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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风刀霜剑

    1895年冬天,托尔斯泰夫人身上开始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她开始打扮起来,突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去音乐会听音乐,并且学起音乐来,越来越喜欢跟家里的常客、作曲家、钢琴家塔涅耶夫在一起消磨时光,有时候还跟他一起去听音乐会。家里人和来做客的外甥女都觉得有些看不过去。

    1896年9月26日,外甥女丽赞卡给女儿写信说:“我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最后一天,索菲娅舅母回来了。她显得年轻,快活,漂亮,爱打扮。平生第一次我觉得她不顺眼。她跟塔涅耶夫的奇怪关系(我说“奇怪”,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一个五十二岁的女人的感情),实在太出格了,以致舅父终于忍受不住,跟她吵了一架,都说是因为嫉妒,而照我们看,只不过是委屈,受侮辱,还有愤怒罢了。吵完,她便向科兹洛夫卡车站跑去,好像去卧轨自杀,其实她在花园里呆了一夜,总而言之,她丢尽了脸面。他们都苦恼透了。塔尼娅到奥尔苏菲耶夫家去了,玛莎由于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完全病倒了。我明白,对这样的母亲是不能尊敬的。这一切都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在夏天,8月间,在我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条被我称为‘装满各种声音的麻袋’之后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发生过后,她却若无其事,依然故我,愉快爽朗,预定了所有音乐会的长期票,其他一切,一概不放在心上!”

    由于妻子赶到彼得堡去看塔涅耶夫的歌剧首场演出,托尔斯泰于1897年2月1日给妻子写信,说:

    “你跟我说过,要我放心,后来你又说,你是不会去看排练的。我一直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排练,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一切多么叫人痛苦啊。当我得知,虽然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盘算什么时候到彼得堡去,但结果是,你正好在不该去的时候动身了;对此,我是不高兴的,比不高兴还要……你说什么你无法对自己的旅行另作安排。

    但是,要是你考虑一下,并且自我分析研究一下的话,你就会看清这完全是假话。首先,没有必要作这次旅行;其次,可以提前或拖后到斋戒期再去。可是你却不知不觉地干出了这种事。令人感到万分痛心,而且又有失体面;而令人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是:他(指塔涅耶夫——引者)是个外人,而且是个无用的人,甚至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毫无意思的一个人;他却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近年来的生活过得很不快活。

    有损尊严,而且令人痛苦的是,想不到你会去打听什么时候他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他进行怎样的排练。这真是令人厌恶而又觉得可耻极了。”

    夫人自己也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她是发生什么变化了,但是她又无力自拔,因此感到十分苦恼。1897年7月18日,她写道:“我知道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不正常的感情,上帝的世界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大放异彩,相反却变得暗淡无光了;这是一种蠢事,是不行的,可是要改变它,却又无能为力。”

    高加索一带有一个否认东正教仪式的教派,被称为杜霍博尔(译音)。他们主张用真理和精神为上帝效劳、崇拜上帝;任何外表仪式,在他们看来对拯救灵魂毫无意义,因此一概加以排斥。这个教派18世纪中叶便已存在。当局从1792年开始对他们加以迫害。迫害的理由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省长在给彼得堡的呈文里讲得相当明白:“所有反圣像运动的参加者,都不应受到仁慈的待遇,因为他们的异端邪说特别危险,而且对拥护者来说是有诱惑力的,这是因为杜霍博尔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最圣洁的原则上的,是建立在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他们期望多做好事以拯救灵魂。”

    1895年夏天,托尔斯泰的一个志同道合者——被流放到高加索的希尔科夫公爵给托尔斯泰来信,介绍了杜霍博尔派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并说他们受到政府残酷迫害,请托尔斯泰协助把寄去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托尔斯泰对信里讲的情况半信半疑,便请比留科夫到高加索调查核实。比留科夫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基督徒在俄国受迫害》,在国内自然无法发表,由托尔斯泰校订并加了序言,在伦敦《泰晤士报》刊登出来,手抄本在俄国也广泛流传起来。镇压杜霍博尔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在政府眼里,托尔斯泰的活动越来越危险了。托尔斯泰自己、他的朋友和信徒都遭到了监视和逮捕。这自然使他十分痛苦,他写信给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说政府要迫害就迫害他一个人好了,不要迫害别人。这两个大臣自然未予理睬。

    政府对杜霍博尔派的镇压愈演愈烈。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和特列古博夫联名向社会发出了一份题为《请予援助!》的呼吁书,托尔斯泰对呼吁书的措辞做了一些润色,并加了前言。这份呼吁书印了许多份散发出去,甚至国外报刊都刊载了。

    1897年2月6日,托尔斯泰获悉,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切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被流放了:切尔特科夫被流放到国外,比留科夫则被流放到库尔良茨克省。

    同时又传来消息说,他的另一个信徒——特列古博夫被捕,随后也被流放到库尔良斯克省去了,为期五年。

    这一切对托尔斯泰来说不能不是沉重打击,而且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托尔斯泰仍然仗义执言,并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

    1897年5月10日,萨马拉省一些莫罗勘派教徒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向托尔斯泰求援:那儿莫洛勘派教徒有十六家的孩子被当局强行抓走送到修道院教养去了,理由是这些孩子没有受过洗礼,他们求托尔斯泰帮忙把孩子要回来。托尔斯泰第二天就给皇上写信求情。四个月过去了,孩子们仍无下落。托尔斯泰写信给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