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话，盟军最高统帅可能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而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了，由于马歇尔将军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才能，已经培育出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美国在盟军中的兵力和物资都大大超过了英国。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罗斯福的合理主张，即由一位美国将军来指挥盟军。
在两国首脑一致同意由美国人出任盟军统帅后，又过了18个月罗斯福总统才提名。在此期间，丘吉尔首相建议由马歇尔将军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并几次催促罗斯福总统尽早做出决定。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问罗斯福：“谁将指挥‘霸王行动’？”总统回答说还没有定下来。斯大林表示他赞成由马歇尔将军担任这一职务。
英国人对马歇尔很信任，也很尊敬。他们认为，马歇尔将军虽然忠于美国，但在危急时刻，他能够为盟国利益作出努力和牺牲。
一年前，英国控制下的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受到德军的严重威胁，迫切需要物资援助。当时美国刚刚参战，他们的师团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丘吉尔前往华盛顿，在同罗斯福商议中东和非洲作战问题的同时，提出请求美国提供武器援助问题，以挽救那里的危局。于是，总统召来了马歇尔将军，告诉他盟军陷于困境，急需一些“谢尔曼”式坦克。马歇尔说：“总统先生，那些坦克刚刚拨给第1装甲师，要从士兵手中拿走武器是不行的。但既然英国人非要这批坦克不可，那就给他们100辆吧，马上就给。”在危急之时，马歇尔慷慨援助，英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这件事。
现在，马歇尔不仅赢得了英国人的尊重和信任，而且普遍受到美**内外人士的崇敬。人们不会忘记，早在两年前，马歇尔就对未来战争形势作出了准确判断，并默默无闻地为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东奔西走。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和菲律宾要害遭到日本人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以后，纳粹德国在欧洲和北非发起进攻的同时，又以“闪击战”突然进攻苏联，这时，美国人包括那些孤立主义分子们才如梦初醒，对这场战争的目的、性质、规模和世界面临的威胁才略有所知。无形之中，他们感到马歇尔将军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具有远见卓识，尤其是他为国家利益和远大目标不懈奋斗的敬业精神令他们钦佩。如今美国陆军和航空兵正在全世界6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战争规模之庞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正是由于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出色的指挥工作，以及他对军事需要的轻重缓急了如指掌，才避免了混乱、恐慌和不必要的损失。
当时，罗斯福还没有表态是否参加连任总统竞选，于是，国内有人发起一场运动，要提名马歇尔为194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马歇尔当即加以阻拦，坚决表示他不可能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从政的军人。此后，众议院又提议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荣誉——陆军元帅军衔，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并拟定了一个法案提交国会讨论。马歇尔又一次表示坚决不同意。他公开表示，如果今后把他称为“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叫人别扭，他不能接受这个军衔。然而，他私下承认，他真正反对这一动议的理由，是美国历史上有许多像潘兴一样的伟大军人，而他们没有陆军元帅军衔，潘兴将军如今还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他不想让他们的地位和感情受到伤害。
美国著名广播演说家埃里克·塞瓦赖德在一次广播讲话中，盛赞马歇尔放弃最高军衔的决定：“事实表明，这支为自由而战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穿得最棒，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的组织、训练和装备水平绝非出于偶然，而是显示马歇尔的天才、自强不息精神以及近乎超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的一块丰碑。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权杖的。”
不过，马歇尔却一直希望能回到战场上指挥作战，如今他也一定希望能在欧洲登陆大举反攻时担任盟军统帅。尽管他从未向任何人表示过这一点，但马歇尔夫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罗斯福总统没有立即公布此项任命，却宣布马歇尔的参谋长任期到1943年9月1日届满后无限期延长。很快便传出风声：艾森豪威尔不久将返回华盛顿接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将前往伦敦为登陆战役作准备。
人们普遍赞同这一人事选择，但出人意料地有一位人士出来反对，这位人士正是潘兴将军。他于1943年9月16日在医院里写信给总统，谈了他的看法：
报上一再报道，马歇尔将军将调去英国指挥作战，这使我深感不安，为此写信向您表示我的殷切希望，但愿这些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正在打遥遥无期的全球性战争，需要有一位业绩至为卓著的军官担任参谋长，以便明智地实施战争指导。我赞成军方有识之士的一致意见，马歇尔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军官。假如把他调往某个地区指挥作战，不管看来多么重要，都将使我们失去一位杰出的具有战略才能和丰富经验的参谋长。我不知道还有谁堪与比拟，能来接替他担任参谋长。
总统先生，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深信，如果把马歇尔调走，将会是我们在军事政策上的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非常严重的错误。
罗斯福非常钦佩潘兴，十分器重他的军事能力，这封来信使他踌躇起来。经过一番考虑，罗斯福于9月20日给潘兴复信说：
您对乔治·马歇尔的看法中肯之极，然而我又认为，您还是错了！如您所说，无论从哪方面看，他是一位最理想的参谋长。但是，您可知道，我们要让他去指挥的战役，乃系这次战争中最重大的作战行动。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认为他将指挥整个欧洲战场，而不仅是某一个地区。此外，英国人希望他参与盟国联合参谋部的一切事宜，而不仅限于英国本土军务。再者，我认为，给乔治提供一个赴沙场的机会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由于这一任务的性质，我们仍将从他的战略才能中获益。我所能考虑的最好办法是，我希望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潘兴——而如果我们把他留在这里，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您对此当予理解。
永远忠实于您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潘兴再没有给总统写信，也没有告诉马歇尔他给总统写信的内容，马歇尔日后才知道这件事。
莱希海军上将、阿诺德将军、金海军上将私下分别找到总统，请求总统把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他们一致认为，马歇尔将军对于协调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起着重要作用，不能离开华盛顿。各军兵种司令也公认马歇尔是一位起支配作用的人物，在制订和贯彻联合战略决策方面，尤为如此，他对团结各军兵种贯彻这些决策是必不可少的。根据阿诺德将军和金海军上将的观点，马歇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公认的领袖。
金海军上将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华盛顿有着决胜的联合机构，为什么要拆散它呢？阿诺德将军说，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具有马歇尔将军的全球战略意识和他的陆、海、空、后勤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具有他对一个战区、一个盟国、一个军种相对于另一个战区、盟军、军种之间轻重缓急的均衡判断。”
陆军部长史汀生得知马歇尔将军届时将指挥“霸王行动”的消息后，却感到特别高兴。他甚至认为，假如不派马歇尔去指挥，就无从取得登陆作战的成功。他在给总统的一封信中表明了态度：
最后，我相信，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选出最有指挥能力的军人在这关键时刻负责指挥这次重要的行动，您可以很容易地作出这个选择。在这方面，您比林肯先生和威尔逊先生要幸运的多。林肯先生不得不在考验与错误中摸索，遭到许多可怕的损失，然后，才发现了正确的人选。威尔逊先生不得不挑选一个美国人民和外国盟军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人。
马歇尔将军名声显赫，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一个见多识广，手腕灵活的行政人员。一年半以前，英国方面就建议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我相信，马歇尔将军凭着他的声望、素质与能力，一定能够胜任这一军事领导工作。这对使我们两国在互相信赖中进行联合行动，从实施这次伟大的战略性战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此举将在华盛顿组织和制订世界战略方面造成许多困难和一系列的损失，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看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忠诚您的
亨利·史汀生
史汀生真正担心的却是英国人是否会同意这次登陆反攻计划。他在华盛顿、伦敦和魁北克同丘吉尔首相多次会谈之后得出结论，英国领导人仍在极力避免渡海登陆作战，一心想把盟军反攻的主要方向指向荷兰、比利时和巴尔干地区。
1942年前后，美、英双方就有过一些摩擦。英国竭力主张必须先打败德国，然后再对付日本，在这种战略思想支配下，他们竭力反对任何在中国和太平洋方向的可能影响到欧洲战局的作战行动，即使在欧洲方向，他们也从未支持过马歇尔的作战计划。这种摩擦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双方冲突得更厉害。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中国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一起参加了开罗会议。英国人在会上尽力贬低中国战区的重要作用，避而不谈英国出兵援助中国的任何建议，这不仅使中国人感到气愤，也使马歇尔发了火。这次会议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宋美龄女士结识了马歇尔将军，并从此在俩人之间建立起长期不断的交往关系。马歇尔是一个容易被聪明美貌的女人迷住的人，从那以后，蒋介石夫人同美国人打交道就方便多了。
开罗会议开始后不久就暂时休会，美、英两国代表前往德黑兰，按预定计划同苏联首脑会谈。经过紧张激烈的外交谈判，英国人总算同意了美、苏两国的主张，即盟国在1944年内尽早于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随后，美、英代表又重返开罗。马歇尔要他的助理麦卡锡作好从埃及直飞伦敦的准备，因为“霸王行动”的战前准备工作就要开始了。
在此期间，美**界在盟军总司令人选问题上正议论纷纷。一个非正式的军方刊物《陆海军杂志》刊登了一篇社论，社论说，免去马歇尔将军的陆军参谋长职务，将使陆军震惊，国会震惊，乃至全国震惊。
最后，史汀生部长对有关马歇尔将军的传闻采取了强硬态度。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特别对某些报道的事作一声明，……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马歇尔将军今后无论担任什么职务，将由总统决定。总统的任何决定都是出于对马歇尔将军的完全信任，总统的惟一目的是把这位美国陆军中出类拔萃的军官置于为了成功地结束这场战争而他能做出最大贡献的地位。”
马歇尔的传记作家写道：“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个人非常出色地担任了某一项重要职务，以致这个工作看上去很容易。马歇尔将军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的表现正是如此，结果，他卓越的工作成绩有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关于他职务调动的传闻无疑强调了马歇尔出色的工作，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赏识。”
如此多的人都在关注盟军统帅的人选问题，而且传闻频仍，意见不一，这件事也使罗斯福总统略感为难。总统非常清楚，出任盟军司令官，这一定是马歇尔将军最需要的职务，也是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但另一方面，要是没有马歇尔对国会施加非凡的影响，华盛顿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马歇尔这样冷静沉着、稳如泰山的人物作依靠，一旦出现重大的和不可避免的军事危机，这场全球性战争的结局就难以预料了。思来想去，总统决定让马歇尔自己拿主意。
“我决定不让总统左右为难，”马歇尔后来说，“他完全能按照他认为的国家的最高利益加以考虑，完全不受约束地处理这个问题，……我真诚地希望不要重复过去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只考虑个人感情而不顾国家利益。”
在开罗复会的最后阶段，马歇尔被请到总统下榻的梅纳饭店，“最后敲定”最高司令官的人选。“经过一阵旁敲侧击之后，”马歇尔后来说，“总统才问我想干什么？显然是要我表态了。”
关于这次谈话，马歇尔回顾道：“我记得，当时我说，我不想估计自己的分量，这件事应由总统决定。我只想表明，不管总统作出什么决定，我都衷心拥护。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不应考虑任何私人感情。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我记得总统在谈话结束时说：‘您若出国去了，我晚上就睡不好觉了’。”
马歇尔知道，只要他提出请求，他就能当上盟军最高司令官。总统表示得很清楚，一切由他决定。在美国的军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这么做。很显然，这种做法也是在考验这位将军的人品。我知道这对于你意味着什么，总统心里说，这正是你梦寐以求的登上事业顶峰的职务，正如所有大多数有名的军人一样，这次担任指挥官将使你名垂青史，成为大名鼎鼎的军人，干吧，只要你开口就行。然而，马歇尔终究没有开口。
结果，马歇尔毕生的梦想没有实现，他把最高司令官的职位让给了艾森豪威尔。第二天上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结束后，马歇尔草拟了一份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拿给总统签字。电文如下：
已决定立即委任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
电报发出后，参谋长取回原稿，并用铅笔在上面给新任最高司令写了几句话：“亲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我想你可能乐于将此份电报留作纪念。这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仓促写成的，总统立即签发了。”
8. 上层人事关系
马歇尔身居美国上层社会，他要与之打交道的高层人士和机构的确很多，除陆军部长、总统、国务卿外，还有国会、新闻界以及盟国有关人员和机构。
1939年马歇尔就任陆军参谋长时，陆军部长是亨利·伍德林，助理部长是路易斯·约翰逊。伍德林同约翰逊的关系不太好，经常发生摩擦，彼此之间已经很少讲话了。这对马歇尔来说，简直是一种挑战性的气氛。他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又要防止卷入两位文职上司的争端中去。幸亏这种局面不久就结束了。
1940年7月，亨利·史汀生接任了陆军部长职务。当史汀生第一次听取马歇尔的简要汇报时，那似乎是老相识重新聚首。早在1916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想组建一个师，他请史汀生开列一个军官名单。史汀生发现，他很尊敬的军官们都推荐马歇尔到该师任职。这个师并没有成立，然而这件事间接地开始了马歇尔与史汀生之间的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汀生为现役陆军中校，他于1918年在法国朗格勒参谋学院第一次见到了马歇尔。战争结束后，他们俩人没有密切的交往。但在1928年，当史汀生出任菲律宾总督时，曾要求马歇尔去当他的副官，马歇尔因不愿再做参谋工作而谢绝了这一请求。
1940年7月22日，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还不到一个月，他与马歇尔有过一次谈话。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总的来说，这是同马歇尔的一次有趣和有益的谈话，马歇尔总是乐于助人，忠诚可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俩人的关系发展得日益融洽、亲密，史汀生对马歇尔也愈加信任。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同史汀生讨论派一些高级军官去欧洲商议战争计划，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派阿诺德将军去可能更好些，我不愿马歇尔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在这里太重要了。”
当战争危机加剧时，史汀生的担心变得更加明显了。1941年5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马歇尔想到阿拉斯加去一趟，但是，我明显地觉得他的外出是一种不祥之兆。我告诉他还是不要去，在各种严重事件即将出现之际，他不适合离开华盛顿。”实际上，他任何时候都不愿马歇尔离开陆军部。1941年1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马歇尔观看演习去了，我觉得他去得太久了。”史汀生的传记作家麦克乔治·邦迪说，史汀生“很快就明白了，只要马歇尔在，身体健康，陆军部长能有的最大问题决不会产生。”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时，史汀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认识到马歇尔是一个多么不可缺少的人物。珍珠港事件几天之后，史汀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同马歇尔作了一次长谈，谈到了他的职位问题，还谈到他身负重任，需要得到更好的帮助……我告诉他，他的身心健康比我在地平线上能看到的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942年1月，丘吉尔首相来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会晤。首脑会谈之后，丘吉尔决定到美国南部去旅行，他选择了一个旅伴，史汀生对他的选择颇感苦恼，他说：
“我并不反对丘吉尔去休息，但是，我感到不安的是，他要马歇尔将军陪他一起去南方，目的只是为了途中可以在飞机上同他谈谈话。马歇尔很忙，有做不完的工作，也不应该让他离开工作。他将不得不乘夜间列车返回，白白损失了24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得不到一点休息。只是由于总统力劝他去，他才没有拒绝丘吉尔的邀请。我认为，这是总统不应该做的轻率决定之一。”
1943年5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更糟糕的事情。当时，美、英首脑在华盛顿会谈，讨论未来战争战略问题。其中有几点，俩人分歧很大。丘吉尔固执己见，最后丘吉尔说：“好吧，如果您让乔治·马歇尔陪我到非洲旅行一趟，我就放弃我的观点。”总统当场拍板，同意让马歇尔陪他一起去。丘吉尔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利用这次旅行和他的能言善辩，说服马歇尔同意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一次战役。
史汀生部长听到此事后，愤慨地说：“要想从美国挑出一个最强的人，那人肯定是马歇尔；在他身上，寄托着这场战争的命运。可是却在一次赌博中，使他失去了恢复精力急需的大约三天时间的休息机会，派他去作一次困难重重、危险四伏的横渡大西洋的旅行，而这次远行并不需要他，只是为了满足丘吉尔的意愿，我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
丘吉尔首相要马歇尔将军同行的目的果然不出所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海军副官布彻上校在1943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应首相的要求，经总统同意，马歇尔将军陪同首相来到阿尔及尔，这是因为，首相正公开地设法说服乔治和艾克同意在地中海打一次战役……然后可能想要盟军继续在地中海地区作战，而不是按已商定好的那样横渡英吉利海峡……首相对马歇尔将军礼节备至，给予他以对待首相的所有礼仪……昨天晚上，首相在三次不同的时间里，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讲述了他的意图。一般情况下他总是说呀说呀，直到他完全说服了对方为止。但是，首相这次却失败了。他并没有动摇马歇尔的观点：盟军应当集中力量渡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在陆军参谋长身上，顽固和善辩的首相遇到了对手。”
史汀生与马歇尔一直相处得极为密切。在战争期间，俩人很少发生分歧，但也有过一次小小的摩擦。那是在1942年5月，史汀生对陆军部进行了整编改组，结果把“司令官”的含义从参谋长办公室中除去，马歇尔对这一改变感到难以理解。史汀生写道：“很显然，马歇尔在内心深处感到免去了他以前的一个职务。但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好。”史汀生继续写道：“我们交谈时，气氛非常友好，但这件事使我深感不安。”
第二天，史汀生在与总统共进午餐时，向总统提起了这件事，不过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主张。他对总统说，这个决定看上去是降了马歇尔的级别，而且使马歇尔感到苦恼，因为有人已经提出了一些想法，推测政府对马歇尔将军失去了信任。尽管如此，马歇尔还是非常忠诚地接受了这一决定。
史汀生拒绝给予参谋长司令官的头衔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陆军将领们，特别是参谋长开始脱离总统的指挥，扮演了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令人惊恐的角色。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那些高级将领们相信，在军事方面，他们不应该听命于无知和想入非非的总统和陆军部长。
当伊莱休·鲁特任陆军部长时，他决定终止陆军的霸权主张，他选用了“参谋长”这一头衔以强调陆军高级将领只是美国总统的下属。史汀生是鲁特改革的强烈支持者，因此，1942年，他拒绝授予参谋长“司令官”的头衔。虽然史汀生深信马歇尔懂得军人的从属地位，对此他没有一点担忧，但是，曾经发生过的先例以及后任陆军参谋长的未知数使他不得不为此而担忧。然而，他没有使所有的陆军指挥官们产生疑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马歇尔参谋长对美国陆军中的每一个军官都具有绝对权威。
马歇尔将军深得罗斯福总统的敬重，对军事战略负有完全责任，有关此类问题，可直接向总统报告。这种敬重与信任是在不断交往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马歇尔与总统关系搞得很好的部分原因，是他始终如一地按上下级原则办事，他公道、正直，遵守原则。罗斯福从不称他乔治，而称他马歇尔将军。马歇尔从不像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那样经常去找总统闲谈，总是严格地一本正经地公事公办。也正因如此，久而久之，他的意见对这位最高行政长官越来越举足轻重，他的谨慎和庄重是他卓越领导的重要特征。但有时，罗斯福总统对马歇尔将军的拘礼感到不安，他让霍普金斯去跟马歇尔说不要过于拘礼。马歇尔回答霍普金斯说，那样做完全不合他的性格，他不能勉强从命。
马歇尔担任参谋长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他从白宫开会回来，对手下的一个参谋说：“明天我可能就不是参谋长了。”原因是他在会上所坚持的意见与总统的意见相左。马歇尔认为，飞机制造商的大亨们必须明白，国际形势极其严重，他们必须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但是，许多飞机制造业的老板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其程度已经到了政府必须采取某些措施的地步。马歇尔说：“总统对我直率的态度感到十分不安。”但是，马歇尔并没有被解除职务，经过一天的考虑，总统认为参谋长的意见是对的，便支持了他。
罗斯福和马歇尔一样，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罗斯福原是个海员，1917年曾出任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从小就是个航海迷，并一直对海军存有特殊感情。马歇尔利用总统这一兴趣，经常用航海术语向他解释陆军许多新的组织计划。有一次，他在一块纸板上画了一幅很大的图，然后裁成船形，他把前部和船首比作新组建的一个正规三三制陆军师，后面是两个或三个师的国民警卫队方队，船尾则是支援前方师的勤务部队。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陆军参谋长用对方容易理解的术语给一位海军出身的总统生动地讲解了计划。
总统越来越信任和依靠马歇尔，到了大战后期，甚至到了不可或离的程度。
美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组织体系，国会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陆军参谋长免不了要经常与国会打交道。1941年，史汀生部长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扩军计划建议，要求国会批准延长《选征兵役法》规定的时限，这个法案最初通过时是以一年为限的。陆军部长同国会的领袖们讨论此事时，议员们几乎一致反对延长这个法案。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决定亲自出马，他必须凭自己的本领说服国会山的议员们，结果，他成功了，这是陆军部在与国会的正式较量中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后不久，马歇尔在要求国会批准征兵年龄18岁这一提案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张便条给马歇尔：
亲爱的乔治·马歇尔将军：
您又胜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
马歇尔与国会还有其他几次交锋，其中一次发生在1941年秋。当时，马歇尔正采取步骤清除陆军中不合格的军官。他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向史汀生简要汇报了他的行动。史汀生的反应是“我估计会遇到麻烦。”果然，麻烦不久就出现了。史汀生说：“我们的会议刚结束，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因为有两个得克萨斯州的国民警卫队将军已奉命退休并退出现役。”马歇尔辞退的这两位将军，一个是因年龄大，另一个是因为不称职。他拒绝考虑恢复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现役，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采取行动的，决定不容变更。正是这种力量、勇气和诚实，使他逐步赢得了国会议员们的信任。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与国会的良好关系只有一次受到了威胁。在美国海军的催促下，罗斯福总统正考虑提升马歇尔为陆军元帅，金为海军元帅。1943年2月16日，海军部长诺克斯对史汀生谈起这一建议，那是史汀生第一次听说此事。史汀生说：“我回到陆军部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歇尔，因为，总统可能会让我去国会与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商谈。马歇尔拼命反对任何这样的提升。”
史汀生继续说道：“他说这件事实际上是海军部的一些将军们发起的，他们硬要金、诺克斯和总统这样做。”他在评论马歇尔在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时说：“马歇尔的无私行为，真了不起。”
由于马歇尔的坚决反对，史汀生同一天给总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我曾与马歇尔谈过此事，他认为，就他自己来说，此次提升有害无益；特别是关系到他与国会的关系以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个问题反应很强烈，我倾向于同意他的意见。”数天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决定作罢。但是，这件事后来又被重新提起，最后，总统和国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决定授予他五星上将军衔。
1943年秋，华盛顿盛传马歇尔将军将离开华盛顿出任盟军最高统帅，指挥欧洲登陆战役。9月15日，史汀生部长家里来了三位参议员，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的高层人士，在委员会里侧重于陆军的工作。他们对马歇尔将军可能调离陆军参谋长的职位，而去担任战场指挥一事，极为担忧。史汀生部长写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多么地信赖他，不仅是他们个人信赖他，而且每当国会对某个议案有争执时，如果他们能够说那个有争议的议案已经征得马歇尔的同意，议案即可获得通过。”
在美国，社会舆论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舆论的脉搏部分地可由报刊测验出来；一个普通公民不能直接提出问题，记者有时却能。日本入侵菲律宾后，那里的局势对美国十分不利。有些人暗中已开始对马歇尔将军产生了怀疑。1942年，一位陆军公共关系部的军官写道：“我有一个朋友，是中西部一家大型报纸的华盛顿局局长。一天晚上，他来我家对我说，对马歇尔将军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的情绪正在蔓延。”记者们要求马歇尔将军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当时陆军部规定，记者招待会全部由史汀生部长主持。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建议提出数天后，史汀生部长要离开华盛顿去视察巴拿马运河区及其防务情况。史汀生和其他人劝说马歇尔来主持这次预定的记者招待会。马歇尔将军进来了，他对记者们说，他知道他们对战争指导方面有很多问题要问，请他们在会议之初逐个把全部问题都提出来，然后他将统一回答。众多的记者代表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起立提出问题，马歇尔专心地听着。记者们问完之后，他开始讲话了，他告诉他们说，他准备坦率地、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一些东西，以便他们把消息带回去登报。一位观察者说，他讲了30多分钟，对那时发生过的每件事情都作了说明，他谈到了援助巴坦（菲律宾北部一群岛）美军的各种努力，如购买船只，为进行这项工作的船员家庭事先准备保险基金等等。他在保密限度许可之内，尽量说出实际遭受灾难的程度，由于这些灾难，他们很早以前制定的应急计划未能实现。
马歇尔将军主持的记者招待会进行得很成功，他那诚实坦率的陈述获得了新闻界的信任，完全赢得了怀疑论者对他的支持。此后，对他的能力散布不满情绪的评论也完全停止了。陆军公共关系部的一位军官说，马歇尔将军“显示出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吸引力。”从那以后的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每月举行一至二次记者招待会。他习惯于先请记者们提出问题，然后按顺序一一答复。他直接答复那些提出问题的记者，他具有记住许多情况和人名的非凡的记忆力；他不仅很坦率，而且信任他人。他指出哪些东西是保密的，相信记者们不会辜负他对他们的信任。
另一个方面，马歇尔将军的影响使美国陆军采取了一种与英国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英国人强烈反对公布作战有功部队的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马歇尔将军则认为，对美国战斗部队的宣传，应根据战功的大小，将指挥官、部队、每个士兵区分开来。英国只宣传几个高级将领。马歇尔还认为，对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部队，应予以迅速表彰。他指示说，嘉奖令可立即办好，向新闻界公布；文书工作可随后办理。因先填写各种报表而造成的时间延误，将会使奖励的价值减到最低限度。
9. 与部下的关系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他1943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马歇尔独具的领导特色是，无论驻扎在什么地方的美**官，甚至那些在前线赢得了盛誉的军官，都像忠于自己的领袖一样忠于他，仿佛他们在五角大楼里一样。”这部分原因是这些高级军官几乎都是马歇尔亲自选拔的，他们渴望在履行职责时，不辜负他的期望。主要原因，则是马歇尔将军具有高尚的行为品格。
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家属。威利斯·克里顿伯格中将是1944年驻意大利第5集团军群的一个军长，他回忆说马歇尔将军视察欧洲战区时，曾去看望他。参谋长回到美国后，亲自打电话给在圣安东尼奥的克里顿伯格夫人，对她说：“克里顿伯格夫人，我是马歇尔将军。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我在意大利见到了你丈夫，他身体健康，生活得很愉快。”他给他见过的每个高级军官的妻子、母亲或其他至亲打电话或写信，为她们传递口信，介绍他们的情况，甚至对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是如此。
这种做法深得人心。马歇尔的档案卷宗里塞满了军官妻子、儿女、父亲寄来的感谢信。除此之外，马歇尔同几位老同事的妻子还经常通信，如马克·克拉克、沃尔特·比德尔、乔治·巴顿等人的妻子，还有艾森豪威尔的妻子玛咪。他为这些夫妻捎信带话，使他们在别离之中得到一些安慰。马歇尔从不揭将军们私生活的短，对他们的妻子更是守口如瓶，但这些将军夫人不知听信了哪里的传闻，都认为马歇尔不单单把她们的丈夫看作军人，而且还像父兄一般对他们严加管束，不准他们在无仗可打时干越轨的事。
马歇尔每次外出巡视，穿梭于欧、亚、非、中东之间，他总是让麦卡锡走访中、下级军官，同他们一一交谈并作记录，自己则去探望高级军官。
1943年，马歇尔将军去了一趟北非，他在阿尔及尔出人意外地去看望了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少将。特拉斯科特曾在安齐奥指挥过一个军。俩人谈了很久，马歇尔将军问他是否知道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调他参加进攻欧洲的战役。特拉斯科特回答说，他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要求。这意味着特拉斯科特将要指挥一个集团军，但他离不开意大利的战斗。特拉斯科特说：“我认为我应该知道艾森豪威尔要调我，并且应明白我在安齐奥指挥的战斗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欣赏。”特拉斯科特将军素有“军人中之军人”之称，尽管他有着铁石心肠，但还是记下了他对马歇尔的崇敬心情：“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是马歇尔将军主动告诉我这些的，这是他关怀体贴部下的许多事情之一，这些事情使他在处理与部下的关系方面总是十分出色。”
得到马歇尔将军关怀的并不总是高级军官，他也总是把士115兵和下级军官们挂在心上。为了维护和提高美军士气，参谋长派了一些特使不断在世界各地巡回走动，遍访陆军和航空兵的兵营。他们的惟一任务就是倾听军人们的抱怨，并提出消除不满情绪的建议。根据特使的报告，参谋长对陆军随军商店进行了彻底整顿，规定在前线建立起类似的商店之前，基地随军商店一律不许营业。刚从前线下来的士兵，能在战地喝上一瓶可口可乐，抽上一盒“幸运”牌香烟并吃上“赫尔希”牌巧克力，虽然这不能减少战场上的危险，但士兵们的确感到好受一些。
参谋长本人每到一个营地，都拒绝当地司令官陪同，只带一个司机到处走，留心倾听士兵们发牢骚。正是这样，他才得以了解到东南亚某航空站士气极其低落的真实原因。航空站长报告说，飞行员们由于频繁起飞迎战日本战机，每天下来精神都疲惫到了极点，所以越来越暴躁易怒，他们需要休整。
马歇尔却发现，需要休整的不是飞行员，而是负责维修飞机的陆军航空兵士兵。航空站的维修棚里闷热潮湿，空气污浊，蚊子成群。大部分士兵都染上了疟疾，全靠大剂量阿的平支撑着，结果头昏眼花，再加上发烧引起身体极度虚弱，以致在维修飞机时都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隐蔽物和灯光使工棚里臭热难当，成群结队的蚊子向他们大汗淋漓的身体发动进攻。
马歇尔回到陆军部，立即下令向航空站紧急运送掩蔽网和修理间降温用的新风扇，并规定了维修士兵执行轮流休整制度。飞行员们没有得到休整的机会，但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姑娘，而这正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不管怎样，一旦他们知道了维修工作恢复了正常，飞机靠得住，他们也就感觉好多了。”
20年代曾在马歇尔手下工作的一位参谋说，马歇尔将军“对所有在他手下服务的人都有天生的人情味。不论他们职位高低，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随时随地去向他们表示他的真诚、尊敬、体贴、关心和友爱。他这样做，并不认为是浪费时间。我有很多他关心我的美好记忆。我只是一个中尉军官，他关心我是不可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回报的，那纯粹是他本性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马歇尔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这种品格。马歇尔当下级军官时，他知道手下每个士兵的名字。他花很多时间与每个人交谈，熟知他们的经历、个性和个人问题。当有人指责他的士兵时，他能在他的士兵和指责人之间迅速作出裁决。同时他也会公开批评那些应受到批评的人，让其他人引以为戒。他的士兵因为他的诚恳而自然地热爱他、信任他和尊重他。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高官显贵，而不去关心那些士兵，他被许多人称为“普通士兵的卫道士”。
1933年，马歇尔在芝加哥国民警卫队任职。一天，五星上将潘兴将军出人意外地来到了马歇尔的办公室。潘兴将军不愿别人窥视他。但是，马歇尔上校明白，潘兴将军的造访对他的参谋人员来说是件兴奋好奇的事情。所以，他借故把每一个参谋都叫进办公室来，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将领，同时，又没使潘兴将军感到他似乎被当做展览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他经常外出视察。马歇尔夫人凯瑟琳说：“尽管他视察时步速很快，随从军官觉得很难跟上他，但能逃过他眼睛的事却很少，确实很少。”一次，凯瑟琳在诺克斯堡看他视察部队，她注意到他很快穿过两排士兵，然后在后排停下来，同一个士兵谈了几分钟。
“我问他为什么特意挑选那个士兵，”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回答说，我一遇到这个人的目光，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弄清楚了吗？”她问。
“弄清楚了，”他回答道，“一切都弄错了。那个人本不应该被征召入伍，他已经超龄了，有一大家子人口，身体条件也不适合服现役。他同样是一名好兵，想尽他的一份力量。我询问了好些时间才得知他的苦衷。征兵局疏忽了他的情况。”当天，马歇尔就安排这个士兵退役回家了。
马歇尔勤于思考，而他的许多同事却不是这样，他对此感到很恼火。他经常说：“给我一名能够并愿意自己思考的军官，把我从懒于思考的人中解脱出来。”他对思考和推理能力有限的官兵倒是有耐心，但对有能力而不能很好利用的人却很严厉。他理解并容忍缺乏才智的人，并耐心地促使他们产生增长知识的**，以便能做得好一些。由于马歇尔具有分析部下能力的本领，所以，他能迅速识别出谁是“懒骨头”，并果断地处理这样的人。久而久之，他手下的人都很清楚，只有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他才会满意。马歇尔喜爱官兵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大胆地去干，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种卓越的领导能力，同样是在他早年生涯中，在与部属相互信任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马歇尔第二次在菲律宾服役时，有十名即将结束三年海外服役期的年轻军官，对这支“殖民军”的现状极为不满。部队兵员不足，缺乏经费，编制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为了打发时间，部队中成立了一个志愿军官学习班，每天上午由马歇尔中尉授课。其中的军官之一后来写道，这是由于“他在我们中的印象很好，这个计划得到了全体军官的一致响应。我们的兴趣和注意力从未衰退，参加学习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忘记这件事。”
在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当马歇尔身居高位并负有指挥责任时，他花了大量时间致力于培养下级军官们的专业素养。他召集起刚开始军事生涯的尉官，督促他们学习军事专业——步兵、骑兵、炮兵或其他方面，他经常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家中举行军事问题讨论会。
马歇尔与那些他评价很高的年轻军官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在选派职务时，总是记着那些献身事业、勤奋工作，有军事才能的军官。这些军官遍布世界各地，他密切注视着初露头角的人的责任和前途。
作为一个高层军事领导人，马歇尔既特殊又普通，他的确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军事首脑。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不仅是因为他个人有进取的决心，而且因为他希望把自己的见识与同事和部下交流，而不管他们职位的高低。
10. 苦海无边
1944年6月5日，马歇尔盼望已久的、尽快打垮纳粹德国的“霸王行动”终于开始了。由于计划周密和准备充分，诺曼底登陆战役取得了成功，盟军蜂拥登上诺曼底海岸，在瑟堡半岛至古老的教堂城市卡昂一线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盟军在欧洲战场上对德作战进展很顺利，但对马歇尔来说，战争正进入了最复杂的阶段。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军政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微妙。
战争期间，国会拨给陆军部1亿美元，由参谋长支配而不必向众议院报细账。实际上，这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一笔款项——当时属于高度机密，但没有人要求马歇尔不得把这些钱挪作他用。汤姆·汉迪说：“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把其中的100万美元用在跟原子弹毫不相干的事情上了。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美军误炸了一个法国村子，死了人，损失很重。‘你去向他们道歉，’马歇尔对我说，‘给他们100万美元。’后来，国务院把这100万美元补上了。但当时我们动用这笔款子时，没有任何人提出疑问。人们对马歇尔极其信任，这一点使总统很不高兴。”
汤姆·汉迪认为，由于马歇尔受到人们的崇敬胜过总统，所以罗斯福有时对参谋长有些妒忌。“把马歇尔说成一个生性随和的人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汉迪说，“他会极其严厉。他的态度使年轻人望而生畏。他身边的一些女工作人员对他怕得要死。但他对英国人和国会的影响力特别大。我想罗斯福妒忌他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其理由在于他们知道，马歇尔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可告人或自私的动机。英国人知道他不为美国与英国争高低，而是力图用最佳的方法尽快打赢战争。美国国会知道，他心直口快，不耍政治手腕。”
艾森豪威尔认为，像他自己一样，马歇尔在国会和人民中间赢得信任，是因为他坚决不参与任何政治决策。在欧洲战争的某个阶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不要实施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认为无此必要；艾森豪威尔希望攻占马赛，用作补给港口，丘吉尔却主张以兵力物力加强在意大利的盟军，向北穿过卢布尔雅那山口向维也纳进军，抢在苏联军队之前到达那里。艾森豪威尔告诉首相：“温斯顿，瞧，我完全知道您是在为政治目的而打仗。如果您能通过马歇尔参谋长下达命令，那我就可以照办。但我只能从军事角度谈论和考虑问题。我接到的指示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去打败德军。我绝不放弃这一目的……”
在政治方面，马歇尔一向慎重从事，尽量避免卷入政治。他认为，政治是白宫头头的事，让他们去管好了。他在履行参谋长职责期间受到惟一的政治冲击，是政治对军事作战后果的影响。如今，在欧洲打败纳粹的攻势正在顺利发展，这不仅是由于美、英两**事上的努力，而且也是苏联红军的辉煌成就。然而，一旦欧洲战争取得胜利，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苏联人届时即可宣布，战争已经结束，敌人已被征服，胜利已经到手。但是，对美国和英国来说，战争还远没有结束。日本法西斯还没有被打败。他们必须乘势挥师向东，为在日本本岛打败日军之前把他们从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和中国清除尽净，还要进行浴血苦战和付出流血牺牲。从法律意义上说，苏联人没有任何义务参与对日作战，因为他们同日本并不处于交战状态。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前，说服苏联开赴远东，继续同美英联军一起（罗斯福称之为“肩并肩地”）对日作战，至少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马歇尔对盟友倒从未有天真的想法。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他虽然也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认为丘吉尔对苏联人的看法未免过于偏执，但他对苏联人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楚。在美、苏参战后不久，他曾派手下一位最能干的年轻军官约翰·迪恩少将前往莫斯科，领导美国驻苏联军事联络委员会，观察苏军的需求情况，并刺探苏联方面的计划和战略。他干得很出色。
1944年冬，对德作战看来已稳操胜券，雅尔塔会议正在筹备之中，此时，迪恩就莫斯科的政治动向给马歇尔写了一份形势报告。报告就目前形势、苏联的想法和态度，以及同苏联人打交道的难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迪恩以为，有必要改变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他提出六点建议：
一、只有在苏联提出援助要求，而我们确信该项援助有助于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才继续援助苏联。
二、凡我方认为并非必需的援助要求，坚持让对方充分说明需要此项援助之理由。如对方不予说明，我们应予拒绝。
三、凡无益于打赢战争的各项援助，我方应坚持等价交换。
四、我方应先提出有益于双方合作的建议，然后待对方作出反应。
五、当我方提出合理建议后相当时间得不到对方答复时，即应依照我方认为最适宜的方式行事，并将行动通报对方。
六、我方应停止单方面谋求亲近苏联之行动，而应设法使对方主动近我。如对方采取友好态度，我方自应以诚相待。
迪恩还说，这里有些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番，问题在于采取何种策略。如果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我国的利益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损失。但我确信，假如我们想得到他们的尊敬，并在今后同他们共事合作，我们必须采取较前更为强硬的立场。
马歇尔对这份报告极感兴趣，深为赞许，把它转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完全赞同迪恩的看法，催促参谋长立即抄送总统一份。当时正值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后不久，人们发现总统情绪异常，想法古怪，身体衰弱。马歇尔上次会见总统后，为总统对盟友态度上的变化感到忧虑。过去，罗斯福几乎每晚都要同丘吉尔在电话里谈一阵，如今，他不再打电话了，也不再把英国首相看作预言家了。他以略带讥讽的语调议论英国人，说他们只关心如何维护他们的帝国，意思是现在只有美国和苏联在为自由而战。
总统对迪恩的报告将作何反应？经过一番思考，马歇尔提交史汀生一份备忘录：在接到您建议把迪恩的信件送交总统过目的条子之前，我已经考虑过这样做，并打算等您读过信后一同商议此事。收到您的来条之后，我征求了汉迪和赫尔（中将）的意见，他们都建议不要把此信送呈总统，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使总统对迪恩产生成见，也可能激怒哈里曼先生（美驻苏大使），因为迪恩居然不经过他就把自己的看法直接上报总统。
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也为总统不能读到此信感到遗憾，因为迪恩的意见句句在理，我对之完全同意。
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将这份备忘录送交史汀生部长后，同全家人一道去弗吉尼亚州的多多纳庄园过圣诞节。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迪恩的报告尤其使他坐卧不安。回到陆军部，他立即派专人持信前往莫斯科，询问迪恩是否把他的报告给大使看过，如将报告呈送总统，是否会使哈里曼大使感到不快。
迪恩接到信后第二天便复电参谋长：
大使看过12月2日写给你的信，他完全同意其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并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同样适用于政治事务。我们都赞成把那封信送呈总统和国务院一阅。
马歇尔立即把那封信送交白宫，但从此便石沉大海，再无下文。
“在民主国家指挥战争真不是什么惬意事，”1945年春马歇尔向艾森豪威尔这样叫苦说。他也许还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运筹全球战争的参谋长来说，越是临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军种之间、将军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政府和军队之间，四处都在争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马歇尔后来谈到，过去的一年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棘手和最艰难的时期。有些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马歇尔夫人都担心那些难题会把参谋长压垮。1943年，艾森豪威尔曾拒绝接受参谋长一职，理由之一是受不了“那副烂摊子。”
太平洋、中国、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而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通常都要花费整整一天的工作时间。正在组织对菲律宾群岛日军进行反攻的麦克阿瑟，不断专横地向参谋长要兵员，要物资。海军部一向讨厌麦克阿瑟，一心想阻拦麦克阿瑟的行动。马歇尔经常处于这种矛盾状况之中，但又必须为解决矛盾而费力地协调。此时，已有800万美国官兵在世界各地服役，而国会确信战争已近结束，现有兵员足够了。为了赢得爱子心切的父母们的选票，议员们竭力反对征召17岁的青年入伍。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被迫撤掉了由他任命的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职。不是因为他缺乏指挥才能，而是他高傲自大，看不起人，总是说三道四。他把他的上司中国总统蒋介石称作“中国胆小鬼”、“东方伪君子。”史迪威同驻守东南亚的英国人也争吵不休。马歇尔必须为此而从中周旋，最终不得不把史迪威调回国，由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尽管魏德迈对蒋介石和英国人都无好感，他还是在过去几年中学会了一套外交手法。
此时，每个战区都酝酿着纠纷，许多危机需要解决，许多分歧有待消除。194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歇尔不想卷入其中，但总统竞选涉及到珍珠港事件，特别是关于密码机密问题。为了保守这一核心机密，马歇尔不得不站出来表明态度，并争取得到总统候选人的一致理解和支持。除此之外，马歇尔还要关心他的英国朋友、合作者约翰·迪尔陆军元帅的健康状况。那年，迪尔病倒了好几回，而且病情不断恶化。1944年11月2日，迪尔病逝于华盛顿。第二天，马歇尔发表了一份正式公告：
盟军今日之所以能兵临德国国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的远见卓识和他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忘我献身精神。
盟军制胜之最为至关重要的条件实为美、英两**队的精诚合作，迪尔爵士对此做出了贡献，堪称无出其右。他的病逝不仅是英国的巨大损失，也是美国的巨大损失。他专心致志，超群绝伦，舍生忘死，把毕生奉献给了争取共同胜利的事业。
我谨以美国陆军全体官兵的名义，向这位伟大的战士和军事政治家表示哀悼。在艰难岁月中，我们两国都曾得益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指导。我为自己失去一位亲密的朋友深感悲痛。
由于11月3日是大选日，迪尔病逝没有引起美国人太多的注意，但马歇尔却因此心情沉重。马歇尔执意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迪尔对这场大战所做的贡献，设法将他的朋友安葬在阿林顿公墓，使迪尔成为葬在这座美国英烈祠中的第一个外国人。后来，马歇尔又募款在墓地建立了迪尔的骑马雕像。除悲痛之外，他还深切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随时了解英**事战略情况的重要渠道。在未来充满微妙关系的岁月里，这一情况将使盟国间的协调和团结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白宫南廊举行了简朴的就职仪式，第四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罗斯福就和他的随员乘“昆西”号巡洋舰去黑海参加盟国雅尔塔会议。他身体虚弱，不能乘坐飞机，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分乘两架飞机先行。马歇尔途中在马耳他岛停留，以便同艾森豪威尔会晤。
马歇尔飞到地中海中部马耳他岛，以阿兰·布鲁克为首的英国总参谋部成员在那里迎候。双方一致认为，在雅尔塔会议前，美、英两国应协调战略，特别是协调对日战略。遗憾的是，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主张首先解决德国的各种问题，并抱怨艾森豪威尔过于谨慎，在“进逼莱茵河”的作战中行动不够迅速。他们坚持认为，对德作战的指挥权现在应该交给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以加快向柏林突进，赶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领土。
开始时，马歇尔还能静静地听着，但当阿兰·布鲁克再一次提到布莱德雷和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影响，几个美国将军串通起来反对英国人时，马歇尔火了。他反驳说：“好，布鲁克，你倒不像美军参谋长们那样担心丘吉尔先生直接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和影响。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实际上从未接见过艾森豪威尔，也从未给他写信，因为他是盟军司令。但是我们对首相施加的压力却极为关切。我认为你们的担心毫无根据。”
他后来说，那是“一次很糟糕的会议。”英国人一个劲儿地要按对蒙哥马利有利的办法进行对德战役，把巴顿和布莱德雷现有的物资、汽油统统调走，拨给北线蒙蒂指挥的英、美联军，但马歇尔同样寸步不让。他执意不给艾森豪威尔下达任何命令，坚持认为战地指挥官有权自行决定，而且他完全信任盟军最高司令的决断。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罗斯福总统先后到达马耳他。当天晚上，总统、首相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昆西”号巡洋舰的餐室里聚会。马歇尔和金已经共同拟好了他们认为对英、美两国都有约束力的“马—金协议书”，规定双方共同参加对纳粹和日本联合作战的要求。协议书没有迁就英国人的意见，无论战术和战略方针均不改变，对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巴顿，将视军事局势的需要，一视同仁地继续给予支援，不让蒙蒂单方面突进柏林。
大家注意到，丘吉尔精力充沛，而罗斯福则对会议的进程很少表态和施加影响。不过，总统已经向马歇尔和首相俩人明确表示，他全力支持“马—金协议书”，尤其是对德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参谋长们只好同意，别无他法。
美、英两国代表继续动身前往雅尔塔，去参加同盟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举行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
11. 美苏政治交易
詹姆斯·鲍德尔中士随马歇尔将军去过马赛、马耳他、雅尔塔，无论将军到哪里，鲍德尔无不在鞍前马后。在马歇尔的随从中，只有鲍德尔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马歇尔当初选中鲍德尔，是因为他曾当过潘兴将军的勤务兵兼司机，精明强干，办事效率高并颇有军人风度。鲍德尔身高6英尺多，体壮如牛，大脑袋上总是斜扣一顶宽檐战斗帽，透着几分俏皮。
自然，经常有人向马歇尔建议，他的副官应该是个军官，但马歇尔觉得自己外出视察时由一位军士陪同更方便些。他说：“我可不想听凭什么人的摆布。”
当马歇尔当上参谋长后，又有人对他说，他身边的确需要一个军官；既然他那么喜欢鲍德尔，何不提拔他呢？问题在于鲍德尔本人不想当军官，先后四次谢绝了将军的美意。最后，马歇尔只好求助于妻子凯瑟琳了。一天，凯瑟琳坐在鲍德尔驾驶的汽车上，问道：“中士，你为什么不想当军官呢？是不是嫌上尉军衔太低？那么当少校怎么样？”
鲍德尔断然地摇头说：“不，夫人，我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念过多少书才不愿当军官的，我连中学都没上过。12岁那年，我就离开家了。”
“好吧，”凯瑟琳说，“既然你不愿当军官，我们当然不会强迫你。不过，我认为当军官要好得多。”
授衔委员会的马林·克雷格将军听到这件事后，怒气冲冲地来找鲍德尔。“你到底怎么回事？”他大声吼道，“你他妈的那么了不起，连当个军官都委屈你了。”
“不，将军，”鲍德尔说，“我可不是那么想的，我只不过觉得自己不配当军官。”
“怎么不配？”克雷格厉声说，“眼下有的卖鞋的都当了上校啦。”
马歇尔也拿定主意不放鲍德尔走。既然他不愿当军官，就随他便好了。马歇尔决不肯拿他去换任何一个军官，欧洲战争达到**时，鲍德尔已是集贴身随从、司机、心腹和顾问于一身了。他负责马歇尔的制服、行李、机密文件，以及安排将军出差期间的约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鲍德尔是随叫随到。
鲍德尔总是给马歇尔将军准备好一副眼镜，以备将军审阅文件时用。眼镜是他从廉价商店买来的，一买就是一打，经常随身带着一副备用。只要参谋长说一声“鲍德尔，我没有眼镜了”，他便应声答道：“我这准备着一副呢。”随手就把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来。
凯瑟琳和鲍德尔最担心的是，马歇尔的工作过于繁重，一些难题常常使他彻夜难眠。
“我们外出的时候，我就得帮他催眠了，”鲍德尔后来说，“我总带着一个按摩震颤器。他总是躺在床上看书，以便催眠入睡，我们通常带着一箱子陆军出版发行的那种平装书。他有时会说：‘军士，我睡不着，’我就说：‘将军，别着急！’说完，我就走进他的卧室，在使用震颤器之前，我先用手替他按摩，从脖子开始按摩，然后是腰部，最后是双腿。等我按摩到腿时，他一般就睡着了。我关了灯，再轻轻地用震颤器按摩一会儿，这将使他全身得到完全放松。但是，两三个小时后我夜里醒来，总是看到他卧室的灯亮着，他又在看书了。”
其他人若是把鲍德尔中士当做普通士兵对待，肯定会惹参谋长生气。在马赛，分配住房的军官没有把鲍德尔安排住在将军隔壁，而是打发他和其他勤务兵去住顶楼。马歇尔发现后，把那位军官叫来，语气平和地告诉他，鲍德尔和别人不一样。说完，马歇尔就等在那里，直到那位军官亲自把鲍德尔中士的行李从顶楼上搬下来，安排他住进将军隔壁的房间，把已住在那里的一位上校请了出去。马歇尔对鲍德尔说：“小伙子，我找了你整整一下午，快进来吧。”
雅尔塔会议之前，参谋长已先一步抵达，鲍德尔搭乘另一架飞机到达距雅尔塔180里的索契。鲍德尔携带着马歇尔、阿诺德和布尔三位将军的行李及所有机密文件，他必须迅速赶到会址。中士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搭车按时赶到雅尔塔。只见马歇尔将军踱来踱去，正在等他，心情不佳。马歇尔被安排和金海军上将同住一单元，因此感到不快。他们住在沙皇皇后的行宫里，房间虽然宽敞豪华，但昔日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连床都是苏联军用品。
“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住在两个相邻的房间里，”鲍德尔回忆说，“金海军上将的那个房间似乎是皇后的卧室，将军们就拿这个互相打趣。”
鲍德尔住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实际上是一间储藏室，里面有一些抽屉，放两位将军的制服。他可以听到两位将军在各自的房间里提高嗓门聊天。金称马歇尔“乔治，”这使马歇尔感到惊奇，而参谋长也报以同样亲热的称呼。
“嗨，乔治”，头天晚上鲍德尔听到金大声说，“要是拉斯浦丁（俄国宫廷修士，深受沙皇二世和皇后宠幸，后被刺身亡）一下子从那扇窗户钻进来，你他妈的怎么办？”
“见鬼，欧尼，”马歇尔答道，“那我就喊鲍德尔。”
鲍德尔叫道，“要是拉斯浦丁从那扇窗户钻进来，我就从这扇门溜出去。”
皇后行宫里只有一套可供使用的抽水马桶。马歇尔和鲍德尔不无苦恼地发现，欧尼·金有蹲厕看书的毛病，哪怕马歇尔把厕所门敲得山响，摆出上司的权威命令他“让位”，他也闭门不出。再加上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也要用这个厕所，麦卡锡后来不得不制订了上厕所的时间表。苏联政府热情款待美国代表团，宴会接连不断，喝不完的伏特加和克里米亚香槟，吃不尽的鱼子酱、黑海大菱鲆、鲈鱼、河虾、鱿鱼、小龙虾。然而，苏联的这套抽水马桶装置却不足以应付如此丰盛的酒食。
对马歇尔来说，这些美味佳肴实在无法消受，他能喝一些伏特加，但不喜欢吃鱼，尤其讨厌河虾和其他贝壳类食物，一见这些东西就反胃。好在鲍德尔带来了许多巧克力，每天马歇尔赴晚宴回来之前，鲍德尔都在他的床头桌上放一些大块巧克力。“他在雅尔塔是靠吃‘赫尔希’牌巧克力过日子的，”鲍德尔后来说。
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政治会议，或者说是一次密谋的和不光彩的分赃会议。从表现上看，此次会议达成的协议旨在美苏联合，促成“肩并肩地”对日作战。但其实质却是划分战后势力范围。雅尔塔密约有关中国的部分，主要是承认外**立；大连开放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实际上，这是美国以出卖中国权益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减少其对日作战的兵力损失。这使中国蒙受了不应有的莫大耻辱和重大损失。
关于欧洲部分，美英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鲜和印度支那部分则先行托管，而后独立。
这样一种性质的会议，显然决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会上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德国投降指日可待，而英国人在盟国内分配德国领土的想法却落了空。他们在马耳他输掉了，最终同意把这方面的决定权全部交给盟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苏联人对此并不表示反对，他们似乎知道艾森豪威尔对所有带政治色彩的事，比如占领柏林，都会敬而远之。他们不信任的只是英国的决策人物。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寻求苏联对日宣战，他们很清楚，为此必须付出报酬。什么报酬呢？总统没有找马歇尔商量。马歇尔后来说：
“我没有和总统谈起向苏联人作出让步以便使他们对日宣战的必要性。只要我们给斯大林时间，他对自己能够做的事态度会很明确。他和我讨论过把苏联军队开过西伯利亚同我们协同作战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
马歇尔非常明白苏联是要索取报酬的。金海军上将也赞成和苏联共同进攻日军，但认为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不能考虑。“海军方面认为，”金后来说道，“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日本本土之外打败它。我们认为，通过封锁和轰炸就能迫使日本投降，假如苏联人在中国东北向日军开战，则能加速这一进程。”
当时，谁也不指望原子弹会起作用，连马歇尔将军也不例外。在雅尔塔，或许只有他对原子弹略有所知。原子弹试验还没有成功，人们甚至不敢肯定这种特殊炸弹是否真能爆炸。此时，美国航空队的首脑们正在草拟轰炸日本的计划。航空队副司令瑟尔斯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介绍了情况，说已有五个对日作战方案正在酝酿之中。
瑟尔斯说，陆军主张直捣日本列岛，拿下东京；航空队打算把日本主要城市全部夷为平地，迫使日本投降；海军认为对日本实行封锁便可取胜；国务院则确信，劝说苏联对日作战是惟一的速胜之道；科学家们预言“曼哈顿计划”可行，原子弹试验很快就能获得成功，主张对日本使用这种威力巨大的特种炸弹。
“我看过这个炸弹方案，”瑟尔斯说，“我们肯定它行不通。抓紧研究一下五个方案，然后拿出一个航空队可以支持、陆海军和国务院也会赞同的方案，至于科学家们是否反对，就不必管了。”
无论这个计划小组最终拿出什么方案，对政治家们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在圈外的英、美军队首脑们眼巴巴地看着政治家们准备为苏联参与远东作战付出报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
“斯大林可能提出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报酬问题，他们会要千岛群岛（位于北海道以北的日本岛屿）和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库页岛）。”
罗斯福总统甘愿付出报酬。此时，他病势已重，顶不住任何压力，但事实上苏联人根本用不着施加什么压力。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确信，只有同苏联联手，才能打败日本，所以对预付报酬很痛快，况且报酬是敌国领土。丘吉尔对苏联盟友的态度，却没有罗斯福那么热情，即使他对苏联人心怀疑虑，当时也没有表示异议。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已看出美国人愿意同苏联合作，甚至愿意在战后同苏联共同主宰世界。在马耳他，英、美双方不愉快的争吵也使丘吉尔感到英国这样的小弟兄如今已是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雅尔塔是准备作出让步的，”丘吉尔日后不无伤感地回顾当时的情形，然后又说：“但5个星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所说的变化是指罗斯福病逝和原子弹问世。
1945年4月12日晚，马歇尔将军和凯瑟琳正在迈尔堡住所的门廊休息，麦卡锡上校开车赶来了。他刚刚得到从佐治亚州温泉城传来的消息。
“总统去世了。”他说。
马歇尔刚刚在陆军部忙了一整天，心情很振奋，因为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传来捷报，但他立即乘车赶往白宫，向罗斯福夫人表示哀悼。夫人请他照料丧葬事宜，于是，马歇尔又像从前为哈丁总统和迪尔爵士操办丧礼那样，全力以赴地筹办这一位伟人的葬礼。一列专列和2000名士兵被调往温泉城；灵车北行的沿途组织了仪仗队；军队排列在联邦车站到白宫的道路两旁……
第二天，运送灵柩的专列出发了。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以及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前去参加新兼总司令哈里·杜鲁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还在杜鲁门当参议员时，马歇尔就与他相识，当时，他在参议院担任战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歇尔知道他是个精明敏锐、生气勃勃的政客。此时，这位由副总统晋升总统的杜鲁门先生，对一些重要的战争机密了解不多。比如，仅在一小时前，杜鲁门才从史汀生那里得知美国正研制并计划使用一种原子弹。直到此时，他对已故总统在雅尔塔同苏联人达成协议的性质还不甚了解。
根据史汀生的提议，两个主要军种的负责人向杜鲁门简要介绍了当时的战局情况。同以往一样，马歇尔认真负责地为总统介绍情况。他讲话逻辑清楚、说服力强，能打动人。新任总统对马歇尔如此细心介绍情况很是感激，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史汀生的印象是，杜鲁门发现从马歇尔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有力帮助。听完介绍后，杜鲁门对几位下属表示谢意，说他打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希望他们像为前总统尽力那样协助他工作。
会后，马歇尔忙于罗斯福的丧事。罗斯福总统安葬在海德公园，一切都进展顺利。
“罗斯福夫人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满是感谢之辞的信。”鲍德尔说，“将军把原信交给了我。”
马歇尔飞回华盛顿，发现一场危机正在德国酝酿着，事关盟国攻占柏林问题。罗斯福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写给罗斯福一封紧急信函，抱怨英美企图同意大利境内的纳粹军队单独讲和，还指责总统的顾问们背着上司行事。于是，罗斯福便问马歇尔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信中的暗示使马歇尔很气愤，他坚持给莫斯科一个强硬的回答。他说：“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如果听任这种猜忌、怀疑会损害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生命财产代价的整个事业，那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是马歇尔起草的，罗斯福签发给斯大林的最后几封信件之一。发信日期是4月4日。
斯大林很快复信表示“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谁的意思。”杜鲁门读了斯大林的回信后，不解其意，还得由马歇尔把前因后果向他解释一番。
此时，苏联人显然把柏林视为独家战利品；英国人也另有打算，一心想让蒙哥马利的部队捷足先登攻克柏林，为英国增光；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和部署是：美、英联军对柏林形成包围态势，并没有提到攻克柏林。蒙哥马利怒火中烧，去向英军参谋长诉苦，参谋长又去找丘吉尔抱怨。然而，华盛顿接到英国方面的抗议后，马歇尔却告诉艾森豪威尔，自己将支持他作出的一切决定。
4月6日，蒙哥马利又不依不饶地要求派十个美军师协助自己对柏林发动猛攻，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你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在向莱比锡进军时，你的任务是保护北翼，而不是由他（布莱德雷）来保护你的南翼。在这一点上，我的指示是相当明确的。”
艾森豪威尔又说：“我也承认柏林在政治和心理上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柏林附近德军残部的配置情况，我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不费什么事就拿下柏林，那又何乐而不为？”
由威廉·辛普森指挥的美国第9军距柏林只有55英里，渴望着向前突进，夺取这次战争的最大战利品——第三帝国的首都。一群群德国士兵乱糟糟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投降，看来，攻克柏林易如反掌，但他接到命令：“守在易北河岸，不要去柏林。”
后来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准美军夺取柏林？答案众说纷纭。英国人对此更是难以理解。多年之后，马歇尔说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该攻占柏林，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和苏联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在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都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美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因此，我们对这一点很注意，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注意。丘吉尔先生的态度相当明确，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更可取。”
丘吉尔并非美国政治家，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赞同他的观点，就意味着越过自己的上司行事。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干。在当时情况下，马歇尔只能让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相机行事，并提醒他关于欧洲战事的指示依然如故：打败德军，赢得战争，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
这种考虑自然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然而，马歇尔很快就必须学会不能单纯用军人方式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刻来得比他预料的快。
12. 新的方向
马歇尔很清楚，到1945年底自己就年满65周岁了。在战争后期，他非常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他起居有度，很少加班加点，经常锻炼身体。正如麦卡锡说的，“吃的饭少得像猫食，每餐只喝一杯汤，外加三颗葡萄。”
此时期，马歇尔体力尚好，心力却极度疲劳。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为一系列难题拍板定案，而他深知这些重大决策关系着士兵生命和国家的命运。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肩负的责任加重了，其中的烦恼和担忧自然更是有增无减。身为参谋长，他从来不敢稍有懈怠，不敢面露踌躇犹豫之色。无论是总统、国会议员、盟国以至全**民，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念：任凭天下大乱，马歇尔自有成竹在胸，随时可以作出决定，发布命令。在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都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着他，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1945年春天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说：
记得您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共进晚餐。当时我就认为，您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您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您表示祝贺，祝贺贵国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贵国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深信，这一渴望已久的胜利的到来，完全应当归功于您。千言万语，难以尽陈，只想最后说一句，我得以与君为友，实属三生有幸。
此时，欧洲战争已大获全胜。希特勒死了，纳粹军队已经投降。马歇尔现在一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担。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同苏联人和英国人解决未来战争问题）期间，有个勤务兵给他捎来一篮子西红柿、莴苣、胡萝卜、豌豆和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多多纳庄园家里的小菜园，是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现在该是他解甲归田的时候了。
但是，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盟国间的新老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同“自由法国”之间刚刚爆发了一场整个战争期间最激烈的争吵，杜鲁门总统感到苦恼，恳请马歇尔代他调停。可这一次总统却用错了人，因为马歇尔也是情绪不佳。
战争期间，参谋长已经烦透了戴高乐将军，这种厌烦态度，并未因其当上法国临时总统而有丝毫改变。在欧洲战争最后阶段，“自由法国”部队按照戴高乐的命令，占领了德国城市斯图加特，不理睬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把该城作为盟军基地的紧急请求，拒不撤出。艾森豪威尔忍气吞声，只好让他们留驻该市，而马歇尔却很不赞成这个决定。
而今，法国人又干出了马歇尔认为更不可原谅的事。“自由法国”部队开进了意大利的库内奥省，声称该地是阿尔卑斯省的合法组成部分，是属于法国的，假如有人想把他们赶走，将侵犯及危害他们的“尊严和安全”，并以强硬无礼的措辞致电美军指挥官，警告他们不要进行干涉。
马歇尔看了两份电报的副本勃然大怒。当时，杜鲁门总统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马歇尔通过保密电话向总统汇报了情况的要点，并建议给戴高乐一个干脆利落而待之以礼的教训。官方的抗议已发往法国临时政府，但还需总统以国家元首的分量施加压力。
“将军，您代我写吧，”总统说，“口气要多强硬，全由您定。您怎么写都行，我签字就是。”
1945年6月6日，一封注明“不得打印，不得分发”的电报发到美国驻巴黎使馆，由杰斐逊·卡弗里大使把电报亲自交给戴高乐将军本人。电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电文如下：
亲爱的将军：
您肯定已看到我国政府今天递交贵国外交部的信件了。我想直接提请您注意，我对法国第1军在意大利西北部库内奥省所采取的行动深感关切和忧虑。在西线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1军无视命令，拒不服从以意大利战区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元帅为首的盟军军事政府就占领和调配作出的安排。不肯撤出该省，而且最近又发生了以下事件……
信中摘录了法国将军发给美军指挥官的两封电报的部分内容，然后写道：这毫不隐讳地表示法国政府意欲对抗盟军最高司令的命令，让部队继续留驻意大利境内，从而直接违背了避免以军事手段谋求政治目的的原则。我是信奉这一原则的。我相信，您也会同意，它代表了所有同盟国政府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的最良好意愿。
上述两封电报中还包含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威胁：法国士兵将手持美国武器，同刚刚为解放法国而付出巨大努力与牺牲的美国和同盟军队作战。
实际上，这一行动竟是在旨在解放法国而开始诺曼底登陆战役一周年之际采取的。美国人民对法国人民怀有最美好的感情，但我敢断言，假如他们得知您手下的军官们（想来是得到您亲自批准）威胁要采取某种性质的行动，定会极感震惊。在我把此种事态告知美国人民之前，恳请您三思，将贵军撤出那一地区。我恭候贵国政府作出有理有节、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样做将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法国的威信，同时还能使法国人民直接获益。
法国政府针对美军的这种明显威胁一不除，我将别无选择，只能遗憾地下令停止向法**队提供军事装备和枪支弹药。但口粮给养仍将继续供应。
杜鲁门
戴高乐花了48小时才拿定主意，显然还由于美国卡了油料供应，使法军寸步难行。他指示外交部长波杜尔通知美方，法军将立即撤回法国，条件是美方得给他们汽油。
此外，情报机构透露，日本曾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请求苏联政府（当时仍同日本处于和平状态）充当中间人，促成日本和同盟国的谈判。和谈建议是裕仁天皇提出来的，他确信日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因此，想罢战求和了。苏联人不急于看到日本投降，因此，在没有把此事通告美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使美国人感到不安，一些美国代表团成员认为，即使日本天皇的建议不可能付诸实施，但苏联人至少应当把此事通报美国方面。
战后，有人认为盟国为苏联短暂的对日作战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以及其后，几乎没有人相信原子弹会炸响。只是协议签订了几个月之后，史汀生和马歇尔才收到一份密电，原子弹在阿拉莫戈多试验成功了。俩人都非常清楚这一消息的含义。他们意识到过去劝说国会为此项计划增拨款项，现在看来没有白费。这样一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就不再是必需的了，尽管盟国已为此付出未免太大的代价，但俩人都没有表示后悔。
当天，马歇尔和史汀生就商议原子弹应投在什么地方。他们对日本城市一览表作了一番研究。
“（史汀生）反对把原子弹投在京都，”“哈维·邦迪说，“因为那里有许多寺庙和古迹。最后，他们选中了广岛，并去请示总统加以认可。史汀生和马歇尔说服了总统。虽然他们不能肯定这次冒险的结果如何，但却希望原子弹将结束对日战争。”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
若干年后，马歇尔透露说，原子弹爆炸后的48小时里，他和史汀生都以为这次冒险失败了，因此，不得不加紧完善在日本登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投放更多的原子弹。“当时估计在短时期内可以造出另外9颗原子弹，”马歇尔回忆说，“其中大部分能在日本南端登陆时交付使用。我记得，计划投入3个军团。部队并不知道将要使用原子弹，但我还是仔细研究了核试验爆炸后的检验结果，因为我们打算先投放一两颗原子弹，然后部队再登陆。留下一颗或几颗原子弹，以防日军增援。当时我们断定，实际战斗的伤亡人数要比原子弹可能造成的伤亡大得多，所以每个登陆军团要配三颗原子弹。先投放一颗或两颗，很可能是一颗，然后登陆，随后再向最近的日军支援部队投放一颗，此后如果有日军从内海方向越过山地增援，就用第三颗打他们。我们大致就是这样设想的。”
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似乎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日本人继续战斗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们没有作出告饶的表示。
“就我记忆所及，”马歇尔日后说道，“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广岛会摧毁得这样彻底，所以，东京不可能马上得到有关实际情况的报告。广岛整个毁了，我估计通讯至少中断了一天，也许更久些。”
只要有可能，马歇尔还是要尽量避免下达登陆命令。为了让日本人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同意投放第二颗原子弹。当时，美国只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而且由于两颗原子弹不尽相同，美国人甚至不知道第二颗能否炸响。马歇尔希望日本人没有猜到这一点。“直到第二颗原子弹摧毁了长崎，日本人才真正弄明白了第一颗爆炸的结果，”马歇尔说道，“他们显然害怕了，准备采取行动……日本人当时不知道我们再没有现成的原子弹了，还以为东京是下一个摧毁目标。他们胆战心惊，于是立即采取了行动。我们不可能用其他方法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方法使（我方的）生命财产免于遭受可怕的损失。”
1945年8月10日，长崎遭到第二颗原子弹攻击24小时后，日本请求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正式全部结束。
战后，在谈到使用原子弹问题时，马歇尔说道：“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必须保全美国人的性命，我们必须这样停止消耗巨额钱财，战争费用已达到惊人的数目了。而战争一天不结束，我们就一天不能免去这项巨大开支。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因此，投原子弹就是应该的……日本陆军处于决定战与和的地位，显然，只有逼他们屈从才成。所以，我们就对他们猛烈打击了。”
此刻，战争结束了，丘吉尔首相给马歇尔写来一封信：
您之所以能够统率这支浩荡大军，绝非机遇使然。您受命于危难之时，起而扩建这支军队，组织这支军队，激励这支军队。由于您领导有方，不消多日，一支强大的部队就建立起来，并日臻完善，终于横扫法、德全境。您不仅创造了野战大军及辅助部队，而且造就了所需要的全部指挥人员。他们能够指挥一支由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组成的现代化合成军队进行机动作战，并能以无比迅猛的速度调遣这支大军，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在那些殚精竭虑的岁月中，我对您的英勇精神和宏伟魄力始终怀有钦佩之情；正是您的这种精神和魄力，使得和您共度危难的战友们获得了真正的力量和慰藉，而我切望自己能被公认为您的这些战友之一。
作为“夺取胜利的组织者”，马歇尔当之无愧。但是，这一崇高赞誉却使马歇尔受宠若惊。他不准部下把丘吉尔的那篇赞颂之词张扬出去，因为“虽然那番话充满敬意”，但却会“使他在参谋部同事面前感到难为情。”
1945年8月20日，马歇尔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
由于战争行动业已终止，陆军的复员工作正在进行，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军事决策已经作出，战后军事计划工作也接近完成。我感到我可以提请免去我的参谋长职务了。
我已在陆军部连续任职7年，其中6年担任参谋长。鉴于这项工作艰辛繁重，我确认作一次人事变动是有好处的。
如果允许我提名继任人选，我建议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此特定时刻担任参谋长职务……
信写完了，事情办完了，经年累月令人精疲力竭的日常公务结束了。多多纳庄园和家用菜园终于向他招手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曾同他一道共事，但并非总是融洽无间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们非常清楚，这位行将退役的军人具有何等品质和才华。他们联名致电马歇尔：
在您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6年之后行将退役之际，我们，英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全体成员谨此惜别。
遗憾的是，您的两位最杰出的朋友和崇拜者，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和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已经谢世，不能和我们一起签发此电。
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无比卓越和空前强大的陆军的建筑师和缔造者，您的英名将与我国和其他各国最伟大的军事家的名字并列，为人钦敬。
在我们同您共同指挥美、英两**队的整个期间，您那无穷的智慧、崇高的原则和广博的见识，赢得了我们大家最深切的尊敬和钦佩。您总是襟怀坦荡、谦恭有礼，使我们深感荣幸和舒畅；您总是矢志不渝和无私奉献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使我们奋发向前。
我们尤应向您永致谢忱的是，您一向为建立和加强我们两**队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起到的主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最后胜利的来临，而且必将经久不衰，为未来岁月的文明造福。
您的为人处世，使我们深深仰慕，您的军事才能，令吾辈肃然起敬，我们谨此奉献亚历山大·波普于两百年前写的一首颂诗，以表惜别之情：
真诚友人，肝胆相照，
忠人之事，信誉至高。
重诺轻己，不谋私利，
不求闻达，惟留友谊。
（签名）阿兰·布鲁克爵士
波特尔爵士
坎宁安爵士
英国高层领导人的颂扬之词在所有盟国的首都引起了共鸣。因为长期以来大家一致公认，要不是马歇尔的天才、精力和决心，尤其是他的品格和耐心，盟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他曾以高超的领导才能，制服了嫉妒和专横的将军，平息了政客间的争吵，减少了盟国间的排外和猜忌情绪。同时，他不倦地精心构思了打败强大的德、日战争机器的战略。即使那些目空一切的美国海军头目，对马歇尔的品格和才能也只有点头称是。
一位海军将领1945年写信给马歇尔说：“您使我从心眼里感谢上帝。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是没有您又会打成什么样子。”
大多数曾在国内经历磨难的人民和在海外战斗中冲锋陷阵的军人，都会同意这句话。马歇尔的传记作家之一、英国伦纳德·莫斯利写道：
“虽然他在战时统辖三军的全部事迹尚有待公布，但完全可以认为，他对胜利所做的贡献，是超过了官方文件的提法的。他最讨厌抛头露面，从不跟他手下的将领们争一时之短长。然而，他身为陆军参谋长，又不能不成为风云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种种危机，为应付危机而召开的四强会议、白宫会议以及出席国会各委员会作证，都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头号新闻人物。在全美国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他是一位新型军事家，一名天才的全球战略家，他卓越的判断能力，杰出的才干和言行如一的品质，是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充分信赖的。”
他还写道：“谁也不曾想到，战争刚刚打胜，马歇尔却要悄然隐退。全国各地正在发起一场拥戴他为下届总统候选人的运动，而他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使许多好心人感到吃惊，甚至不快。有人猜测，他也许要像其他众多的陆、海军将领们一样，准备撰写回忆录，但马歇尔对竭力劝他写回忆录的同事们说，写回忆录就得如实地把他经历的真人真事写出来，这样一来，战时的一些丑闻和有争议的问题势必抖露出来，会不利于他曾与之交往的那些政治家和将军们；在评论他的回忆录时，所有争议的问题都会成为头条新闻，而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因此，尽管他家产不丰，他还是拒绝了所有的约稿。”
他并没有拿辞职当儿戏。当杜鲁门总统要他重新考虑时，他谢绝了。杜鲁门颇费踌躇，但最终同意了马歇尔的请求，只是要他等到年底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欧洲回来后再走。历尽战争辛劳，马歇尔虽然已感心力交瘁，终归还是同意了。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夏季很快过去，动身的时刻早日到来。
1945年11月26日，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告别仪式，也是授勋仪式。总统亲手把一枚橡叶勋章佩带在将军的制服上，并亲自宣读了嘉奖令：
在这场规模空前和无比残酷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马歇尔五星上将则为国家赢得了胜利。他的品德、举止和效能激励了陆军将士、全国上下和整个世界。如果要归功于哪个人，美国的前途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在世界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中，他是堪当首位的。
仪式结束后，总统亲切地祝愿马歇尔在他轻松愉快的退休生活中健康长寿，并向他承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一定永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您有权利得到休息。”
当天，马歇尔最后一次把陆军部自己办公室的房门锁好，动身回多多纳庄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