡萄牙女王的丈夫，还有一个是符腾堡大公，真有点像是一个“科堡托拉斯”了，而如果利奥波德王子又做了西班牙女王的丈夫，那么……
使法王稍稍松了口气的是，英国政府并无意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与伊莎贝拉的婚事，尽管女王夫妇始初也对这件婚事曾怀有某些期望，但理智的斯托克玛告诉他们，那样他们同样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英方给法王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法国明智地安排蒙邦塞，即在西班牙女王结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娶斐娜达公主。
经过一系列的谈判、磋商，英法双方达成了协议：英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为西班牙女王夫婿的候选人，而同时，路易·菲力浦则郑重地向维多利亚保证，在西班牙女王结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要娶斐娜达公主。
事情本来是很好地解决了，外交大臣阿伯顿在他任期的最后时刻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好景不长，1846年帕麦斯顿接任了阿伯顿的职位。这位放荡不羁全凭感觉的家伙却又把事情弄得稀槽。在一道送交驻马德里英国公使的公文中，他于一份伊莎贝拉女王婚姻的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中重新提到了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与此同时，他还乘机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西班牙政府的暴政与无能。而这份本来缺乏审慎的公文竟然落到了法国首相居素手里，路易·菲力浦本来感到在伊莎贝拉婚事上自己的如意算盘被英王粉碎，窝了一肚子的火，而现在英国居然重提利奥波德，这岂不是撕毁了他们之间的协议吗？法王按捺不住，他觉得正好抓住这一事件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如意算盘。他给西班牙王太后去了一份公文，宣称英国正在科堡的婚姻问题上捣鬼，并提醒她注意帕麦斯顿对西班牙政府的仇恨。他说，现在英国已公开与西班牙和法国作对，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摆脱困境，而目前来讲对英国最大的打击就是伊莎贝拉与卡蒂斯公爵，斐娜达与蒙邦塞公爵结婚。
又惊又气的皇太后轻信了路易·菲力浦的话。没过多久，两场婚礼在同一天举行了。
这的确令维多利亚十分恼火，她寻找机会予以报复。当时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工人、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革命风起云涌，路易·菲力浦政府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英国镇压工人运动方面曾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充当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现在，女王则下令撤销对法王的援助。这一来，18个月后，1848年法国发生了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7月王朝破灭，他本人及其一家作为落魄流亡者逃往英国，拜倒在维多利亚的脚下。
而这一切也正是帕麦斯顿所极乐意看到的，帕麦斯顿在思想上是一个极其矛盾而且是乐意于自相矛盾的人，他是英国政治家坎宁的忠实信徒，而坎宁的思想核心就是寻求均势，在一种矛盾中寻求均衡。因此在外人看来帕麦斯顿似乎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他靠不断地挑起争端来平衡一切矛盾，他一生就是不断地从事着这种冒险的游戏。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一位真正的社会公仆，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发现格林公园的草地上竖起了铁栏杆，他立即写信给负责的大臣，用最严厉的词句下令拆除障碍，他说，这些铁栏杆是不可容忍的障碍，因为草地的作用本来就是让老少公民在上面自由行走，公园也是为了他们的愉悦而存在，为什么我们总是忘了这根本的东西呢？他内心里极同情当时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中期的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政变，一顶顶皇冠纷纷落地，这些都令他十分快乐，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惊讶地发现，在那些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支持造反派的，无论是在德国还是瑞士、奥地利、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另一方面在国内他又是一个保守派，是英国女王的外交大臣，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激进派的特征。
帕麦斯顿的这种自相矛盾无法被阿尔伯特所理解、接受，在他看来，帕麦斯顿是个疯子，东一拳西一脚，闭着眼睛瞎撞，没有一些章法和主见，帕麦斯顿只能把一切弄得更糟：用宗派林立的无政府主义和平民暴动来取代**主义。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英国当时的宪章运动正在不断高涨，它将危及英国的已有宪法及君主政体，帕麦斯顿的行径只能加速这种危机的到来。
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使帕麦斯顿感到极其地不自在，他发觉他过去十年政治生涯中的那种自由不羁现在处处受到限制和干扰，在西班牙女王婚姻事件中，女王虽然把更多的火气集中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但她的不悦，她的不时地扫向自己的锐利而冷峻的目光使他觉得如果没有阿尔伯特的支持与操纵是不至如此的。
帕麦斯顿决心用他的英国人的固执与任性去冲击那个德国人阿尔伯特的理智之墙，阿尔伯特如果执意要插手，那就只有将他挥到一边去。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正是靠着这一法宝而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迟才交给女王，这样女王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甚至修改，有时他干脆就一意孤行，压根儿就不送给女王，或者他干脆就耍起无赖来，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异议，但写公文还是照老样子发往国外。而事情被女王发觉时，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赔不是，什么不晓得会有这种事呀，一定要给那帮办事的家伙一顿训斥呀，什么女王陛下的旨意一定要重视，下不违例啦等等。但下次的事情又依然一样，如此不断地重复。
帕麦斯顿的公文有时激怒了国外的一些君主们，他们纷纷来信谴责女王，因为这些信均是以女王的名义发出去的。以女王名义的公文却是女王所不赞成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看到过的，这岂不是对女皇的愚弄？
帕麦斯顿还有一个绝妙的解释：每年往外交部发出的公文有2.8万份，如果每一份都需女王批阅后方能生效，其延误将是极严重的。另外，既费时又劳神地去把文件交给阿尔伯特做那过于琐细的审查，对一位日理万机的大臣来说也太过分了一些。
面对漠视与愚弄，阿尔伯特和女王不断地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必须采取行动制约帕麦斯顿，甚至解除他的外交大臣职务。
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的老辣的政治手腕，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把解释、抨击、辩论、宣讲，平铺直叙和滔滔雄辩以完美的演讲艺术体现出来，而这时，他的对手——罗伯特·比尔爵士已坠马身殒，没有谁能在讲坛上击败他，他的外交大臣的位子便稳如泰山。
帕麦斯顿依然我行我素，这位外交大臣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当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地的归属问题上，普鲁士和丹麦发生了冲突，女王夫妇同情普鲁士，而帕麦斯顿却支持丹麦，并于1850年瞒着女王签署了列强确保丹麦领土完整的条约。女王再也无法容忍，决心搬掉这块顽石。她通过内阁首相转给帕麦斯顿一封亲笔信，措词相当严厉：
朕以为有理由为了预防将来的任何误会，将朕对外交大臣之期望做一简略的说明。朕要求：
（1）他将清楚地陈述他在一个既定事件中的企图，以便朕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么；
（2）一切方案，一经朕批准，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发生这种行为，朕将以为是对君上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朕的宪法权力，罢免这位大臣。
阿尔伯特也出马召见了帕麦斯顿，年轻人决心以自己的理智与精谨来治治这个乱冲乱撞的毫无头脑的老家伙，他的问话暗藏机锋，直指对手：“你知道女王反对有关什列斯维希的草案，她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你也明白。她的意见遭到了否决，表现着列强各国要求保证丹麦王国领土完整愿望的草案签订了，丹麦国王便以此为由而侵入什列斯维希，那里烽烟四起。如果霍尔施坦也受到侵犯——这里有可能——日耳曼便决不会坐视不救；而俄国已恐吓说如果什列斯维希人取胜的话，便要以武力干涉。如果出现这一非常情况（极有可能挑起一场欧洲大战）而它又很可能是当我们正在巴莫罗市，约翰勋爵在苏格兰的另一地，你将怎么办呢？鉴于你的先见之明，女王料想你对上述可能性已经有所注意，并要你对此假定的事件中自己该怎么办做一明确的回答。”正如阿尔伯特所预料的一样，帕麦斯顿的确无以回答，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只能是随机而行，而不可能事先有十分严密的方案。他说：“整个事情是极端复杂的，而殿下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阿尔伯特坚持再三，整整一个小时费尽气力想迫使他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却毫无结果。“除非罢免他，否则将毫无办法”，阿尔伯特想。
帕麦斯顿应该从女王的信及阿尔伯特的问话中嗅到某种气息，但他的一向的政治态度与个人本性决不会使他的行为有任何改变。
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位奥地利的海诺将军来到英国。这个人因严厉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尤以鞭笞妇女而臭名昭著。在他参观一家酿酒厂时被一个刚刚从维尔那逃回来的工人认出，这位工人参加了奥地利革命，知道这位被称做“鬣狗将军”的人的底细，他旋即遭到了工人们围攻，工人们将他推来攘去，吼声四起，他挨了不少拳脚，他逃进一条胡同，居民们挥舞扫帚紧追其后，他拼命地逃进一家小酒店并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这一事件激怒了奥地利政府，奥地利要求英国道歉。帕麦斯顿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与于矛盾中去寻找均衡的政治态度，一向支持工人暴动，因此对此事从内心里十分高兴。虽然作为英国外交大臣，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但他在这份道歉公文中却又加上一句说这位将军“于此时前来英国似乎不合时宜”，而这份关系重大的公文帕麦斯顿又没有让女王或首相过目。显然，对帕麦斯顿所加的那句话女王夫妇、首相极为不满，因为，这将给英国、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大的麻烦。
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科索兹流亡到了英国，对这样一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女王政府当然恨之入骨，而帕麦斯顿却表示要在伦敦的家里接待这位匈牙利的爱国志士。他们的矛盾再一次尖锐，帕麦斯顿甚至想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是屈服了，但帕麦斯顿的同情革命政治态度却因此而远近闻名。几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顿的激进派团体求见帕麦斯顿并呈上一份请愿书，上面将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蔑之为“丑恶可憎的凶手”和“残忍的僭主与暴君”，作为君主**下的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当然在表面上对这些措词表示了反对，但这种反对是温和的，而且在这些温和的谈话中他听任自己真情实感以一种漫不经意的方式流露出来。
帕麦斯顿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愤慨与咒骂。维多利亚夫妇深感手下的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
1851年年底，女王夫妇的担忧达到了极点，这一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政变。路易·拿破仑又称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企图恢复拿破仑一世的辉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曾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惟恐天下不乱的帕麦斯顿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即召见法国大使，对拿破仑行动表示了赞同。女王夫妇大为不悦，两天后她写信告诉他，对于法国事务，英国政府的方针是保持绝对中立态度。
然而不久，在给驻巴黎的英国大使的公文中，帕麦斯顿似乎把女王的告诫当作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