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沉溺于极度狂欢之中，创作热情相当高涨。他所作的弦乐五重奏有三家出版商争着要出版，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的听觉有些不完全。但是耳聋并没有使贝多芬放弃他的追求。采莱写道：“虽然他从1800年起遭受了耳疾的苦痛，但直到1812年，他仍能很完全地听到他人的谈话和音乐。”西弗拉特也这样说过。
经历了1803年的变异，到了1804年，贝多芬向小提琴家克伦福尔兹说：“我至今不能满意于自己的作品，从今天起，我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克伦福尔兹只感到惊奇。眼下，贝多芬对各种乐曲已能够纯熟地运用；他完成了《神乐橄榄山》。在1804年4月里的公开演出中，同时演奏了他已完成的两首交响曲和他新作成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这次音乐会使他的袋中多了许多金钱。第一交响曲在德国各城镇中演奏而博得很好的声誉。一个月之后，贝多芬又匆忙地作成了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后来题赠给克莱逊），让从伦敦来的小提琴家勃立其塔布演奏。那缓慢的乐章完全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
所谓“新的道路”，并不是继续走他那固有的光明灿烂的路、贝多芬抓住了另一种新的力量，反映在他的《英雄交响曲》（作品第55号，又称《第三交响曲》）中，则是那震撼人心的、明朗而迥异的开篇乐章 ，在无数的号乐中出现了基本的、成功的主题。这种将许多力量突然地集中在一起的表达方式，他已等候了许多时日。
贝多芬日后如此写道：“我的习惯是从小就养成的。当我想到了什么，就立刻写了下来。”这就使他找到了许多不同革新的源流，偶尔灵感一至，就将主题记入了乐谱薄。有许多主题就这样不再继续下去而任其放置着，或者经过一年以后，他会再写下去。在创作热潮中，他终于得到了一次最大的成功。
1802—1812年的十年，可以称为贝多芬的“英雄年代”，其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
贝多芬音乐创作的成熟过程从表面状况看相当迟缓，却是稳固地发展着。他30岁时才开始创作第一部交响曲，而莫扎特在这个年龄时所创作的交响曲已达40部之多。
当他确信耳疾无法治疗时，痛苦和失望笼罩着他。然而，他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使他度过了精神危机，苦难变成了他音乐创作的力量源泉。
英雄，这样一个人类进步的先驱者，出现在贝多芬的脑海中；或者，他战胜苦难的过程中产生的自信心使他将自己也视为一位力量超凡的英雄。
1802年，贝多芬开始创作这一主题的交响曲。在一定程度上，它宛如贝多芬个人经历的一部自传；而这种英雄主义则是贝多芬所特有的、历万劫而不变的坚毅精神的音乐化表现形式。此曲标志着贝多芬音乐创作中“英雄年代”的开始。
当初，贝多芬打算将此曲奉献给他所崇拜的拿破仑。全曲完成于1804年。当年春季，兰兹看到了放在贝多芬桌上的原稿，其扉页上有“波拿巴”的字样。过了一个星期，贝多芬发现有人在那后面加上了“皇帝”两字，便愤怒地将扉页一撕为二。此时，拿破仑称帝之事已为人所共知了。
贝多芬勃然大怒地喊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现在他就要践踏一切人的权利，只顾自己的野心了，他就要高踞于所有人之上做个暴君了！”
里区诺斯基目睹了这一切。
8月12日，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总谱交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出版。10月，总谱正式发行，题目已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作”。
这首曲子是贝多芬创作生涯中，也是交响音乐史中的伟大里程碑。它第一次展示了作曲家的英雄主义创作思想。作品的篇幅极其庞大，情绪激昂，音响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1821年，当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荒岛时，贝多芬就说：“早在17年之前，我的音乐就预示了这个结局。”他的意思是指《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葬礼进行曲》。
《英雄（第三）交响曲》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其光辉思想比起《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来，大大跨进了一步。在第一、第二交响曲中，贝多芬还只是继承了前辈海顿、莫扎特的创作传统风格和思想，而在这首交响曲中，他则是用新的形式和音乐思想的概括力量，着重表现了英雄为争取人类的未来幸福而献出生命的悲剧精神。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标志着贝多芬的创作已进入了成熟期。
全曲共分四个乐章 。
第一乐章揭示了英雄性格的各个侧面以及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第二乐章则是悲壮的挽歌，习惯上又称之为《葬礼进行曲》。罗曼·罗兰曾说：这是“全人类抬着英雄的棺椁”。乐曲从小调性的旋律开始，缓慢的速度配合着送葬者沉痛的步伐，以附点音符节奏为特征的悲哀曲调，表现出民众悼念烈士的心情。
第三乐章是与前乐章形成鲜明对比的一首谐谑曲。音乐充满了活力和乐观的情绪，前后两部分是闪电般急速迅猛的音调，中间部分则是象征着光明未来的号角声，它表现了民众在英雄之后的前仆后继。
第四乐章表现了民众庆祝胜利的场面。终曲的规模和戏剧性内容只有在20年后贝多芬所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