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防不胜防的摄影记者；和记者捉迷藏的痛楚；她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的一切都在曝光之中，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褒曼和拉斯结婚的那些日子里，要想摆脱记者们的追踪，真是太难了。拉斯要她去探望和拜见住在哥德堡城外的公公婆婆。她先乘飞机飞往哥本哈根，好让记者误认为她是去探望她那住在这座城市，过着退休生活的姨妈莫蒂。褒曼在哥本哈根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偷偷地从后们溜出来，坐进了拉斯的朋友斯卡鲁勃驾驶的汽车后座，藏在一条毛毯下面。拉斯不动声色地钻进了另一辆汽车，驶离了旅馆。所有的摄影记者都乘车尾随着拉斯的车子。这时，褒曼慢慢能舒舒服服地坐起来，一直到了莫蒂姨妈家。那里到处都有摄影记者。他们立刻认出了褒曼。她大声对斯卡鲁勃喊道：“快开车，快开车！”摄影记者们也飞快地奔向他们的汽车尾随其后。褒曼对斯卡鲁勃说：“向左急转弯，然后放慢速度，让我跳下去藏起来。让他们追你。”他向左一拐，驶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她打开车门跳到雪地上，滚进一条小沟里蜷缩着身子，一直等摄影记者们的车子驶了过去。
她忍痛往回步行到莫蒂姨妈家，再坐进拉斯的汽车，径直驶向瑞典边界。可那里的摄影记者更多，她又藏在毛毯下面。当然，摄影记者认识拉斯，而且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拉斯停在路上给家里打电话，他的父母对拉斯说：“整个院子里都是人。他们把聚光灯安在汽车顶上，可以四处照射，观察你们来了没有，了解你们可能从哪条路来。”
拉斯决定驾车往他父母居住的达格波哥，他知道房子后面有条小路。在黑暗中，他们把车停在一座公墓附近，穿过一块块墓碑向前走去，翻过了一道墙，跳进了到处是积雪和泥泞的空地，然后他们又爬过大门。褒曼的袜子都被撕裂了。他们又爬上了一道高墙，家里的男管家早已在这里架好了一个梯子，他们顺着梯子下到地面。这儿真像一座集中营，探照灯向四周照射，它照在雪地上，照在树丛中。他们只好趴在雪地上，等探照灯扫过后，往前紧跑几步又趴下来，用这种办法他们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后门。
褒曼在影片中和舞台上曾演过很多角色，经历过许多动人心弦的场景，却还没有如此惊险的经历。她满身是泥，袜子撕得粉碎。她就是以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去拜见她未来的公婆的。她对拉斯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借我一双袜子穿，再去吃晚饭？”接着，电话铃响了起来，而且一直响个不停。拉斯请他父母说他们不在那里，但是他的父亲素有教养，彬彬有礼，不会说那种谎话。他拿起电话客气地回答说：
“请等一等，我去问问他们，他们是不是在这里。”
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终于走了。第二天一早褒曼和拉斯也离开了这里，他们只好到朋友家去躲避无孔不入的记者群。
B.又一次结婚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记者们搜寻他们的闪光灯像放焰火一样在他们身边闪亮……
由于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瑞典的法律手续繁杂，很长时间褒曼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合法离婚。不久，离婚判决书终于来了，他们开始准备结婚，但是在法国他们没能办好有关的法律手续。
拉斯在英国找到了一位好心的律师，他依据法律文本研究了他们的情况，仔细阅读了全部文件后说：“毫无问题，你们可以在这里结婚。”于是他们就订在1958年圣诞节前夕，在卡克斯顿礼堂结婚。拉斯希望这件事能保密，就像他也这样要求别的事一样。他说，每个人都有权过自己的私生活，为什么这件事非得登报不可。于是，他们又做了安排。拉斯的瑞典老朋友戈伦和玛丽安娜·埃森，以及恶德尼·伯恩斯和他的妻子担任他们的证婚人，褒曼悄悄地从“康诺特”饭店的后门溜了出来。其他人也从不同的大街小巷前往礼堂。登记人在悄声低语地主持婚礼仪式，最后他要求拍一张照片供他个人作收藏品。他们相信了他，可是过了一天以后，报纸上却登出了这张照片。
他们回到“康诺特”饭店吃午饭。大家举起香槟酒庆祝说：“生日愉快”，以此来蒙混服务员。恶德尼说：“6点钟我能在格林那达电视中第一次发布这个消息吗？”恶德尼除了是制片人外，还拥有格林那达电视台。他解释说：“那时候你们已经乘飞机回法国，而且就要抵达舒瓦塞尔村了。”于是，褒曼说：“当然可以，”结果她还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他们同玛丽安娜和戈伦回到舒瓦塞尔村时，法国记者听到了发自格林那达的电视新闻，他们一窝蜂似的钻进自己的汽车。刹那间，一片喧嚣声此起彼伏。舒瓦塞尔村的宁静气氛荡然无存，法国的照相师和摄影记者比意大利的毫不逊色。他们翻过墙头，越过篱笆，想方设法撬开百叶窗，他们的闪光灯像焰火一样忽闪忽闪地亮着。“不要这样，”他们阻拦着说，“我们不想在夜间这样的时刻照相。明天我们可以送你们一些照片。”即使这样也丝毫不能使他们罢休。他们继续向室内“入侵”。玛丽安娜正在她的寝室里，百叶窗突然被弄开了。玛丽安娜大笑着说：“我正弯身从衣箱里取东西，他们拍的是我的大屁股。”
拉斯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拿着手电筒前来救助。摄影记者们只好一哄而散。警察对他们说：“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拍照片，也让我们早点回去休息休息？”
他们却很固执。“不，”他们说，“什么时候同意拍照，要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遭受了包围，我们拒绝妥协，更不肯让他们拍照。”
警察一直呆到凌晨4时，同拉斯和褒曼一起喝了香槟酒，祝贺他们新婚。第二天让摄影记者们尽情地拍了照片，大家才皆大欢喜地离开了。
C.前夫罗伯托对她的又一次结婚十分不悦，他寻找各种事件来纠缠她，这一切又触起了她内心的隐痛。同罗伯托的纠纷从现在起才算真正开始。他提出诉讼，要求充任孩子们的监护人……
罗伯托似乎能找到对付褒曼的各种武器。他说她是新教徒，她家里没有人了，没有祖母，没有姨妈，没有叔父。现在她又和一个瑞典人结了婚，因此她有什么资格来抚养孩子呢？罗伯托为此大叫大嚷，四处扩散。他甚至还说褒曼的名字根本没写在孩子罗勃蒂诺的出生证明上，她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作儿子的监护人呢？此外，他说褒曼的婚姻的合法性仍值得怀疑，是否犯了重婚罪还值得探究。以后每次去意大利访问，褒曼都担心罗伯托会不会想方设法把她送进监狱。
后来罗伯托要他母亲和姐姐玛西拉签名发表一项声明，说她们将住在罗伯托罗马的房子里照料孩子们。褒曼很敬重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他们也都很喜欢褒曼。后来她母亲多次笑着对她说：“英格丽，我不想签署那份文件，玛西拉也不想这样做。”褒曼说：“我完全清楚罗伯托的为人。他强迫人们去做他要做的事，他是我遇到的最顽固的男人；一旦他得到想要的东西，他就会变得和蔼可亲。”
1959年1月，在巴黎的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庭上，法官雷内·德罗拉特判定褒曼承担3个孩子的临时监护人。他还裁定孩子们应该上巴黎的意大利学校，罗伯托先生拥有周末去探视他们的权利。
罗伯托企图阻止法国法院采取的法律行动，他说：“法国法院没有裁判权，我是意大利公民，”他说，“3个孩子都是意大利公民。我认为，到底应该由谁担任监护人，应该由意大利法庭裁决，而不应由法国法庭进行裁决。”
褒曼早已料到，这会成为一场公开的冲突。现在她不得不在意大利法庭上进行申述。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莉安娜·费里对褒曼说：“你是演员，你可以在意大利法官面前失声痛哭，你肯定会得到孩子的，我很了解意大利人。”她回答说：“在舞台上我是演员，可在日常生活中我可扮演不了这个角色。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不能弄虚作假。”
在影片《安娜斯塔西亚》、《轻举妄动》和《六福客栈》取得成功之后，褒曼又夺回了失去的荣誉，成了那10年中的巨星之一，收到了纷至沓来的演出邀请。同过去一样，她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人们，她喜欢“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D.一切为了孩子。无休止的孩子“争夺战”愈演愈烈，使人心力憔悴……
现在，孩子们同拉斯和褒曼一起住在舒瓦塞尔村，每天乘汽车到巴黎去上意大利学校。罗伯托有权在任何时候去看他们，这是褒曼已表示同意的。他在罗马的法庭上指责说，褒曼让孩子们在舒瓦塞尔和巴黎的意大利学校之间来回奔跑，简直不顾孩子们的死活。尽管有一名司机驾车送他们上学，罗伯托还是指责说，每天汽车这样长途行驶太危险了。他们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褒曼被迫让步。
孩子们只好住在巴黎。褒曼在一家小旅馆里租了一套房子。他们的管家埃里娜·蒙提斯日夜照料孩子们，褒曼也几乎每天都去看一看，晚上她驾车去舒瓦塞尔，回到拉斯身边。
罗伯托决定每周末都来巴黎和孩子们在雷菲尔饭店呆两天。褒曼想让他们出城来舒瓦塞尔，这里空气新鲜，孩子们可以玩狗，可以在树林里奔跑。可是很难说服罗伯托改变主意。有一次，孩子们和罗伯托在意大利住了一段时间，回法国时褒曼去车站接他们。她发现罗伯托也在那里——他乘飞机提前到达。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接孩子们去饭店。”
“可是，我是来接他们的。汽车就在外边。我和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在一起了。我要带他们去乡下……”
“不行，我需要他们，他们要和我在一起。”
孩子们来了，都扑到褒曼怀里。毫无疑问，他们都想坐进她的车。罗伯托说：“不，你可以带着两个女孩，我带走罗勃蒂诺，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
褒曼本想跟他去饭店商量这件事，可是她没有去。她带着两个女儿驾车去舒瓦塞尔，然后给罗伯托打电话说：“现在我就要来领罗勃蒂诺。”
等褒曼回到巴黎时，罗勃蒂诺不见了，罗伯托把他藏了起来。一连三天褒曼不知道他在哪里。最后褒曼终于得到同意领走她的儿子。这个可怜的8岁孩子哭着说：“爸爸说你偷走了小英格丽和伊莎贝拉，你偷走了她们……”
褒曼说：“好吧！让他说去吧，可是，这是该我和你呆在一起的时候了。”
“好啊，”他说，“可是，妈妈，你为什么不偷走我呢？”
第二年夏天，1960年6月，褒曼带着孩子们去拉斯的小岛。要是依罗伯托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孩子们去的。
埃里娜也和他们一起来了。一天到晚总在下雨，可是孩子们并不觉得扫兴。他们在小岛上到处玩耍、划船、在小海湾里游泳。他们从来也没有玩得这样痛快过。
褒曼和孩子们也会碰到不少的难题。有人对孩子们说，同新教徒的妈妈一块祈祷是一种罪恶。褒曼习惯于用瑞典文祈祷，一天，他们拒绝同妈妈一起这样祈祷。褒曼问：“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一块祈祷呢？”
他们说：“父亲说你是异教徒。”
褒曼说：“不对，我不是异教徒。实际上我们所信奉的都是同一个上帝。不同的只是向上帝祈祷的方式不同。要是你们不愿意，可以不和我一块祈祷，我一个人做。”于是褒曼开始祈祷起来，起初听到有一个小孩的声音参加祈祷，接着又一个小孩的声音也参加进来了。
同罗伯托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褒曼意识到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极为不利。只要电话铃一响，他们就跳起来说：“是律师，是律师的电话吧？”孩子们天天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因为家里的大人经常吵架。
该下决心先解孩子们的忧虑了。褒曼对他们说：“告诉我，你们愿意留在舒瓦塞尔呢，还是愿意回意大利和你们的父亲住在一起呢？我现在写好了‘愿意’和‘不愿意’的小纸片，要是你们想留在我这里，在‘愿意’旁边画个×，我回避一旁。你们每人拿一张纸，然后放在这个帽子里，我允许你们自由选择，也不会知道你们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公布结果，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可是他们不同意。
拉斯也很苦恼。他在舒瓦塞尔村尽心尽力安置了一个舒适的家，一切安排井然有序。可是孩子们却彼此小声说：“你不会去吻他吧，是吧？你不会去和他玩的，是吧？”罗伯托给褒曼写了好几封信，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改善不了这种气氛。罗伯托想带孩子们去西西里，他正在那里拍一部电影，可是褒曼不同意，因为在那里无法保证孩子平静而有规律地生活。
褒曼不得不再一次去意大利向法院申诉。罗伯托带着孩子们去了西西里，一直呆了3个月。她想把孩子们接回来。法官对她说：“当然你可以把他们带回法国去。”
走出法庭时，罗伯托怒气冲冲地发作了一顿。褒曼说：“你不能一意孤行，你并非拥有对孩子的全部监护权，临时监护权仍在我手里。在你取得监护权之前，我坚持他们和我回去。他们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
“好吧，”他说，“你把孩子们领走吧，成天守着他们。”褒曼在整理他们的东西时说：“他们的护照呢？”“哈，”罗伯托说，“法官根本没有提护照的事。”“就是说，你不打算把孩子们的护照给我吗？”
“对了。判决书上没有一个字是提及护照的。你自己再去看一遍判决书。”
非常幸运，瑞典大使是褒曼的朋友。
他说：“我可以给孩子们发瑞典护照，因为他们的母亲是瑞典人，可以允许他们有两本护照，一本瑞典的，一本意大利的。”
尽管天色已晚，他还是打开办公室，为他们拍了护照专用相片。第二天早晨，褒曼领到了三本瑞典护照。他们出发去机场。罗伯托到处也有朋友和私人侦探。有一个人探明褒曼去过移民局，立即给罗伯托打了电话：“英格丽在机场，她给孩子们弄到了护照。”
“不可能，”罗伯托说，“她没有护照，孩子们的护照在我身上。”
“罗伯托，她一定弄到了3本瑞典护照。他们就要起飞了。”
罗伯托简直气疯了。他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警车尖叫着向停机坪扑去，警笛一个劲地尖叫着，变色灯闪个不停。褒曼走下飞机舷梯说：“你们没有权利要我和孩子们下飞机。我们的护照是有效的。请你们检验。我是孩子们的母亲。我拥有对他们的合法监护权。他们已经在意大利和他们的父亲呆了3个月了……我们要走了，再见。”
警察说：“对不起，我们不过是执行任务。”
“那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再见！”
后来罗伯托反复唠叨说，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件事引发的。
褒曼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诉讼案。这似乎是把罗伯托的孩子从他可爱的国家中领走，置于和褒曼结婚的瑞典人保护之下。拉斯在机场迎接他们，以防罗伯托打电话给他在巴黎的熟人，在孩子们下飞机后把他们强行带走。谁都无法预料罗伯托会耍什么手段。
又迎来了一个除夕之夜。在除夕之夜褒曼总是多愁善感。她非常重视除夕之夜，她想，一年又过去了，她做了些什么呢？她给谁带来了幸福呢？她又做错了什么事呢？在新的一年里处事待人能否更为通达和蔼，能否更多地为别人设想？新年的钟声不停地响着，响彻了城市和乡野，人们在祈祷和平，祝愿祥和，而她却在为3个孩子奔波，就像她曾为女儿皮娅终日操劳那样。
褒曼曾经给罗伯托去过电话，告诉他孩子们都很好，他却暴跳如雷。他们就像在所罗门神面前争夺儿子的那两个女人一样势不两立。
褒曼开始思索：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到底有多少错？她绝不能放弃孩子，可是如此相争下去会给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和身体带来损失。要想让孩子们过得平安幸福，总要有一个人让步。
她终于想通了。在电话里对罗伯托说：“好吧，我放弃了。孩子可以归你。你可以在意大利把他们抚养成人。我马上把孩子们送到你那里去。”她确实这样做了。
她对法官说：“谢谢您，我不再等候您的裁决了。”
她的律师说：“你就要打赢这场官司了，我们掌握了罗伯托·罗西里尼的一切情况。他想要孩子，只是具有父亲的身份是不够的。他是意大利人。他说他有众多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