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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伦敦和巴黎

    1

    从赫尔坐火车到达伦敦的那天,恰好是依莎多拉·邓肯22岁生日。她长大了,面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大都会,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我要在此获得新生。”

    但贫穷仍然没有改变。一家四口在街上流浪,在格林公园的长凳上过夜,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警察。在这种处境下,邓肯还是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抛掷在大英博物馆、库柏学院等地。雷蒙德笑着问姐姐:

    “饿着肚子读书是啥滋味?”

    邓肯回答说:

    “你要真在读书,是感觉不到肚子饿的,读书才真是抵御饥饿的最好办法。一个失业而又不失学的人,会有大出息的。”

    到了第四天,无论如何维持不下去了。邓肯漫无目的地到处游逛。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只有这样碰碰运气了。

    一直走到了切尔西老教堂的墓地里。她不禁悚然一惊,上帝是怎么安排的?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呵。不会,不会的,上帝是想试探我生存的勇气。我不怕。

    正想着,邓肯低头看到了地上的一张破报纸。她俯身拾起,报纸上一帧贵妇人的照片她颇面熟。仔细一瞧,她记起来了。这位贵妇人肯定也是新近刚从纽约来的,邓肯以前曾在她家里跳过舞。旁边的报道说,某夫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将在那里大宴宾客。

    邓肯不费力气就找到了格罗夫纳广场的某夫人的家。夫人还认得她,见面十分友好。邓肯应允在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上来跳几段舞,夫人当即预付了10英镑酬金。靠这点钱,她租了一间小工作室,解决了住的问题;还买了几码薄纱,她得精心武装一下自己了。虽然,邓肯受母亲的影响,从不浓妆艳抹,但穿着乞丐的衣服去王公贵族的沙龙里跳舞,是不太协调的,得给某夫人一点面子吧。

    星期五晚上,英国王太子威尔斯亲王也来了。

    邓肯首先跳的是涅文的《那吉苏斯》,母亲伴奏,伊丽莎白朗诵,雷蒙德则在演出前作了一个简短的讲演,关于舞蹈和它在未来人类心理上可能产生的作用。听的人似懂非懂,却大大增添了宴会的热闹气氛。

    邓肯一跳走红,她又能出入那些社会名流的门厅了。英国人有他们特别的地方,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讲礼貌的民族,英国人都是绅士淑女,然而,你要想从他们的衣袋里抠出铜板,那真是难如上青天。邓肯跳一天舞,有时一分钱都得不到,甚至连饭也吃不上。那些女主人还时常眼红她:“这么多显贵看您跳舞,这种无上的光荣只属于您啦。”

    一日,饿了几天肚子的邓肯应邀在一个慈善募捐会上演出。她不吝体力,一连跳了四个钟头,得到的仅是一杯茶和一盘草莓。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钱币的袋子对她说:

    “真得谢谢您,给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钱。”

    邓肯气若游丝,声比蚊细:“你们太残忍了。”

    不久,邓肯就从报上读到了那笔款子被侵吞的消息。

    7月。邓肯收到了一封芝加哥朋友的来信,信中主要讲了米罗斯基的事。他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作战,随军前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患风寒去世。当天下午,邓肯在库柏学院翻遍了前几个月报纸的合订本,在用细密细密的铅字印着的数百名死者的姓名中间,她查到了米罗斯基的名字。

    邓肯流泪了,不知出于哀伤,还是查得眼睛都生疼了。

    那封信里附有米罗斯基妻子的姓名和地址。地址离城区较远。邓肯乘坐一辆双轮小马车,找到了那所名叫“斯特拉”的房子。

    米罗斯基的妻子看上去只有半个正常人高,顶多四尺吧,瘦削,苍白,阴郁。邓肯一见到她,心中就涌起十分难受的感觉,她无法把眼前这个妇人同她所爱的男人联系在一块。同这样的女人争一个男人,邓肯觉得自己的伟大爱情成了一种滑稽和讽刺。

    米罗斯基妻子的房间里挂满了米罗斯基的相片,从青年到中年,从画家到军人。有一张四寸的穿军装的照片,周围系上了黑纱。当得知来访者就是丈夫不断在信中提到的依莎多拉·邓肯时,她的脸窝在邓肯的手心里抽搐不止:

    “我当时真该到他那边去,真该跟他在一起呀!他每次来信,都说不久就会有钱了,那我就可以过去了。我一直等着,等他汇钱来。可是现在——他死了……”

    邓肯没有对这位熬白了头发的可怜妇人表示多少同情,她坦直地说:

    “你是他的妻子,你想去,怎么又不去呢?没有钱,坐底舱也行呵。一个人想做什么,她就能做什么的。”

    邓肯天黑才回到寓所。她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平时与她同枕共睡的米罗斯基的信件和照片,用一个信封套好,搁到了箱子的最底层。

    是夜,邓肯通宵未眠,这是她第一次与米罗斯基彻底分离。她的心中没有悲伤,反而对自己坚强的个性充满了一种奇特的优越感。应该说,从这一晚起,邓肯也告别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2

    伦敦的秋天来得格外早。一阵秋风把夏季赶跑,紧接着便是弥天盖地的大雾,晨夕不去,阴晴不散,仿佛大自然的幽灵,向钢筋水泥建筑和直插云天的烟囱大兴问罪之师。冤冤相报何时了?工业革命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反目,不仅铸成了无数自然的冤魂,而且也促使人类步入刻板、机械、愚盲的歧途。

    伊丽莎白回美国办舞蹈学校去了。她决计以此赚些钱支持妹妹的舞蹈事业。因为她知道,依莎多拉要在舞蹈领域闯出一块新天地,总有一天必须脱离贵族沙龙。那里只有玩乐,没有艺术。

    秋天以后都是演出的淡季。一家人靠伊丽莎白微薄的汇款维持生活,贫血症使他们的精力大为消减,甚至连早晨起床的力气都丧失了。

    不能这样下去了!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一个深秋之夜,邓肯对雷蒙德说:“走,我们到公园跳舞去,老躺在床上,都快成植物人了。”

    舞跳得很尽兴,虽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但场地阔大,草木殷勤,晶莹的露珠儿像无数溜圆的眼睛,默默地品味着这场舞蹈。当然,不止是草木和露珠,一个头戴大黑帽的妇人在一丛灌木后面看了许久,走出来才知道她是如何地艳丽动人。

    “姑娘,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邓肯停下来,戏谑地说:“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从何处来我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到一个地方去?”

    “哪里?”

    “我家。”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帕特利克·坎贝尔夫人家中,一起唱古老的英国歌曲,一起朗诵勃朗宁的诗歌,一起评论威廉·莫里斯的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并非仅仅得到了一个人的赏识,而是借此为契机,邓肯结识了一大批具有卓异艺术特质的人物,他们对邓肯今后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关系最密切的是年过半百的画家查尔斯·哈莱和刚满20岁的青年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

    哈莱那希腊式的大鼻梁、优美如五线谱的嘴唇极富魅力。他是一位钢琴家的儿子,年轻时又和美国优秀的女演员玛丽·安德森打成一片,因而他对艺术各门类均通达融会,无滞无碍。哈莱常常邀请他的好友们来他主持的新美术馆发表演讲,如画家里奇蒙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曲家赫伯特谈舞蹈与音乐的关系……这些演讲几乎全是为邓肯一个人准备的。为了回报,邓肯就绕着喷泉和棕榈树跳舞,在她的舞蹈里显示绘画的神髓、音乐的灵性与文学的气韵。

    邓肯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尊重,爱德华国王和威尔斯亲王都接见了她,并对她赞不绝口。她取得了曾经看来是梦幻般的成功。

    安斯利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热情洋溢,似乎读诗比写诗更棒。邓肯经常不由自主地随着他那柔和的嗓音进入到济慈、王尔德、叶芝们的境界。每当她心醉神迷,安斯利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着邓肯的前额。

    除了跳舞,邓肯的业余时间就被这一老一少占据着,要么听诗人朗诵诗歌,要么偕画家出去散步。他们都是真正的朋友。邓肯在他们中间感到非常快乐,可心里却不十分惬意,因为,她的舞蹈虽然获得了诗人、画家们的狂热赞赏,但所有的剧场经理都无动于衷,这就使得她的艺术无法面对大众。

    她要去寻找更加适合于她的舞蹈艺术的土壤。

    她想到了“欧洲之都”——巴黎。

    3

    邓肯几乎和20世纪一起来到了巴黎。

    她刚一落脚,没有急于展示自己的“舞功”,而是一头扎进了卢浮宫。她带着面包,整天泡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

    酒神狄俄尼索斯激扬恣肆,内心的释放宛如高山大林中的飞瀑,闻其声而不睹其形。日神阿波罗像一位圣贤,敦良爽悦,光芒四射,灵魂的自足仿佛一汪湛然的深潭,满而不溢。

    美神维纳斯没有飘飘欲仙的作态,沉秀温润,形体的呈现像海边拔地而起的林木,婀娜多姿,美而不艳……

    还有那些舞蹈,看不到过分的扭曲、夸张的表演,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律动,一种血脉的传承,有如生命的发生、成长和死亡,热烈和繁荣,凋谢与萎落,都蕴蓄在宁静之中。看这些舞蹈,就像儿时在旧金山唐人街看中国刺绣和古瓷上的花草一样,能感到一股鲜活的力量漫布全身。

    邓肯还要抽空去巴黎圣母院和凯旋门,研究那些群像与雕塑。她得出了一个结论:任何雕刻,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无论浮雕还是圆雕,都是舞蹈某一瞬间的凝固,都展现了舞蹈的一个截面。

    这一点,邓肯在夏季规模宏大的博览会的“罗丹馆”里,得到了更为坚定的证实。

    你看《思想者》,巨人坐在那里低头沉思,眉额紧锁,右臂有力地支撑着他那因思考而格外沉重的头。他在想什么?是在思考人的命运,还是在为地狱的灾难感到不安?他弓着的身体、绷紧的肌肉、扣住地面的有力的脚趾,正是一种传达痛苦的舞蹈呵!

    还有,《巴尔扎克像》,作家高昂的头颅,宽大的长袍,难道不是一种对抗流俗、特立独行的舞蹈么?

    邓肯豁然开朗。对舞蹈的深刻理解——把舞蹈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为邓肯即将进行的舞蹈艺术的探索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这条路上,她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直到她人生的终点。而由她掀起的舞蹈艺术革命的浪潮,却始终不曾停息,源源不断地汇入人类文明的汪洋大海。

    有一天,在歌剧院,一群人指着维纳斯雕像议论纷纷:“她的胳膊呢?”

    邓肯愤然回头,呵斥道:

    “这也不懂!她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人,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人类理想的渴盼和呼唤。”

    4

    博览会前夕,查尔斯·哈莱突然出现在依莎多拉·邓肯面前,他们一起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日尔曼森林里漫步,一起到埃菲尔铁塔边的餐馆进餐,一起观赏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

    哈莱走了。他把依莎多拉交给他的侄儿夏尔·努夫拉照顾。努夫拉是个25岁的年青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学识丰富,对美术、音乐、建筑均有涉猎。他真的把邓肯照顾得很周到,像一位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的兄长。他还搬来了他的两位挚友,雅克·博利和安德烈·博尼埃。他们很快成了邓肯的莫逆之交。

    雅克·博利的父亲是知名的雕塑家,母亲德·圣马索夫人更具号召力,她的沙龙是全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邓肯在这里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包括作曲家梅萨杰、剧作家杜萨等。而他们也在这里欣赏到了别开生面、令人心旷神怡的邓肯舞蹈,一些敏感的人士已经察觉到了舞蹈艺术革命的火花。

    邓肯发现自己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她的心愈益向其中的一位小伙子靠拢。这个小伙子既不是体贴解人的努夫拉,也不是一表人才的博利,而是个子矮小、苍白的面庞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的诗人博尼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