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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灵魂的分离

    1

    1923年2月11日,“乔治·华盛顿号”航轮在叶赛宁“美国是混帐透顶的人类渣滓”的咒骂声中抵达了法国瑟堡。

    热情的法国人民都在等待着他们心中的依莎多拉·邓肯。然而,邓肯却一直不见踪影。两天后,《巴黎晚报》落寞地写道:

    “今年的忏悔节,由于两个原因而使人黯然神伤,一是阴雨连绵,二是邓肯销声匿迹。邓肯的崇拜者们希望她的光临会拨开法国这几天来的满天乌云。但是,忏悔节没有依莎多拉,变得像月亮一样由盈而亏了。”

    邓肯并没有去别的地方,她在巴黎。她病倒了,躺在某饭店的一张床上。

    只有几个朋友来看他,并设宴为她和叶赛宁洗尘。席间,叶赛宁见人们都围着邓肯团团转,他也不甘寂寞,拿起一个杯子朝着挂在餐厅墙上的大玻璃砸去,桌椅盘碟跟着遭殃。诗人当场被保安人员扭送到警察局。在那里,医生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诊断为癫痫病患者。

    饭店索要一笔不菲的损失费,而邓肯的身上已所剩无几了。女仆让娜说:

    “叶赛宁有一个小公文包,除了就寝时,从不离手,里面可能有些钱。”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

    “那不可能,我们都身无分文,要不是洛亨格林的援手,我们此刻还坐在纽约的码头上呢。”

    让娜说:“试试吧,暂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邓肯打开包,她大吃一惊,里面真的是钱,全是钱!大多是小面额的钞票,还有几角、几分的硬币,约两千美元。赔了之后还有些余款,邓肯换到了莱茵旅馆。

    她求助于好友玛丽·德斯蒂:

    “你必须帮助我救救他,他在俄国会好起来的。他是个伟大的天才,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们知道怎样照顾自己的艺术家。你一定要帮这个忙!”

    玛丽四处活动,终于将叶赛宁从警察局弄到了一家疗养院,不久就由让娜陪同去了柏林。邓肯因高烧不退只得留在巴黎。

    没几天,叶赛宁从柏林拍来一封谁也看不懂的电报,只有依莎多拉·邓肯心领神会。电报的内容是:

    “依莎多拉,勃朗宁手枪定将打死你亲爱的谢尔盖!我亲爱的,假如你爱我,请快来呀,快来!”

    邓肯急忙将手头上的三幅埃热尼亚·卡里耶尔的油画当了六万法郎,立即赶赴柏林。

    这样好的新闻由头美国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对邓肯夫妇的每一个细微末节都进行大肆渲染,仿佛把一个细菌搁在千万倍的放大镜下,让人看到奇异而滑稽的场面:

    “接见记者的房间光线很暗,但记者可以看见这位著名舞蹈家眼睛周围的黑圈。这使人想起从纽约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依莎多拉曾经在一次和她粗野丈夫的争执中被打得眼圈发青。依莎多拉解释说:‘那是描眉笔画的。’”

    “我过去从来没有相信过结婚。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更加不相信。我跟谢尔盖结婚,仅仅是为了让他能够拿到一张去美国的护照。他是个天才,但艺术家之间的婚姻是难以忍受的。”

    流言四起。可邓肯顾不得那么多了,她的心中只装着那个大孩子叶赛宁。去柏林前夕,她还是匆匆给《纽约论坛报》的巴黎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对艺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

    ……我写这些事实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叶赛宁,你们曾两次捏造说他打过我。我了解,这是美国新闻界拿别人的不幸和灾难开玩笑的惯伎。但是,对这位从18岁起就饱受战争和饥荒恐怖的年轻诗人来说,的确命中注定眼泪多于欢笑。我想,世上 所有母亲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谢尔盖·叶赛宁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在正常状态下,是一个心灵很美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高尔基曾对我说过:“自有果戈里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没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可惜,果戈里死于精神病,普希金早年遇害,诗人们的命运都带有悲剧色彩啊!”

    ……你们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悲伤难过。我把叶赛宁从生活困苦的俄国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他现在要回到俄国去,是为了保全他的理性。我知道,世界上会有许多颗心和我一起祈祷,希望这位想象力丰富的伟大诗人会得到拯救,在未来创造出人类十分需要的美。

    当邓肯的汽车开到柏林阿德龙饭店门前,叶赛宁像一头下山猛虎,直扑过来,他越过司机的头顶,投入了依莎多拉的怀抱之中。他们拥抱着,长长地亲吻。而后,叶赛宁跪在依莎多拉跟前,用数不尽的美丽温柔的俄国名字唤着她。

    2

    邓肯和叶赛宁回到了阔别15个月的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艾尔玛·邓肯和什尼切尔都在其列。

    邓肯轻轻地挽着叶赛宁的手臂,让他紧紧地靠着自己。走出车厢,邓肯笑着用德语说:

    “我把这个孩子送回他的祖国了,我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家从这句话中嗅出了一丝不妙的气息。

    邓肯建议马上去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迁去的学校。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在莫斯科郊外崎岖不平的简易马路上颠簸。叶赛宁看见了一群悠闲的母牛,兴奋得跳了起来,头重重地磕在汽车顶篷上。他一边揉着痛处,一边伏在邓肯的肩上说:

    “没有母牛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的俄罗斯是无法想象的。”

    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叶赛宁用手拍打着膝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恨不得也加入到那支生动活泼的队伍中去。

    快乐总是痛苦的先遣部队。这不,一件小事,他们又吵起来了。叶赛宁将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之后,一走了之,三天杳无音信。

    邓肯天天彻夜难眠,一到清晨,她就起床在外面逡巡,她不断地对艾尔玛说:“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

    作家留里克·伊甫涅夫回忆说:“叶赛宁从国外旅行归来后,喝酒更加厉害。他们那引起巨大轰动的酒后吵架,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常常好几天不回家。我记得依莎多拉四处寻找他,给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心中焦急万分,唯恐他会出什么事。可是,叶赛宁酗酒闹事愈益严重,和他谈话越来越困难,谈话双方都感到对方讲的是不同的语言。”

    直到有一天,邓肯凄切地说:

    “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她买了当晚去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的火车票。让娜留在巴黎未来,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老师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俄罗斯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

    邓肯苦笑着说:“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一一不见了,开始我怀疑让娜,后来我才偶然发现叶赛宁的一只皮箱里躺着我几天前刚从豪华大街上买的一件黑睡衣。我的衣服陆陆续续不翼而飞,钱就更不用说了。”

    艾尔玛不满地说:“您应该以牙还牙,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您自己的东西!”

    “那不行,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他曾经威胁过我,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的箱子,他就一枪打死我。这不是假的,我知道他在某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

    “反正他不在这儿,我们请个锁匠来,打开瞧一瞧再关上,他察觉不了的。”

    锁匠用无与伦比的技艺打开了那把无与伦比的锁。里面除了几页稀疏的诗稿外,都是邓肯的衣物,包括演出穿的裙子。

    这时,一声狂吼破门而入:

    “我的箱子!是谁,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他!”

    艾尔玛连忙走上去解释说:

    “我们都以为你不回来了,才准备将你的箱子搬出去,因为我们也要走了。”

    这一下倒是分散了叶赛宁的注意力:

    “走?到哪里去?”

    “永远离开你。”邓肯平静地说。

    叶赛宁看着她。邓肯转过身。

    叶赛宁转过去,看着她。邓肯再转过去。

    叶赛宁轻轻地绕到邓肯的后面,倚在沙发上,俯身对着邓肯说:

    “依莎多拉,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邓肯伸出手,抱着叶赛宁金色的头:

    “谢尔盖,和我们一起走吧。”

    “依莎多拉,我爱你。但我暂时不能去,我们正在努力,政府或许会把我召进克里姆林宫,商谈拨款给我们办杂志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走呵。等我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来找你。我们也许会在克里米亚相聚。”

    “一定。”

    晚上,叶赛宁赶到了车站为邓肯送行。他难得一回那么清醒而安详,脸上挂着纯真的笑意,充满感情地和邓肯道别。火车启动了,依莎多拉·邓肯不停地向叶赛宁挥舞着手中的纱巾,直至那一头金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邓肯,叶赛宁,还有其他的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次旅程的起点,竟然是他们爱情长途的最后一个驿站。

    3

    依莎多拉·邓肯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音乐会刚一散场,就急切地对什尼切尔说:“帮个忙,我要去莱蒙托夫决斗的地方。”

    “还有一段距离。车子都送领导们去了,下午再说吧。”“不,我们走路去,我怕不去就看不成了。”

    “有一条捷径,走吧。”

    秋雨淅沥。一条泥泞的羊肠小道将邓肯和什尼切尔拐到了一片森林的空阔地带。林茂雨密,他们仿佛来到了秋天的最深处,闻不到一缕鸟语一丝禽鸣。

    “他才27岁啊,这么年轻,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吗?”邓肯弯腰,拾起了一根枯枝,放进嘴里。

    “秋天的味道真是荒凉呵。”突然,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念起了莱蒙托夫的诗句:

    我俩分离了,但你的姿容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我惆怅的心灵。

    “这是叶赛宁教我的。”她对什尼切尔说,语调里有一种小学生似的自豪。

    基斯洛沃德斯克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人声嘈杂,秩序混乱,有关暴动的消息时有耳闻。这是邓肯在高加索的第一站,她的心里掠过少有的紧张。

    剧场座无虚席。两名全副武装的肃反官员几乎与邓肯同时登台,他们正告邓肯:

    “《斯拉夫进行曲》因有‘上帝保佑沙皇’一段,务必取消。”

    邓肯据理力争: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晚会上,我曾在所有**领袖面前表演过这支乐曲,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哩。”

    但肃反官员是不懂舞蹈的,他们寸步不让。这时,台下的前排站起来一个人,大声地说:

    “邓肯同志,您不必担心。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上万观众一齐欢呼。邓肯鞠躬致谢。

    当演出结束,邓肯回到旅馆,才知道她的秘书什尼切尔已被逮捕。邓肯恚懑难消,却又束手无策。来访的作家马克斯·伊斯门了解了情况后,告诉邓肯一个秘密:

    “军事部长托洛茨基同志正在这里,只能靠他了。但他不见任何人。这样吧,我因为给他写传记,有机会接近他,你写一张便条,我帮你递进去。”

    几天后,伊斯门捎了话来:

    “平安无事。”

    果然,什尼切尔毫发无损地出来了。

    在从巴库去格鲁吉亚首府梯比里斯的车厢里,一个陌生人走到什尼切尔身边,劈头就问:

    “邓肯在这个车厢吗?我手上有一封叶赛宁写给她的信,他嘱我当面转交。”

    邓肯接过了那封信,内容很简单,叶赛宁被杂志的事绊住了,一时半刻来不了,他还是许诺在克里米亚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