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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灵魂的分离

    邓肯感到奇怪:“怎么还要留在莫斯科?……”

    实际上,叶赛宁办杂志的计划早已流产,他趁邓肯远走高加索,住在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寓所专心致志地写一本书《钢铁世界城》,记录他在美国的见闻和感想。然而,叶赛宁的这部书遭到了公众与评论界的无情批评。8月28日的《真理报》头版撰文指出,《钢铁世界城》全篇充满恶意,是作者浅薄轻浮、骄傲自大、荒唐做作的体现。

    梯比里斯造型艺术舞蹈学校的一位女校长,执意要邓肯去她的学校看一看,希望能从这位名震天下的艺术大师嘴里挖出一两句恭维话,借以提高学校的声威。邓肯去了,她一看见孩子们在不断地受着“舞蹈”的折磨,就忍不住站起来喝道:

    “你们在做的事情多么可怕,多么可怕!你们没有教会孩子们简朴优美的舞蹈,而是让她们做一些粗俗不堪的动作。嗅,这有多糟,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说完,她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大厅。

    4

    巴图姆是依莎多拉高加索之行的最后一站。这里有一个十分不错的诗人群体,他们热忱欢迎邓肯的到来,并拜她为“缪斯女神”,但这些英俊的小伙子无法驱走他们“缪斯女神”的脑海中另一个诗人的身影。邓肯听说从这里可以坐小火轮走水路到达克里米亚,她就耐不住了。

    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邓肯兴奋地给叶赛宁发了电报——速来!

    “速来”的回电令邓肯悚然一惊:

    请不要再给叶赛宁来信和来电。他和我在一起。他永远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去了。加琳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

    邓肯看过电报后,赶忙召来艾尔玛和什尼切尔:

    “你们相信这是真的吗?这个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究竟是谁?”

    什尼切尔说:

    “是叶赛宁过去的朋友。在你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很好,但叶赛宁总是和她保持一段距离。”

    邓肯和艾尔玛商量了一晚上,才草拟了一份“工于心计”的电报,立即拍给叶赛宁:

    我收到大约是你的仆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来电,她说我不要再给博戈斯洛夫

    巷去信和电报,莫非地址变更了,请回电说明。无限爱你的依莎多拉。

    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无限”的爱换来的是天才诗人叶赛宁天才的、富有诗意的欺骗!前面那封署名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电报完全是叶赛宁的亲笔,只不过是借了贝氏之名。此刻的叶赛宁,是下决心要和邓肯分手了。当他又接到邓肯的电报时,匆忙用铅笔写了复电:

    我早在巴黎时就说过,我要回俄罗斯去。我是属于俄罗斯的。你责怪我,怨恨我吧,我非常爱你,但是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现在我已经结婚,而且很幸福。我同样祝福你。叶赛宁。

    叶赛宁写完后,得意地读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听。贝尼斯拉芙斯卡娅说:“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还在爱着邓肯呢。”

    “我承认,我和她在一起,心中有一股巨大的热情,这种感觉延续了整整一年。可是后来一切都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你和她分离,会很痛苦的。”

    “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对邓肯一无所想,我们一定要分开的。”

    “如果要分手,那么不提爱情之类的词眼更好些。”

    叶赛宁马上将纸翻过来,飞快地在背面写上简单明了的一句电文:

    我爱别人,已结婚,并快乐。叶赛宁。

    电文是发出了,但邓肯却没有收到。因为她在自己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便动身返回莫斯科了。她急于了解真相。

    邓肯找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连叶赛宁的影子都见不着,他们熟悉的咖啡馆和朋友均不能或不肯提供他的线索,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地方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寓所,邓肯伤心透了,但她不愿意马上去那里。她想自己先冷静一下。

    倒是什尼切尔沉不住气了,他对叶赛宁流氓加无赖的做法极其气愤,他写了一封长笺,痛斥叶赛宁背信弃义:

    “……在依莎多拉的房间里,你高谈阔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故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人们听了这些话会怎样想呢?依莎多拉是有错,她错得厉害!她唯一的错就是对你太好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下流坯。你曾经多次说你是多么爱依莎多拉,但你回到莫斯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来羞辱依莎多拉……

    “你到处嚷嚷依莎多拉把你送进了精神病院。我看到了账单,它证明你所说的精神病院是一个第一流的疗养院。你想,精神病院能允许你随意外出吗?住疗养院花掉了依莎多拉很多钱,才使你免受了监禁和流放之苦。

    “在歌剧场,你打伤了一位法国警察。如果没有依莎多拉的保护,你会蹲好几个月监狱。依莎多拉随时守护着你,我曾读到过不少她为你辩护的非常精彩的文章 。正是因为你,她才失去了美国护照。你知道吗?为了带你去法国、意大利、美国,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然而,在你的祖国,你却以卑劣的行径来回报她。我十分清楚地见到了依莎多拉为你所做的一切,却没有发现你所谓的‘爱情’给她带来了什么。我只看到你丢人现眼,谎话连篇……”

    什尼切尔所说的“发表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是指叶赛宁献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组诗《一个无赖汉的爱情》,这组诗的前面两章刊登在莫斯科《红色麦田》杂志1923年10月14日一期上。诗中,叶赛宁厚着脸皮说:“我是第一次为爱情歌唱。”信誓旦旦的组诗还未完成,他就已经让另一位妇女娜杰日达·沃尔萍有了身孕,这个孩子于1924年5月12日问世,取名亚历山大,这是后话。

    叶赛宁终于露面了。

    那是一天下午,叶赛宁冲进了邓肯居住的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邓肯正在房间里与来访者闲聊,她看见叶赛宁进来,笑着迎了上去。

    “少来这一套,快把我的胸像给我!”

    叶赛宁伸出钢铁般的手。他的全身像一堆酵母般地喷吐出浓烈的酒气。他所说的胸像乃是苏联杰出的雕塑家科尼奥可夫用一大块整木雕刻而成,摆在了最醒目的古董柜的顶层。

    “谢尔盖,你喝醉了,先寄在我这吧,待你神志清醒了,再来拿。”

    “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那是我的胸像。”

    他拖了一把椅子到柜前,双脚颤抖着站了上去。他紧紧抱住了那只胸像,又好像承受不起,竟然摇晃着连人带物跌在了地上。

    “啊!”

    邓肯惊叫着,正要上前去扶。哪知叶赛宁一跃而起,逃命似地跑了出去。

    邓肯望着他的背影,心的镜子“咣啷”一声摔在地上,纷乱的碎片凸射出尖厉而激越的光芒,那是爱情铸就的光,那是鲜血淬砺的芒,每一个耳闻目睹的人,都要被深深地刺痛。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5

    依莎多拉·邓肯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只字不提叶赛宁。她看上去轻松悠闲,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教学上,其实,谁也猜测不出她内心里愁的重量、苦的深度。

    邓肯不断地教孩子们学习新的舞蹈,有一种“爱尔兰吉加舞”,用舒伯特的音乐伴奏,单纯、跳跃、洋溢着欢乐。她亲自为舞蹈设计了服装,芭蕾舞短裙全是鲜绿色的。邓肯的血管里流着祖父遗传给她的爱尔兰血液。她说:

    “在爱尔兰,革命的颜色不是红色,而是绿色,因为爱尔兰的革命者都是被吊在树干上绞死的。”

    她还用俄罗斯、爱尔兰、法国、中国的革命歌曲创作了一批舞蹈,影响波及全球。在法国,在中国,在北美和加拿大,到处都有像莫斯科一样以依莎多拉·邓肯命名的艺术学校,它们的节目广受欢迎。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依莎多拉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工会大厦外面从全国各地赶来哀悼的工人农民的行列中。她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也几乎被冻僵了。但几十万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的悲壮场面,给了邓肯无穷的力量。她特意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以后,在苏联所有的演出中,邓肯都是以这两支葬礼进行曲作为开场戏,场场爆满。在古老的拥有50万人口的乌克兰首府基辅,邓肯连演18场,满城都在欢呼:

    “邓肯,邓肯,美丽的女士。”

    邓肯卓绝的舞姿和非凡的表现,使苏联人民深切地感到:列宁永远活着!

    这一年10月,邓肯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列宁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真正爱全人类。”

    “当代的力量就是列宁……他是一个体现了新的精神的人,体现了理想主义力量的更新和新的宗教的人。”

    学校的财政又发生了困难。邓肯与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着进行一次庞大的巡回演出,计划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地区、乌拉尔地区,还将到西伯利亚,从那里进入中国。邓肯听说能去中国,高兴地说:

    “那是我一生的梦,美丽的东方,那儿有非常美丽的刺绣。”

    可是,这次巡回演出从一开始就不顺利,边远地区,文盲遍布,愚昧丛生,他们对舞蹈的理解就像牛听弹琴一样,一窍不通。6月24日,邓肯在奥伦堡写信给艾尔玛说:

    “在灰暗的布景和惨白的灯光下,我的三场演出很不顺利。我们一个戈比也没有赚到就离开了伏尔加,我再也不愿想到这个地方。没有观众。没有理解。我们一无所获。”

    这封信的署名是“你的头上没有光圈的受难者、可怜的依莎多拉”。末了,还要加上一句:“这真是地狱般的生活。”

    7月28日,邓肯在叶卡捷琳堡写的信以“这大概是我最后喘的一口气”结尾。

    8月4日,邓肯一行仍然被困在叶卡捷琳堡,她在信上说:

    “这次巡回演出屡遭失败。虽然我为广大的**者和工人们演出,但他们却无力购票。‘新资产阶级’买得起票,他们却非常憎恨我。”

    8月10日,邓肯在离开叶卡捷琳堡时再次写信给艾尔玛,落款是:

    “奄奄一息的依莎多拉。”

    邓肯是不怕吃苦的,邓肯对自己舞蹈的不被理解同样无所畏惧。上述文字,吐露的实际上是依莎多拉·邓肯凄凉的情绪与绝望的心境。

    雄心勃勃的远东巡回演出只得半途而返。8月中旬,依莎多拉·邓肯回到莫斯科来签订去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在学校,她的500名学生以美妙的舞蹈迎接她的归来。她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说:

    “见到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我所受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邓肯冒着酷暑,天天到运动场亲自为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不断进步而欣喜。

    “孩子们,像我这样把手放在胸部,感受蕴藏在你体内的生命力,这个动作意味着‘人’。”

    孩子们齐声回答:“CHELOVEK。”

    “现在慢慢将手臂伸出,伸向天空,这个动作代表‘宇宙’。”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VYSELENAIA。”

    “再将双手缓缓地放下,接触大地。”

    童音齐答:“SEMLIA。”

    “现在向我充满爱心地伸出你们的双手,这代表‘同志’。”

    孩子们齐声说:“TOVARISH。”

    1924年9月28日,依莎多拉·邓肯在这个难忘的周末举行了告别俄国的演出。

    9月30日凌晨,邓肯步履蹒跚地登上了飞往康尼格斯堡的飞机,她频频回头,是留恋俄国,还是盼着一个人的出现?

    谁也不知道。

    她的复杂的内心,她的爱与恨,深如江海,耸入云天,即使是她自己,或许也不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