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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耳疾:征服命运的契机

    3年前,贝多芬第一次注意到耳朵中有些嗡嗡的响声。这似乎是长期侵扰他的慢性痢疾所致。他从未跟别人谈起过这些,除了在法兰克和梵令医生面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冷水浴而引起的,改用热水浴之后情形有所改变,但杏仁油和甘草油这一类药物敷在他耳中也没有什么效力。偶尔,乐器较低的声音在隔一段距离时,他就听不清楚了;随后,他的听觉又可能恢复正常。可是,一阵剧烈的肠疝气痛发作后,他的耳朵里又嗡嗡响成一片。

    安静地谈话时,没有音乐的声音,贝多芬的听觉还正常,但说话人音调高低的变化也能给他带来不可言状的痛苦。

    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朋友们都知道了贝多芬的耳疾。大家都知道他颇健康,所以也并不在意。

    贝多芬去看医生时,总是很秘密地去。当医生对他日趋严重的耳疾表示担忧,并告诉他治愈的可能性不大时,贝多芬深感烦恼,异常痛苦。

    最初,贝多芬想将一切对音乐的思念加以断绝。但他内在的音乐力量却是如此激荡和冲动。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仍没有将病情告诉任何人。最后,他终于担当不起这个重负了。

    贝多芬最先将此事告诉了卡尔兰特的卡尔·阿蒙达——这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对这位仁慈的牧师是如此信任。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完全告诉阿蒙达真实的情形。他的这封很重要的信是1801年春季写成的。这是一封很动人的信件,贝多芬还告诉阿蒙达,自己还给他写信,告诉他“最新的情况”,而不论他是否感兴趣。

    贝多芬写道:“我时常将自己的思想建筑在我所最忠诚的朋友上。是的,有两个人占有了我全部的爱,其中一个人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第三人,也是我慎重选择的。”

    占有贝多芬“全部的爱”的两个人,其中一人无疑是兰兹·冯·勃朗宁——他已在两年之前去世,另一个人是韦格勒·兰兹。

    两个月后,也就是同年的6月份,贝多芬在另一封信里倾吐了心中之言。

    6月1日,他在给阿蒙达的信中写道:

    我是多么希望常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的贝多芬是在不快乐地生活着,终日与大自然的造物者争吵不休,尤其该诅咒的是它加在我身上的不幸。它可以折断和毁灭一朵最美丽的花朵。你知道,我最可贵的财富——我的听觉,现在已受到极大的损害。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已患上严重的炎症,但我仍旧保持沉默;现在,病情日甚一日的严重,它能否医治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听说这个病与我的内脏有关,我若能恢复健康,那么,这病也就会消失的。我当然十二分地希望重新恢复我的听觉,但我又常常怀疑这病实质上是不能治好的……

    呵,假使我能够恢复我的听觉,那我将会多么快乐啊!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也许将不得不与音乐事业绝缘,我生命中最灿烂的一页将随之消逝。我再也顾不到自己的天才和力量了,我一定得忍受惨痛的遭遇,尽管我已排除了不少的障碍,但这并不够。是的,阿蒙达,如果在6个月之内,我的疾病不能治愈的话,那我就会到你那里去。你一定得放弃一切和我在一起。你一定是我的良伴,我知道幸福不会丢弃我,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自从你离开之后,我写了各式各样的音乐作品,除了歌剧和宗教音乐之外。你不能拒绝我,应帮助你的朋友分担一部分痛苦。我接到了你写的所有信件,虽然我给你的回信甚少,但我经常地将你放在我的心上,永久地。我恳求你保守这个秘密——关于我耳聋的事情,不论是谁,请不要告诉他!

    再会,我亲爱而忠诚的朋友,若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请告诉我。

    你诚恳而忠实的朋友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贝多芬既有强烈的自立精神,又有无望的意念,这是很奇怪的。谁同他亲近,谁就得同他住在一起,站在他的旁边,去代替周围的人物。他只需要单纯的友情。

    幼年的生活涌到了他的回忆之中。贝多芬对韦格勒写道:“我真实的、完美而勇敢的朋友,请不要相信我已忘记了我所亲近的朋友。不会的,总有一天我会和你在一起。我的故乡,当我第一次看到了光明我就觉得其可爱。我将在生命中最愉快的一天与你一起,去欣赏这伟大的莱茵故乡。这一天的来临,我将不知怎样去迎接它。但是我可以向你说:你再看到我的时候,我将成为一个成年的男子了。”他得意地叙述着他在维也纳的成功,然后就转到了他所面临的悲剧:“魔鬼将我带上了苦难的道路,我的健康成了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听觉在一年之中已渐趋恶化了。”他说出了医生关于他病情的状况。“我的身体的确是强健的、完好的,只是耳朵中常有嗡嗡之响,日以继夜;我有时觉得是在度着残破的生命,足足有两年了。我避开了社会上的一切集会,因为这种情形不可能去告诉别人——我是聋子。假若我是干别的职业,那就容易办了。在我们这个行当中,耳聋是可怕的情形;更为恼人的是因为我的仇敌不在少数,他们将说些什么?……我常常诅咒我的生存,可能的话,我要向命运挑战!虽然我的生命不是很长了——若我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将在明年春天到你那里去,你可以在乡村中美丽的地方为我租一所房子。过半年,我将变成一个农夫。这也许有助于改变一下我的身体状况。放弃职业,多么破碎的庇护所!恐怕那仅仅是对我而言。”

    韦格勒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劳欣·冯·勃朗宁成为他的妻子以后也没告诉她。

    11月16日,贝多芬又写信,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并通报了病情:

    “自从我降临人世,我就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但你很难知道在过去的两年之中,我的生活是如何孤独和凄凉。我这变坏的听觉像一个魔鬼到处追逐着我;我从人类中逃避开来,宛如一个厌世者。”

    贝多芬现在学到了如何去接受痛苦的现实,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多少温情了,连一个愿意为他牺牲一切而成为他妻子的女孩也找不到。他以为得不到任何帮助,面对的只是一个孤独而寂静的世界。韦格勒请他到自己与劳欣的住所去。贝多芬是怎样回答的呢?“请不要相信我能与你快乐地相处在一起。再有什么事情能使我快乐呢?甚至你的关心亦会带来痛苦。我时刻都想到你对我所表示的同情,但却总也不能感到快乐。”

    贝多芬再也记不起莱茵平原的一切了,所要应付的是眼前的生活和将来的痛苦。他又说:“哎,假使我能避开这个痛苦,我将拥抱整个世界!我将觉得自己的青春正在开始,并且在猜想着:我不会再碰上困境了吧?从痛苦中,我只能希望得到一半的自由。等我变成了一个完全成熟的人以后,我将再一次地回到你的身边去,恢复我们之间固有的友谊,你定能看到我非常快乐,不会像在此地一样郁郁寡欢。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同命运搏斗。它不会征服我的。啊!继续生活下去是多么美妙啊!值得这样生活一千次!我觉得不应当生活得如此的平静。”

    真的,他不会,也不曾注意“告退”这个词。

    贝多芬为了治疗耳疾,改善听觉状况,也作了一些积极的努力。

    当梵令医生答应他“若不能完全治愈,至少要有所改善”都没能实现的时候,贝多芬又调换了一个医生舒密特。舒密特叫他住到比较僻静的地方,听觉也许能逐步恢复。贝多芬遵照医生的嘱咐于1802年春季住在海林根城的一所平民住宅中;然后,又转到维也纳城外杜柏林的山谷中住了下来。这是最理想、最适宜的地方:穿过静谧的森林,就踏上了宽阔的草地。

    贝多芬仍旧没有钻出音乐的圈子,他的朋友时常来看他。弗朗兹·兰兹也时常到海林根城来接受早晨的教程。大约在8点钟吃过早餐以后,兰兹便会说:“来,让我们作一次简短的散步。”

    对此,兰兹还有如下详尽的记述:“我们一同走,时常到下午三四点钟还不回家,而在别的村庄里午餐。在某一天的散步中,我第一次证实了他失去了听觉。我叫他注意一个牧童正在吹笛,吹得很动听;过了半个小时之久,可贝多芬一点也没有听见。虽然我保证他和我一样(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变得极端的生气,平时,他快乐的时候也是暴躁的,但现在却不是那样的了。”

    西法拉特·柴姆斯加尔在这一年中也常见到他,知道他失去了熟悉的音调,也常表现出静静的愠怒。当贝多芬跟不上众人的谈话时,柴姆斯加尔会假装成心不在焉的样子,但这并不起作用。众人发现要装作不知道,不在乎的样子是十分困难的。波恩的韦格勒和考尔兰特的阿蒙达就完全不知道贝多芬的这种痛苦。

    朋友们之间的谈笑加深了贝多芬的失望。因为他不能加入众人之间的交谈。他沉浸在这样一种可怕的思绪中: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伪的。他离开了谈笑的友人,大踏步地回到海林根城的家里去了。

    音乐的思维却比从前更丰富地在贝多芬的脑海中涌动起来了。这种具有极大冲动的力量使他能够产生战胜命运的信心,他为自己所独有的这种力量而感到荣幸。

    贝多芬写信给韦格勒和阿蒙达,说自己的音乐是从各方面聚合起来的,它给了自己以荣誉和金钱。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对某些失礼的言行写下了一些道歉之词,而他在音乐创作中却是另一回事了:“我是生活在乐曲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