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沃尔夫冈·歌德大学是一所坐落在莱茵河畔的著名学府，当时任教的法学老师都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
早在1945年之前，人们对“法学”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大印象，但是，自从1945～1946年期间，美国法院在纽伦堡司法大楼对前国社党头目，高级军官和部长等主要战争罪犯作出判决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开始谈论法律、关心法律，并且对律师这个职业另眼相看，赫尔穆特·科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0年下半年，科尔来到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法学和心理学。那时，正是秋天，白嘴鸦、欧椋鸟、穗鸟和花脊鸟在婉转地嘤鸣，一朵朵的忍冬花和山柳菊灿烂地开着，把法兰克福打扮得婀娜多姿。就在这样的季节里，科尔和他的同学们——那些来自东部的难民，那些从硝烟中死里逃生的前军官和士兵，还有那些因战争而延误学业的青年，开始了大学生涯。
但是，仅仅一年，科尔就转学到海德堡的鲁普雷希特—查理大学。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了每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把时间和金钱白白地消耗在路德维希港至法兰克福的往返之中了。
鲁普雷希特—查理大学距路德维希港只有30公里，是鲁普雷希特一世1386年创办的第二所大学。当时全校共有5000名学生。在这里，科尔遇到了他昔日的一些同窗好友，难以名状的乡情，如莱茵河的波涛在心中激荡。
1951年冬季开始时，科尔在海德堡大学开始攻读法律和哲学，并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历史、国家法、政治经济学和公法。他知道，如果想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就必须用更多的知识充实自己。
他并不希罕那张大学文凭，但他却需要一种超群绝伦的才能、一种匠心独运的创见、一种高瞻远瞩的谋略。大学学习是他职业政治家的立足点，如果要想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奇才，他不可能远离知识和真理。直到1988年，在科尔担任联邦总理的6年之后，还无限感慨地说：“如果有人……脚下还没有立足之地……就马上从政，我认为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这种心理的促动下，科尔不知疲倦地学习。进入海德堡大学之后，拮据的经济依旧围绕着科尔，他不是富家子弟，他的父亲只是个中产阶级，除了他之外，他的家人还需要父亲的供养。因此，虽然他也能像那些有钱人一样接受着高等教育，却不能穿着名贵的衣服，开着高级跑车，他必须干活，像任何一个需要生活而没有钱的穷人一样。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业，他开着一辆再也不能小的摩托车，来到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当起磨石工。那是一段怎样艰辛的日子啊，一位雄心勃勃的小伙子为了摄取更多的知识、为了生活和他所酷爱的政治，他不得不在同一天中同时接受三种不同的工作。
在学校，他是一个好学不倦的学生；在工厂，他穿着工作服同工人们一同挥洒着汗水；在政坛上，他却是一位被青年效仿、膜拜的帅才。
尽管如此，1.93米的“黑巨人”骑上特别矮小的两轮机动车的滑稽形象实在令大学生们忍俊不禁，哑然失笑。每当这时，这个钢铁汉子不免产生一种隐隐的酸涩。1951～1955年，科尔一直干着磨石工的工作，后来他又辗转到了一家木工厂，拿起了计件工资。
在那个时代，人们绝对无法把那个曾经干过低贱活的科尔同德意志联邦总理联系起来。事实上，1986年3月14日法国《快报》所描绘的“作为使经济重新复苏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是德国独特的最高人物”，同1951年在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当磨石工的科尔，的的确确是同一个人。
在海德堡，科尔选修了政治学，并聆听了阿诺尔德、贝格施特雷瑟和著名记者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所讲的政治课。当时，政治学还处于萌芽状态，许多人都不能正确认识它，有的人甚至把它贬为“缺乏科学性”，但是，科尔却独具慧眼认准了它。
科尔非常喜欢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教授，因为这位老师敢随心所欲地将这门有争议的新学科传授给他的学生，而不像别的教授那样采取一种保留态度。
科尔的才华很快得到施特恩贝格尔的赏识，1956年他被选拔为“红色协会”的成员，“红色协会”是科尔对该小组的美称，实际上是由施特恩贝格尔选拔的优秀的大学生和博士生组成的研究性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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