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联邦”与“共和”
政府组织起来了，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国家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战争结束时，政府已有国内债务4200万元，外债1200多万元。
外债包括欠法国800万元，欠荷兰私家贷款人400万元，欠西班牙私家贷款人25万元。另外还有2500万元州债，债务总数近8000万美元。由于没有一个权威的最高立法机构，无法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以筹集必要的资金，因此联邦政府无力偿还债务。这笔债务的本息，对年轻的合众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又是对国家信用的严重威胁。华盛顿命令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解决方案。
汉密尔顿根据自己丰富的财政金融知识和精明缜密的思考，提出了清偿债务、征收国税和建立国家银行等一系列重大措施。这些措施得到了华盛顿的支持，但国会讨论时却引起激烈的争论。赞同者认为这是扭转国家财政状况的灵丹妙药；反对者说，通过偿还国债，至少有4千万元的本息落入资本家手中，从而损害其他地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然而华盛顿作了认真的权衡分析，最后认可了汉密尔顿的方案。
国会通过了偿还国债议案，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汉密尔顿措施是：
征收消费税！
方案一出，国会中争论得翻江倒海。总统意识到征税方案之争，已不仅仅是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实在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斗争的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北南双方寻找到一个结合点：首都选址问题。有人主张设在北方的费城，有人主张设在南方的乔治顿。作为“交换条件”，把费城作为临时首都，永久首都设在波托马克河岸10平方英里的一个区域。南北兼顾，各得其所，这就缓和了征税方案引起的激动情绪。如此这般一番折衷，征税和首都定址两个问题都得到解决。
另一个长时间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建立国家银行。之所以有人反对建立国家银行，是银行要发行纸币。据说纸币可能有一些优点，但是它破坏了价值的衡量尺度，使一切私人财产都成为彩票。华盛顿的明智之处，就是他有一套独特的处事方式。他不自以为是，不滥用权力，而是不耻下问。他冷静地听取各方意见，尤其重视反对派的论点。最终华盛顿赞同了汉密尔顿的观点，最后签字同意建立国家银行。
转眼到了美国的独立纪念节——7月4日。这天国家银行的股票公开发行，几小时内被抢购一空。一些投机分子转手倒卖从中渔利，25元一张的股票，一个月之后被炒到325元。有人攻击这种抢购股票的狂热，华盛顿却带着赞赏的口气说：“这一件事充分证明我国同胞的富裕和对政府措施的信任。”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家银行建立后，国内纸币开始发行流通，促进了商品市场的发展，活跃了经济生活，银行贷款支持了企业的资本积累。
纷繁的事务告一段落，华盛顿准备履行他“访问美利坚合众国每一块地方”的宏大计划。这一次是视察南部各州。3月21日，华盛顿由杰克逊少校陪同，只带领5名随从，乘坐一辆4匹马拉的大车，另带一辆行李车，4匹备用马，一匹鞍马，从临时首都费城出发。巡行的路线是：
经过费雷德里克斯堡、里士满、威尔明顿和查尔斯顿，到萨凡纳；再从那里到奥古斯塔，哥伦比亚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内地城镇。计划全程约1887英里。
7月6日，华盛顿南巡完毕回费城。他所得到的情况“比从任何材料中所了解的更为确切”。南方民众的意向和国家的贫困落后，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华盛顿此行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等于明白无误地向国人显示，联邦政府是统一国家的最高的行政机构。加强了联邦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提高了政府的威望。
与处理令人头痛的内政问题相比，华盛顿处理外交问题却显得游刃有余。他上任以后，外交方面首先面临与欧洲两强英国和法国的关系问题。英、法两国是死对头，美国倒向哪一边呢？他以冷静的头脑，不为狂热的偏见所左右，坚持独立自主，尽量避免卷入欧洲的争端。这是一个极有创见的外交思想。
他极为慎重地处理对法关系。他高度赞扬法国对美国独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坚持巩固美法友谊。同时又与法国保持一定距离，常常提示对方要尊重美国的利益和尊严。1789年7月4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华盛顿以冷静的政治目光，观察着这个欧洲国家发生的事件。1790年，曾经热情帮助美国独立战争的拉斐特，风风光光地担任着革命派国民自卫军司令，被人们尊称为“两个半球”（欧洲与北美洲）的英雄。他为了表达对华盛顿崇高的尊敬和爱戴，给华盛顿寄去一件珍贵礼物——开启巴士底狱大门的钥匙。华盛顿把这钥匙挂在自己的住所里，奇妙的是又把路易十六的雕像摆在一起。法国的波旁王朝被推翻，美国很快承认了法国革命政府；而当时众多的欧洲国家，还没有一个这样做。华盛顿与拉斐特的私人关系是真诚的。后来他得知法国大革命失败，拉斐特身系囹圄被关押在奥地利，碍于总统身份不便于出面向法、奥交涉，只得在经济上资助拉斐特夫人。
调整同英国的关系，是华盛顿重要的外交思想。他希望消除两国间的敌对情绪，缓和气氛，发展经济联系而防止出现麻烦。多年来两国一直没有互派使节。1790年，华盛顿派遣莫里斯去英国，作为非正式外交人员，要求英国全面执行和平条约，并试探谈判通商条款。双方的关系开始解冻，僵局逐渐打破，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华盛顿在处理与欧洲两强的关系中可谓左右逢源，为美国取得了缓和的国际环境。
但是，在如此良好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国内却出现了激烈的党派之争。
美国建国之初，围绕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在全国上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诸如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联邦的性质和宪法的解释等等，都有过针锋相对的纷争。华盛顿始料未及的是，这些纷争竟引发了美国的政党政治。
美国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最初是国会内部，围绕经济政策形成了派系斗争。对立双方的核心人物是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两人。
华盛顿在1789年组阁时，物色这两位杰出人物作他的左右二膀，形成一架“三套马车”的领导班子，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优势班子。汉密尔顿主内理财，杰斐逊持外，华盛顿统筹全局。此举果然逐步克服了财政困难，政治局面相对安定，经济形势出现生机；国际关系也日趋有利，使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走上了一条发达兴旺的坦途。
国务卿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他才华出众，知识渊博，思想敏锐，酷爱自由平等，痛恨暴政，支持人民革命的权利，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抱有极大同情。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是一位出色的行政管理人才。他精明能干，精力旺盛，具有精密细致的作风和训练有素的头脑。
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经济政策，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在争取批准宪法的斗争中，他们两人都是积极赞成者，是向同一目标前进的同路人。杰斐逊在任国务卿之初，对解决公共债务问题和首都选址问题上，同汉密尔顿作过有益的互相妥协。随着历史的发展，两人所代表的不同观念、不同主张和不同利益，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分歧不断扩大，矛盾日益加剧。
矛盾首先集中表现在权力分配上。杰斐逊眼见汉密尔顿的权力膨胀，甚至插手外交事务，有越俎代庖架空总统之嫌。汉密尔顿亲近英国，美国独立7年了，英军占据着西部领土上的据点不肯撤走。杰斐逊怀疑汉密尔顿在玩弄手法，使美国复辟君主制。他们的矛盾由国会和内阁会议之争，发展到报纸上互相公开攻击。1791年费城共有12家新闻报纸，最大的一家是《合众国报》。据说此报得到财政部的资助，几乎每期都有颂扬汉密尔顿的文章 。这年夏天，杰斐逊也请人主办了一张报纸，名叫《国民报》，大量发表攻击汉密尔顿、赞扬杰斐逊的文章 。两张报纸论战不休，给对方扣上“要击溃共和国”的政治大帽子，而以救国救民自居。
当时的财政部，规模之大为各部之首。除有30余名职员外，下属还有成千名海关官员和国内税收代理人。相比之下陆军部仅3名职员。而国务卿手下只有4名职员、1名信使和1名办公室管理员。这种格局自然使杰斐逊心怀不平。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是为了争权夺利，显然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客观地看，杰斐逊是抱着强烈的民主精神，真心真意地反对君主制倾向，并主张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汉密尔顿则怀着坚定的联邦主义信念，捍卫和巩固联邦政府的权威，反对各州分散权利。
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两种进步的历史力量，从不同角度为维护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而斗争。
可惜他们都将对方当成了攻击的对象，夸大“敌情”，上纲上线，同想象中的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1792至1793年间，这种斗争终于从思想上发展到组织上，越演越烈。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人们，认为自己是联邦制度的创建者和保卫者，因此以“联邦党”自称。以杰斐逊、麦迪逊为代表的人群，则以共和国的支持者和共和原则的捍卫者自居，称自己为“共和党”。
2. 左右两为难
华盛顿一向反对政治上拉帮结派。他是“三驾马车”的首脑，他不偏不倚居高临下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保持着等距离的均衡关系。
华盛顿苦口婆心晓以情理，用双方目标之“同”来弥合他们手段上之“异’”。在政务上则取两方之长，避各方之短。这样作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巨大分歧，却能使他们“关在内阁里面”争吵。正像杰斐逊后来自己所说：“我和汉密尔顿就像两只好斗的公鸡，天天在内阁里打架。”
尽管调和、折中、妥协手段两边都不讨好，双方还是把总统看成是公允的裁判。
按照宪法的规定，四年一届的美国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华盛顿决心任期届满就退出政坛，摆脱重担返回家乡去安享田园乐趣。奇怪的是，互相对立的两派都希望华盛顿连任总统。当时的美国政界，确实还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当国家首脑。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华盛顿同意参加第二届总统的竞选。他没有搞竞选活动，却在1793年2月13日以132比0获得全票通过，被选举团选为总统。
华盛顿并不迷恋权力和地位，但他确实是一位重视声誉胜过生命的绅士，又是一位对祖国和同胞具有责任感的爱国者。
1793年3月4日，华盛顿在参议院会议室当众宣誓就职。他这次的演说辞与首次就任总统的演说相比，可谓简短之至、朴素之至，读起来干巴巴照本宣科：
“同胞们：
“我再次受到祖国的召唤，行使总统之职。一旦合适的时机来临，我将努力表达我对这一殊荣、对统一的美国人民赋予我们的信任所包含的崇高意义的理解。
“在行使总统职责之前，宪法要求作就职宣誓。我谨在你们面前宣誓：如果发现我在执掌政权期间，我对宪法和禁令有任何自愿或故意的违背，我除了承受宪法所规定的惩罚，愿意接受所有现在目睹这一庄严仪式的人们的谴责。”
连任总统的华盛顿，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第一次上任时很不相同。
想当初在纽约就职时，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基本团结一致，舆论也无重大分歧。新任总统一切从“0”开始，处理内政外交显得从容自信得心应手。这次再登政坛，国内已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党派别；舆论也随之趋于分裂；内阁里互相倾轧攻讦；印第安人骚乱问题时起时落，长久无法解决……这位连任总统内忧外患，真是穷于应付！
华盛顿连任前后，国际上发生了巨变：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2月1日，法国对英国宣战；3月初法国又对西班牙宣战；吉伦特派掌权的法国政府派遣热内前来充任驻美国公使。
在这样风云激荡的形势下，美国目前羽翼未丰力量单薄，新建立的国家百废待兴，极需一个和平环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华盛顿从国家利益考虑，立即告诉国务卿：“英法已开战，我国政府宜努力严守中立。”
可是亲英和亲法两派势力，都在破坏中立政策。许多人士认为，根据1778年订立的美法同盟条约，美国有义务帮助法国攻打英国。国务卿杰斐逊就是亲法派的领袖，认为应当热情支持法国新政府的革命立场。
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一派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说美法条约是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签署的。现任新政府已将国王处死，原有的政策方针业已转变，所以该条约应该废除。那么也就没必要帮助法国去攻打英国，严守中立就行了。另一派反驳说，严守中立实际上就是帮英国人的忙。
华盛顿宣布中立是明智的，但他受到舆论攻击。他下定决心维护这一政策，不管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会受到多大损害，会遭到报界多猛烈的攻击。这个不冠以“中立”字样的“中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华盛顿外交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也是他连任总统后闯过的第一道险滩。
可是，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国际大舞台，想保持中立有如玩走钢丝游戏，绝非易事。他的中立政策受到外国的干扰，几次险些被拉进战争漩涡。
外争未平内乱又起。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边远地区，酿制威士忌酒的农民正酝酿着一场反抗征收国产税的起义。华盛顿在首任总统之初，为了偿清国债采取了一项重要财政措施，就是对威士忌酒征收“国产消费税”。
威士忌酒是由小麦酿造的，主产地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由于交通不便，小麦只得酿成酒运往东部城镇销售。在这些小生产者看来，征收酒税就是向他们榨取钱财。到了1784年7月，人们郁积已久的怒火终于变成一场暴力行动。宾夕法尼亚西部四个县的农民烧了征税员约汉·奈维尔的房舍，捣毁了那些纳税农民的酿酒工具。抓走了奈维尔住所的卫兵，毁坏了匹兹堡的邮件，还阻止了联邦法院的审判。8月12日，起义者召开会议，有人甚至提出进攻匹兹堡的口号。
华盛顿接到报告，立即联想到8年前马萨诸塞发生的谢斯起义。汉密尔顿极力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调集民兵直接镇压。8月初华盛顿以总统名义签发了第一项公告，命令起义者于9月1日前返回家园。同一天陆军部长下令，向宾夕法尼亚等州征集民兵，共12950名。华盛顿派出一个“三人委员会”，去匹兹堡同起义者举行谈判。谈判没有结果。委员们报告说，起义仍在扩大，并波及到弗吉尼亚、马里兰西部地区和宾夕法尼亚的东部。法律已失去威力，地方政府土崩瓦解。如果没有军事力量的“帮助”，要在那里恢复法律秩序是不可能的。
华盛顿立即签发了第二项公告，声称西部地区的暴乱是由于“那些破坏社会和平与秩序的煽动者”用各种邪说挑起的。所以决心用强硬手段去对付，并准备亲自出马到那里去恢复秩序。
10月4日，华盛顿到达阿尔根尼山东麓小镇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