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任参谋长
乔治·马歇尔是在国际局势日趋混乱的形势下就任陆军参谋长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就职的那个日子十分重要，似乎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39年9月1日，就在马歇尔宣誓就职的前几个小时，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对此，美国深感不安和忧心忡忡。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希望纳粹获胜，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不愿卷入战争。但是，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听凭英、法等国被德国征服，那将导致什么后果？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和日本，会不会将转过头来进攻美国？
以威廉·艾伦·怀特为首的干涉主义者，支持“立即援助盟国委员会”，制止法西斯企图控制世界的侵略行为；以查尔斯·林白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则支持一个实力雄厚的不使美国卷入战争的运动。此时，马歇尔的处境困难，他竭力避免卷入任何一个派别中去。他一上任，就向白宫明确表示，虽然总统是他的总司令，但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罗斯福小圈子里的成员。哈里·霍普金斯试图拉马歇尔更加靠拢总统，他通过马歇尔身边的工作人员史密斯少校转告马歇尔，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同马歇尔将军关系尽可能密切一些是非常重要的。总统喜欢有人晚饭后去看看他，在书房里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心平气和地谈一些事情。”马歇尔对史密斯少校说：“一天24小时，我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总统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要我去做分外之事，那就是矫揉造作了。我看我做不来，也不应该做。”
然而，马歇尔所面临的军事挑战和任务令人惊愕。1939年秋季，美国陆军在世界武装力量中排名第17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武器已经过时，但仍旧在部队中服役；许多现役军官缺乏正规而严格的训练；部队的训练经费大约只占军费的2％，这无法使正规军处于良好的状态，也无法给国民警卫队一种真正的实战感。由于装备不齐，兵力不足，导致防卫力量甚至低于和平时期应有的水平。作为一名了解美军情况的职业军官，他深感加强国防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应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并相信这也是陆军部多数将军们的一致想法。
毫无疑问，马歇尔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巨大的挑战，他默默无闻，努力朝着他认定的目标而努力。有一类军官，上任伊始，就重新放置旗杆，改变花坛样式，调换办公室。他则不然，他对五角大楼的启用和改善办公条件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很快进入角色并挑起了新担子。欧洲战争一爆发，马歇尔就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使总统、国会和公众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比任何国家都富有，但从军事方面讲，它的陆军力量却排在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16个国家之后，美国的安全环境和未来军事前途不容乐观。只有在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同时实施一项扩充军队的紧急计划，美国才能拥有一支必不可少的防御力量以应付未来的风云变幻。
9月中旬，马歇尔向他的前任克雷格将军汇报时说道：“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和平时期28万人的兵力，国民警卫队增加到12.6万人。”据他的专家们计算，此项计划需要6.75亿美元。这是国家在和平时期战略准备的最低需要。使马歇尔感到沮丧的是，几乎所有的政界人士，无论其有何党派倾向，都不支持他的这项计划。孤立主义者竟骂他是战争贩子。不仅如此，就连总统和国会中的亲盟国集团也不支持这项计划。大家都在想着1940年年底即将举行的大选，都担心扩军计划会把选民们吓跑。“他们宁愿输掉战争，也不愿丢掉选票。”马歇尔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忿然说道。
马歇尔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一道前往白宫，请求总统授权并批准他们的扩军计划。罗斯福总统用漫不经心的态度迎接他们，这使马歇尔尤为愤慨。当摩根索汇报完扩军计划的说明时，总统好像要以“一笑置之”来对付过去；当摩根索汇报完计划，请求总统签字批准时，罗斯福冷冷地说，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去国会要求这么一笔拨款。摩根索于是建议，可否让马歇尔将军亲自到国会跑一趟。总统几乎是用轻蔑的眼光扫了参谋长一眼，尖刻地说：“你们为什么要上国会山去？让他们等着就是了。我将提交一份国情咨文。别去，什么也别对他们说。”
摩根索在失望中看了参谋长一眼，然后转向总统：“总统先生，您能否听听马歇尔将军的意见？”罗斯福用开玩笑的口气答道：“我十分清楚他要说什么，我毫无必要听他讲。”这时，马歇尔的脸和脖子开始气得通红，他走到总统的椅子旁边，目光向下，冷静而严肃地说：“总统先生，您能否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总统的情绪一下子变了，脸色显得严肃起来，但还是和蔼地说：“当然，马歇尔将军。”
因灰心丧气，又焦急不安，马歇尔的嗓音咝咝发响。他超出了规定的时间，一口气把国际局势、国家武装部队的低劣状况，以及扩充军队所需要的兵员和资金向总统倒了出来。参谋长最后激动地说：“如果您什么事也不管，或不立刻行动起来，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得到什么后果。”
马歇尔说完后，好长时间谁也不吭声。随后，总统点头示意送客，并说：“谢谢您，将军。”又说了句：“谢谢您，亨利。”总统目送他们离去，当马歇尔到门口时，总统大声说道：“对了，将军，明天再来见我，并把您需要的东西开份详细清单来。”
他们走出白宫时，财政部长摩根索显得很高兴。他祝贺马歇尔勇敢地面对总统，并说他深信整个计划或者其中大部分项目将得到满足。但是，马歇尔并非如此乐观。他没有这样的把握，因为他对罗斯福总统的了解还不多。
其实马歇尔不必担心，总统很快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只是总统对国会的可能反应还忧心忡忡。马歇尔催促道：“我知道您能让他们接受，他们不能逃避。”他亲自替总统起草向国会提交的咨文，总统只在文字上作了调整，基本要点没动。
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把计划提交国会批准，并附言说：“过去几周的情况向我们所有公民表明，美国的要害地区可能会遭到攻击，……我们必须切实有所准备，不让这些攻击达到目的。”总统要求拨款9亿美元，还有3亿美元的合同批准费。其中2.5亿美元是拨给海军的，而大头是为陆军申请的。结果是，没费多少周折计划就获得了国会通过。
马歇尔后来谈到这一行动时，总说这一次打破了僵局。1940年五六月份，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西欧，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已被纳粹摧垮。人们原以为，法**队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稀里糊涂几周内就被击垮。6月初，因敦刻尔克的奇迹，英**队才从德国的三面包围中撤退出来，但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作战武器。德军几乎随时可以占领地中海海峡和法国北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这一切使美国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立刻匆匆忙忙地修正自己的军事和外交观点。希特勒不再仅仅是破坏欧洲宁静的一个疯狂的法西斯独裁者，纳粹的威胁突然间笼罩了西半球。
尽管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态度有所改变，但马歇尔仍小心翼翼地为推动他的扩军计划而努力。在此后的一年半中，他常在总统和国会的各种委员会面前露面，为推动陆军航空兵建设、恢复“募兵制”和推行旨在为盟国提供更多援助的“租借法案”而东奔西走，并逐步取得了进展。1940年夏末和1941年3月，国会分别通过了“募兵制”和“租借法案”，马歇尔总算松了一口气。
早在1920年，马歇尔作为潘兴将军的助手，曾参加过有关国防问题的听证会。现在他借用那时获得的经验，以坦率的方式，抓住基本事实要点的本领和拒不卷入党派论战的态度，给总统和国会的许多议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常他都由一位或几位为他的提案进行基础研究与论证的军官陪同前往国会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向陪同军官询问细节情况，而重要问题则由他本人阐述，并且他很少看笔记本。久而久之，他已谙熟此道。有些部下认为，他沉着冷静的举止获得的效果更佳。他压低嗓音如实地通报每一消息，好像是在向委员会成员汇报秘密情报。他提醒议员们需要向历史负责，从而使他们听得入迷。他的表演可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但他在国会里的分量，绝不取决于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或推心置腹的汇报，而在于他向立法者们保证，他所讲的都是他再三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他所提的建议都不是为某一政党服务，而是为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负责。
对于下一代人来说，他们或许只知道1945年时装备齐全的美国陆军和空军规模有多大，却不知道1940至1941年期间，马歇尔面临的困难有多大。1940年底，马歇尔本人最确切地描绘了他作为陆军部队的首长，其任务有多么艰巨：
去年夏天，我们现役陆军拥有17万指战员，56个中队的作战飞机，约2500名飞行员，还有两个小型机械化团。
单从组织结构来讲，我们的陆军只有3个不完整的步兵师。从大型组织规模来说，一个基本的战斗团体应该是以军为单位的，而我们的陆军部队连一个军也没有。今天，有50万人在野外进行紧张的训练，用不了几周时间，这个数字将达到80万。今天已不是3个不完整的步兵师了，而是有18个师正在受训，很快将再增加9个师。两个小型机械化团也已发展成一个装甲军，内含2个师，每个师约有1.2万名指战员……
在一年时间里，空军部队也从56个中队增加到109个中队，飞行员增加到4000名。
马歇尔将军接任陆军参谋长职务后，除了为紧急扩军备战而东奔西走外，参谋长本人予以关注的其他活动也多得令人咋舌。除了不定期地会见总统、内阁成员、陆军部长和副部长、大量官方顾问，负责生产、分配和经济政策的委员会成员以及他的部下之外，他还定期参加制定军事政策与计划的例会。他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他与副国务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一道是常设联络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西半球的军事和政治规划。他还是陆、海军联席会议的成员，该联席会议对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的有关事项进行协调。
马歇尔定期地参加陆军部的部长会议，与会者均是该部各个部门的高级文职和军事负责人。他本人也在陆军部召开会议，参加者是几位副参谋长、负责人事、情报、作战、供需的参谋长助理和陆军计划处的领导。他所接触的军官包括各个兵种（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和海岸炮兵）的司令，后勤局局长和行政局局长，以及各军区司令和国外驻军的指挥官。随着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扩充，需要马歇尔处理的问题与日俱增。到1941年，大约60余位陆军部和陆军的军官可以随时与参谋长联系。1940年初，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和同事们感到“十分压抑”，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战争年代的环境中工作。然而，又经历和平时期的困难，和令人恼怒的程序的牵制。”他后来承认，1940至1941年是他所经历的最艰难的岁月。
一回到家里，他常常外出骑马，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思考问题。夏天一有机会时，他就像其他许多居住在华盛顿这个闷热地方的人们一样，与夫人一起悄悄地溜到华盛顿附近的地方，租一条独木舟在河上慢慢地顺流游荡。在漫长的夜晚，他们常常在幽静的阿灵顿墓地附近散步。他喜欢饮用威士忌酒配成的淡淡的鸡尾酒，但他有一个习惯，即尽量避免参加鸡尾酒会和正式晚宴。他和夫人习惯于晚间不安排正式活动，而是从闲聊中得到休息。他喜欢到附近的剧院看电影，尤其是西部片。往往在剧场的灯光暗下来以后，他们抵达那里。他还喜欢晚上阅读书刊杂志，博览群书。在他们订阅的众多杂志中，他爱看《星期六晚邮报》和《读者文摘》，他爱读的书主要是新出版的自传或历史书。
1939年以前，马歇尔就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同其他大人物一样，他有躺下就能很快进入梦乡的本事，一切难题全都留待白天再去解决。他不喜欢晚间在电话里谈论公事，因此，一般晚饭后他拒绝接电话。晚上所有的公事电话都转到他的一位部下那里，由这位部下决定是否应该打扰将军。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使他能在第二天做到精力充沛。
随着战争压力加剧和工作越来越紧张，老朋友之间长谈和与年轻军官的聊天就越来越少。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沉默寡言、冷漠无情和严肃认真的性格此时变得更加明显。当然，情况并非全都如此，即使在最繁忙的时刻，他也腾出空来会见来访的老朋友。对弗吉尼亚军校的同学，在里诺堡结识的朋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1师的老战友，他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参战后，他无法挤出时间会见偶尔造访的不速之客，但曾为潘兴将军服务过的勤务兵或司机只需提及他们为潘兴工作过，就被允许进入他的办公室。
他的工作作风一向十分严谨。军官们被叫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要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既不需打招呼，也无必要行礼即可就座。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或信函的将军，先要阅毕，然后立即抬头，双目凝视对方，身体前倾，专心致志地听汇报，除非讲话人使他听得不耐烦，或提的问题太啰嗦，否则马歇尔一般保持沉默，直到那位军官把话讲完。他会连珠炮似地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一旦他的好奇心满足之后，便立刻结束这次谈话，然后转入下一项公务。
马歇尔将军身材匀称，总是军服合体，但也常穿便装，这个习惯是他在潘兴将军麾下服役时养成的。他眼光冷静，眼珠发蓝。对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两眼显得很温和，但面对那些让他不高兴的人，则显得冷酷和严厉，令人害怕。每天早上他从车里出来，昂首阔步跨进办公楼，俨然是一位统帅人物，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动作往往不慌不忙，也很少打手势，尽管白发已爬上头顶，代替了原来的棕发，但他仍显示出旺盛的精力，根本看不出已经59岁。一般情况下，他的嗓音深沉而温和，但当他纠正一个错误，或对不恰当的建议提出质疑时，他会突然放声咆哮起来。除个别人以外，部下对他是既爱慕，又敬畏。
到了1941年，他在默默无闻之中已明显树立起权威了。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神态举止和工作作风都有很深的印象。有一位助手说：“他会使你不遗余力地去工作。”大家一致承认，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已经把工作做到家了，这是因为马歇尔总是耐心地期待着，而不是以大声训斥，或拍桌大叫的方式去强求大家都能在工作上出类拔萃。
马歇尔为人正直，讨厌说假话和故弄玄虚。他不愿卷入任何党派之中，也不愿当任何人的工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说：“对于马歇尔将军，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一点是他为人耿直，这是他最崇高的美德。”他珍惜传统价值、良好的声誉和基本的道德。有了这些，他感到心中坦然。1938年，当他刚到华盛顿时，新闻记者、政治家和许多官兵都发现他专业娴熟。到了1941年底，人们认识到，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他能使整个陆军参谋部甚至华盛顿都运转起来。处于战火中的国家十分需要这样有着远大抱负和坚定自信心的军事领袖人物。
2. 领导才能
作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包括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参谋部和特种参谋部的参谋人员以及各个兵种的司令官。他统帅着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包括4支野战部队，9个军区、战术空军、装甲部队、港口守备部队和后勤军，并通过夏威夷、菲律宾、巴拿马运河区和波多黎各4个战区，控制着海外的驻军及其给养。后来，巴拿马运河区和波多黎各两战区合并为加勒比警卫部队，并增设了阿拉斯加警卫部队。马歇尔上任后不久，很快发现，重叠的管辖权引起了混乱，陆军部的供给部门常与各野战军意见不一。
有些“长期形成但不适于一个大国的军事部门”的许多做法令他不安，比如，负责指挥空军作战的空军指挥部却不在总参谋部指挥之列。马歇尔决心在行政组织方面作些必要的调整。1940年，他把空军指挥部划归总参谋部，交给它监督空地联合作战的任务。但是，随着征兵法的通过和繁杂的征兵工作的开始，打乱了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各兵种司令部和其他行政机构的彻底改组直到1941年底才逐步完成。
作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不得不身兼数职。他既是总统的军事顾问，为国家军事战略出谋划策，还是正在扩军并加紧训练的野战部队的统帅。不管履行哪一职责，他都深信，总参谋部能否高速、高效地运作至关重要。因此，他始终致力于有效地领导和协调总参谋部和所属各级参谋部的工作，并通过理顺行政关系和大胆提拔任用有才干的年轻军官把参谋部的工作搞得生机勃勃和井井有条。在组织部队训练方面，他主要通过他的助手莱斯利·T·麦克奈尔少将实施领导。
马歇尔后来说：“麦克奈尔是位极其精干的军官，兢兢业业。在参谋学院，他的部下素质好，他本人劳苦功高。”麦克奈尔一再强调“时间紧迫”，宁可训练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他鼓励那些能干的人，并赶走了那些不合适的人。他强调纪律严明，领导坚定。他开了长长的名单，把那些随时让马歇尔调任的军官一一列出。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向参谋长报告部队的真实情况，哪些军官有所作为，可以信赖，可在战争中担任军或师一级的指挥官。他的正直、勤奋、工作方法、组织才干和敬业精神得到了参谋长的赏识、信任和重用。
马歇尔选中了另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协助麦克奈尔执行训练任务，他就是马克·韦恩·克拉克中校。马歇尔在温哥华担任旅长时结识了克拉克，并喜欢上了他。当时，克拉克是刘易斯堡第3师作战参谋。他作为1940年初在蒙特雷举行的陆海军联合演习的筹划者，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歇尔很快把他调到陆军参谋学院任职，尔后，又把他调到陆军参谋部担任作战参谋，一年后，克拉克成为麦克奈尔将军的副手，被授予准将军衔。
除了大胆使用麦克奈尔和克拉克负责训练工作外，参谋长本人还直接与4支野战部队的指挥官联系。由于他们资深并富有经验，马歇尔很尊重他们，并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同马歇尔一样，这4位野战军指挥官也不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第1军的德拉姆中将和第4军的德威中将都曾经从事文职工作；第3军的克鲁格中将和第2军的利尔中将是从士兵开始进入陆军部队的。他们都参加了美国—西班牙战争，除利尔军长外，他们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担任要职。
马歇尔的空军首领阿诺德将军是他于1914年在菲律宾认识的一位老朋友。阿诺德想抓住一切机会向马歇尔陈述空军部队的需求。马歇尔担任副参谋长时进行了一次穿越全国的考察，包括视察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阿诺德指定安德鲁斯空军上校陪同视察。安德鲁斯全面细致地介绍了陆军航空兵的现状和要求，引起了马歇尔的高度重视。马歇尔也很快发现“空军几乎在总参谋部没有代表……总参谋部的军官对空军毫无兴趣，大部分还反感。”马歇尔承认，“所有参谋们对空军部队采取敌视态度。年轻的空军官员在国会吵闹，把形势搅得一片混乱。他们有理由抱怨，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承认，当时的总参谋部对空军毫无了解。”马歇尔决定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尽管有不同意见，他还是把安德鲁斯提为准将，并召到陆军部任G—3处处长，负责训练工作。
阿诺德后来描绘这一阶段的情况时说，“乔治当时将成为发展空军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能力消化听到、看到的东西，并使之成为我们认识的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的一份能力。”
1940年，陆军部G—3处项目军官库特少校负责起草把陆军航空兵的编制扩大到54个大队的报告。这项扩编计划在当时看来似乎费用过高，几乎根本不可能实现。库特携带写好的报告去向马歇尔将军汇报，他掂量着这份计划会得到哪些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参谋长聚精会神地听完汇报后只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扩大到54个大队呢？”这使库特大吃一惊。库特后来回忆道：“其他人提的意见都是要削减空军，他们说这个扩军方案过于具有想象力，超出常识等等，而马歇尔将军当场批准了方案。用不着继续讨论，也用不着再争论。就在当天，该方案成为陆军部的指示。因此，在1940年，我把所有的功劳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和想象力。正是这些使空军最终从不值得一提的3个大队发展到286个大队。”
马歇尔尽量满足空军人士一心想建立独立空军的请求。他确信空军在未来大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也不是一味地满足部下的要求，而是从实际出发，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他认为，当时在航空兵部队里，军事院校毕业的军官还太少，不足以建立独立的空军，并相信在这个阶段，关键是有一支支持地面行动的空军力量，而不是由空军独立行动。据此，他采取了给予空军更多自主权的政策，比如，给分管空军的阿诺德将军在战争委员会开会的发言权，并与海军的部长们一起开会。马歇尔对阿诺德将军的信任和佩服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几年后，他称赞阿诺德“始终忠心耿耿。”这是马歇尔只对他最信任的人才使用的一个颂词。
马歇尔反复强调要充分利用时间让地面部队作好战争准备。后来他说：“除了在战争后期，我从来没有看到地面部队认真训练过。地面部队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极其困难的情况，而其他部队不是那样。比如，在海军，我想是由于在舰艇上的原因，在进入一次交战前，每个人都要洗个澡，穿上干净的内衣，可以在舰上的床铺上饱睡一夜的觉。陆军部队的情况则正相反。很可能已进行了连续的行军，有些还是急行军，人已精疲力竭。官兵全身淋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下雨天，全身是泥，不得不和衣而睡。在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很久都没有机会更衣。
已经成为规律，清晨是最需要官兵那至高无上的勇气的时刻，这时他们又冻得半死地醒来迎战……所有这些都需要高度的训练。据我了解，这种训练程度比任何其他军种难度都大。”
马歇尔出任参谋长后不久，便飞到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巴拿马等地去视察海外驻军的训练情况。回到华盛顿，他利用一切机会留心观察他的参谋军官如何克服在计划和指挥方面的明显不足。以后，他经常进行旋风式的访问，只要条件允许，他总是乘飞机。对那些不愿视察部队的军官，他就解除他们的职务。在一系列访问中，他很快改变了下属司令部接待参谋长的礼仪。他希望能充分利用时间多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因此，他直率地指出对他的接待不要任何仪式或宴请。他总是耐心听取各级指挥官亲自汇报他们遇到的问题，尽管他每次出访的时间短暂，不可能什么都看，但他比长期只坐在办公室里的助手们了解的真实情况更多。
马歇尔走遍全国各地，检查师一级新兵训练以及各地机场的飞行训练情况。每当各军区地面部队和空军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时，他总是亲临演习现场。对新兵来说，训练意味着在酷热或严寒之中进行数小时烦人的操练；全副武装地在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道路上行军；死记硬背成百上千个生疏的武器部件名称；没完没了地擦枪、清洗装备。除此之外，还常有突然袭击式的检查。马歇尔认为，最难下的命令是要求战士进行长时间的基础训练，“训练枯燥乏味、耗时、紧张。然而，我们需要进行有效、全面的训练。否则，往往自战斗一开始就缺乏纪律性和战斗力。而且，很难让士兵认识训练的必要性。我记得，我找了些专业调查员去实地调查。他们找到受训的美国士兵，询问他们对训练的感想……后来，这些调查人员在前线又找到那些人，他们参加战斗后表示，虽然当初他们反对一切训练，……而现在看来当初训练得还不够。”
当训练和演习进行得不顺利时，马歇尔首先检查领导的素质。1940年，他反复认真地研究了一年来在训练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常常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把大批不合格的指挥官送去“犯错误。”战斗打响时，潘兴将军几乎是发疯似地寻找合格的军官去执行战斗任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马歇尔反对在军官晋升方面论资排辈、压制人才的做法。现在，他集中精力物色合适的人选去承担指挥工作。
当马歇尔还是副参谋长时，他就致力于改进陆军的指挥系统，大胆改革军官的晋升制度。由于和平时期陆军部队最高的专职军衔是少将，论资排辈的制度决定了总是资历最深的军官自然接替最高指挥官的职位，结果，有些接任的将军只能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周就该退休了。具有优秀功绩的军官等到实现晋升的目标时，仅剩下检阅几次部队的时间了。这种制度造成一些平庸的军官被提拔起来，仅仅因为他们比更能干的同事早几个月登上论资排辈的阶梯。马歇尔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回顾说：“我要做到想要谁就能动谁，这样，他才能拼命地工作。除了两辆汽车以及为夫人另辟一间卫生间以外，还有其他奔头。”他得到了参谋长克雷格将军的支持，并努力做通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为4个野战军设立了临时中将军阶。这样，参谋长可以按照任人唯贤的晋升标准，选用自己看中的人选，这极大地调动了下属指挥官们的积极性。
马歇尔办公桌右上方的抽屉里，总是放着那个小黑皮本，他的部下常常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看见他认真地翻阅它，在上面划掉一个名字，往往挪一个或再补充一个。在他的脑海里和那个小黑皮本上同样记录着里诺堡同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友、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军官和优秀学员、几十位他在视察军事演习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的顾问和老朋友推荐的人的名字，以及那些因功绩突出，在寄给他的报告上反复出现的人名。
陆军中流传着一个关于詹姆士·范弗里特上校（后为将军）的故事。他的名字与小黑皮本上记载的另一位不能被提拔的上校的名字很相似。每当范弗里特被推荐上去准备提升一级时，他的名字都被划掉。只是后来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他表现突出，参谋长才承认是他以前搞错了：把他压下来迟迟未予提拔。此后，范弗里特一直很顺利，并在朝鲜战争期间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
1940年11月，当时的西点军校校长罗伯特·艾克尔伯格问布莱德雷是否愿意出任西点军校学员队长，布莱德雷表示愿意。此时，布莱德雷是马歇尔手下的参谋，已在华盛顿服务了两年，他极力想脱离日常文书工作，回到任何一级指挥岗位上去。艾克尔伯格征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意后，对布莱德雷说：“祝贺你！马歇尔将军刚才已答应了这项请求。”
但是，马歇尔对这项任命仍有想法。一周后，他把布莱德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道：“你真的愿意到西点军校担任学员队长吗？”布莱德雷答道：“愿意，阁下。这是一个指挥岗位，并且将给我一次机会，去帮助培养那里的军官。”这时，马歇尔给了他另一个选择机会，参谋长说：“我正在考虑把霍奇斯从本宁堡调来担任步兵司令，你愿意到本宁堡去接替那里的领导职务吗？”布莱德雷屏住呼吸，说道：“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阁下。”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是陆军军官们最喜爱的工作之一。布莱德雷后来说：“马歇尔将军在通知我之前，已经作出了决定。‘很好，一俟霍奇斯调到华盛顿来，我就派你去’。”1941年初，这项调职付诸实现，同时，布莱德雷的军衔由中校晋升为准将。
另一个在事业上得到马歇尔培养的军官是艾森豪威尔。据艾森豪威尔后来说：“马歇尔将军最瞧不起为个人名利钻营升迁的人。一天，我们正在谈论着什么，他告诉我，曾有一个人来看他，他已为这个人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但这个人进来后，就对马歇尔讲了自己应该得到提升的种种理由，按此人的看法，提升他是完全必要的。马歇尔说他的脸几乎气得发青了。‘我告诉他，’马歇尔说，‘请注意，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提升的人将是指挥人员和能挑重担的人，参谋人员是不会得到提升的。’
突然，马歇尔转向我说，‘现在你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偶尔得知乔伊斯将军想让你到他那里担任师长，克罗伊格将军告诉我，他随时都乐意给你一个军。唉！这实在是太糟了，你是一个准将，而且你还将是一个准将，没什么可说的。’我对参谋长说：‘将军，您弄错了，我根本不在乎您的提升和您提升我的权力。您是把我调到这里工作的，我并没有对您说过我是否喜欢这项工作，我只是努力尽我的职责’。艾森豪威尔接着说：‘我站起身来，离开他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我又掉过头去，发现马歇尔面带微笑。我知道我这样做像头蠢驴’。”
艾森豪威尔回顾说：“你知道，从那天起，他便开始提拔我。哦，不是在那一天，是在十天之内。他亲自给参议院写报告，请求把我提升为少将。他说在美国陆军中设立的作战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参谋位置。他说我是一名指挥官，我做的工作是调兵遣将等等。这是他的明智之举。此后不久，他决定派我去英国，当他派我去那里时，他给我加了一颗星，接着又加一颗。”
基于过去的经验，马歇尔非常重视年轻军官的培养和任用，他描述了指挥美国人的困难，“他们的特征是个人主动性强，独立思考，这使他们可能成为最出色的士兵。但如果没有好的领导，也可能成为一个缺陷。美国士兵机智、敏捷，但在逆境下，也可能会有爆炸性和破坏性，除非领导机智果断，并能完全赢得所有部下的尊重。”他接着说道：“在那长期、艰苦、无目的等待和反复行军中，在极其困难、疲惫和孤独的日日夜夜里，领导者的任务显得最为艰巨。在那种环境里，一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能克服困难，严守纪律，坚持训练。”
然后，马歇尔简短地谈道，他期望毕业的军官和资历深的军官都具有警惕性和主动性的素质：“由于你没得到关于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具体指示，就表现出被动和无所作为，那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他要求大家在陆军任职的头三个月内工作要出色，管好一支大部队的一个小单位，这支部队的质量、纪律和前程离不开他们的领导。为了使大家认识到一位真正领导的任务艰巨，他说无论这个团体大小，它的失败只能归罪于领导的无能。他最后提醒大家：“记住，真正的伟大领导者能克服一切困难，战役和战斗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存在一系列需要去战胜的困难。缺少装备、食品，缺这缺那，都只是借口。领导者的真正胜利在于不管境况多么恶劣，他都能够战胜它。”
3. 祸起珍珠港
自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以来，马歇尔一直用冷静、严格的军事逻辑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全力以赴地推动紧急扩军计划付诸实施，争取一切时间加紧训练部队，以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但是，1941年夏季，孤立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以制止美国卷入战争。他们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并集中力量在华盛顿国会中展开了争取议员的攻势。他们判定美国似乎正被卷入战争中去，他们发现，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商讨了对付纳粹潜艇在大西洋造成威胁的共同计划；以马歇尔为首的美**事首脑已经同英国人交谈过协同作战的秘密计划；他们确信美、英双方已经心照不宣地同意美国不久即将参战。与此同时，美国舰艇已经在通往欧洲的航线上同纳粹交了火。
反战运动决定，一定要开展一场殊死斗争，来制止政府的各项备战计划。经过多次战略会议，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反对马歇尔的扩充陆军计划。一年前，他们曾竭力阻止国会通过1940年征兵法案但未能成功，而现在一年已满，陆军要想保留其应征士兵，并再征召一批新兵，惟一的办法是请求国会投票批准征兵法案予以延长，因此，这次必须奋起阻拦。
尽管反战运动来势凶猛，但政府还是胜利了，这实属险胜。延长征兵法案的动议一直胜负未卜，最后仅以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然而，马歇尔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他的扩军计划又受到新的威胁，使他重新坐卧不安起来。这次威胁来自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盟国。
英国人和苏联人对美国全面征兵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感到惶惶不安，因为美国要是全面扩充军队，就需要增编大量武器装备，这样，就必然会大大减少他们根据“租借法案”正在获得的武器和给养。就军备而论，美国工业生产能力还不能满足国内外紧迫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毫无疑问，美国实行全面扩军计划，其陆军和航空兵部队将优先得到武器装备，这样，英国人和苏联人就会因美国国内扩军而蒙受其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制止美国扩军计划的实施。
这场运动声势日盛。1941年底，《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引入注目的文章 ：《为保持较小的陆军进一言》。此文出自当时最有影响的专栏作家之一沃尔特·李普曼的手笔，文章写道：
明确决定缩减陆军，集中力量加强海军、航空兵和执行租借法案，所有公众的怀疑和政治上的混乱，以及所有思想上的莫衷一是，都将一扫而空……今天就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识时务。它干扰了我们的租借法案和海军政策。事实上，它是造成当前陆军内部不满的基本原因，一个重大祸害，破坏了全国团结，引起了公众不满，从而给颠覆分子以可乘之机，并削弱了我国的防御手段，即租借政策和海军政策。我认为，看来是要作一次外科手术——缩减陆军兵力从而提高其效率。
马歇尔见此不禁愕然。当时陆军兵力不足90万人。他计划在年底扩充到170万人，并且确信不久还将大大超过这一数字。在他看来，提出缩减而不是扩充陆军无异于蓄意破坏。他把这次破坏归咎于英国人，相信是他们对李普曼施加了影响。于是，马歇尔把他们叫来，斥责他们使用卑鄙手段，诋毁美国陆军的质量和作用。他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停止这种勾当，他将出面予以揭露，公开示众。”英国人在受到适当警告之后答应今后不再搞鬼。
李普曼文章中特别激怒马歇尔的一点是，文章暗示美国陆军已经发展过大。而就在此文发表时，尽管征兵法案已经实施一年，美国陆军却只有一个步兵师作好了参战准备，陆军航空兵则只有两个轰炸机中队和三个战斗机大队可以投入战斗。马歇尔十分清楚，即使扩军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到1942年4月，美国也只有三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军、七个轰炸机大队和七个半战斗机大队能够做好参战准备。而纳粹德国仅在苏联展开的兵力就比美军大50倍。“我们不能参战，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参战准备。”马歇尔对他的作战计划人员说。
在美国国内掀起反战运动的同时，苏联莫斯科已岌岌可危，而英国人即将丢失中东和苏伊士运河，英国的生命线危在旦夕。在远东，日本人已侵占中国大部地区，其海军正在太平洋扩张，威胁着美国的势力范围。在1941年最后几个月里，对美国来说，战争几乎一触即发，马歇尔将军意识到，美国即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
至少有三件事使他作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首先，德、意、日三国于1940年底签署了所谓的“钢铁盟约”，保证任何一个缔约国“在受到目前尚未参与欧洲战争或中日战争的某国攻击时”将相互支援。这里的某国显然是指美国，尽管他们强调只有在缔约国遭到“攻击”才提供援助，但马歇尔知道，对这句话完全不可置信。根据纳粹的说法，1939年是由于波兰“进攻”德国才爆发战争的。
第二，日本和苏联签署了为期6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意味着苏联将不介入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任何战争。
第三，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侵入苏联。在德军逼近莫斯科以及苏联很可能要亡国的情况下，日本的称霸野心随之增长。他们已经开进印度，正在中国步步进逼。不要多久，他们就将信心十足地来对付美国了。
事实表明，马歇尔将军的战略判断是对的。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马歇尔将军的秘书迪恩少校正在办公室为参谋长准备一份材料，突然，迪恩抬头看见一名海军士兵挥动着一张薄纸冲进屋来，他看得清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的几个大字：“珍珠港被袭。并非演习。”
珍珠港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阿胡岛西部，东距美国西海岸2090海里，西距日本3200海里，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事基地，也是美国和远东、西太平洋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5月，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将太平洋舰队从美国西海岸转驻珍珠港。基地内军事设施完善，并有大型修船厂和油库等重要设施，是美国支援太平洋地区作战的主要后勤基地。
日本海军的这次行动是美国历史上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突然袭击。结果，美军伤亡近4000人，4艘战列舰，2艘辅助舰被击沉，另有4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2艘辅助舰严重受损，总计249架各种作战飞机被击毁。因当时几艘航空母舰没在港内才幸免于难。美军大型修船厂和油库可能因日本人计划不周或行动仓促而幸免被炸，尽管如此，美国太平洋舰队已大伤元气。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感到震惊，毫无疑问，日本已向美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落到了美国人的头上。
特雷弗·杜普伊上校在一篇题为《珍珠港：谁之过错？》的文章中断言：“如果没有领导上的过失——在某些方面，由于种种原因，珍珠港事件这个重大悲剧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严峻挑战：在珍珠港悲剧中，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陆军参谋长领导的失败？自珍珠港遭受袭击以来数十年间，为了查明这场惨祸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官方至少进行过8次详细调查，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调查是由国会组织的，记下的数据、证词、结论和介绍共达39卷。对这次事件的讨论和确定责任属谁的尝试显然很广泛。国会的调查研究详尽无疑，其基本结论如下：
实际上，每个人对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舰队都感到意外。然而，华盛顿和夏威夷的军官们曾充分意识到遭受突然攻击的危险；他们认识到至少日本有用这种方式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他们得到的情报充分证明：战争迫在眉睫。
报告中还写道，华盛顿当局曾预先警告过夏威夷司令部，但那里的指挥官们没有依据这些警告去认真履行其职责。1941年11月24日，马歇尔将军就曾通知驻夏威夷的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中将，美日外交关系恶化，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已经明确，要求他把计划采取的措施迅速上报。不幸，肖特中将采取的惟一具体步骤，只是注意了对日本人可能进行的内部破坏活动予以防范。
在这次事件中，马歇尔的领导，在一个方面是可以受到批评的，即对肖特将军为对付美日可能发生战争的危险而采取的应变措施，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指示。然而，即使这种指责成立，也很难令知情的人信服。1941年时，马歇尔的责任非常繁重，他予以关注的问题实在太多，他必须授权给他的部下，否则，他是难以应付日益繁重的方方面面的工作的，因为他是人，不是神。当一个人指挥着千军万马，而且还必须关注全球战略时，他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和无微不至。况且，事件发生前的情况也的确错综复杂。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下午，日本东京外务省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发出预报，说一份内容有14部分的重要电报即将发出，将由大使在以后指定的时间递交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要求使馆人员立即做好准备。美国译电人员截获并破译了这份电报，并于当日下午向包括陆军部在内的有关部门报告了此事。马歇尔后来说他不记得有人曾给他看过这份电报，确实，公文正本上没有他阅过的标记。
当日傍晚，华盛顿译电人员截获了东京发出的分为14部分的电报中的前13部分，以及东京通知日本大使馆有关第14部分电报将于7日凌晨发出的指示。这部分电报十分重要，其内容已清楚地表明日本方面已经拒绝美国的所有建议，意味着美日外交关系已经破裂。陆军参谋部值班参谋鲁弗斯·布拉顿上校携带电报的副本去马歇尔家向他汇报，不巧将军不在家。布拉顿上校等了一会儿，最后不得不把电报带回办公室，把它锁在保密柜里。
罗斯福总统在晚宴结束时收到了这份电报，他看完后说道：“这就是说要开战了。”他抓起电话找斯塔克海军上将，得知他正在剧场里，就决定等第二天早上再同他联系。
12月7日星期天凌晨。破译员收到了从东京发出的电报的第14部分，上面写道：“日本政府不得不遗憾地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它不能不认为，已不能通过进一步谈判达成协议。”并指示日本大使，要他在12月7日下午1时整，把照会全文递交美国国务卿，然后把他的最后一台密码机毁掉。
陆军参谋部布拉顿上校接到这份电报大为震惊，天哪！这就是宣战啊！华盛顿的7日下午1点，正是夏威夷时间7日早晨7点，而在菲律宾刚刚天亮。现在是上午9点，离最后时限只有4个小时了。他急忙抓起电话拨通马歇尔将军家里，接电话的勤务兵说将军骑马去了，布拉顿让勤务兵转告将军，说参谋长一到家就让他亲自开车赶到办公室来。
上午10点30分，马歇尔将军才到达办公室。他看完了电文，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报，并要工作人员马上把电报发给太平洋战区所有陆军司令部。电文如下：
日本人将于今日东部时间下午1点递交可视为最后通牒的照会。他们并已奉命立即销毁密码机。
我们尚不明白此时间是何含义，但务望随时进入戒备状态。
此时，离最后时限还有1小时40分钟。电报发出前，马歇尔打电话给斯塔克海军上将，谈了事态的紧迫性，并说他已起草了一份电报，是否可以同时通报给太平洋海军司令部。斯塔克将军同意在电报尽处加上“通报海军。”
按正常情况，这份电报将在30分钟内发送完毕，但由于通讯线路出了毛病，无法接通夏威夷的陆军司令部，最后，只好使用普通商用电报线路。结果延误了时间，珍珠港惨遭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一顿痛打。
事后有人指责说，马歇尔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本来就没有打算把日本进攻珍珠港的威胁通知夏威夷的陆军和海军司令。其推测的理由是，罗斯福想要日本进攻珍珠港，把我们卷入战争。但在以后大量的官方调查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这种指责能够成立。
珍珠港事件，像林肯遇刺、肯尼迪总统遭暗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美国人很可能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去探索。关于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其中有多种因素，迥非寻常。
4. 人事选择
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国太平洋海军遭到重大打击，损失惨重，但它在军事上的影响并非仅限于此。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凭借其优势的海、空力量加紧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不久，美国远东战区司令麦克阿瑟指挥部所在地菲律宾遭到日本人的封锁和包围，那里的局势令人担忧。马歇尔感到眼下难办的是没有那么多优秀军官来协助应付日益紧张而繁杂的局势，这也是他自担任参谋长以来伤透脑筋的问题之一。随着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缺乏军官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马歇尔到陆军部后不久，就着手整顿军队。第一步是查阅他手下高级军官的档案，记下了一大批需要退役的人员。那倒不是因为他们不称职，而是因为他们年事已高，都是在军事思想上死抱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不放的老战士。现在到了该把他们清理出去，把比较年轻和更具清新思想的人吸引进来的时候了。他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建议立即予以退休的将军名单，当此项建议获批准时，他表示他本人在清理工作完成后辞职。他毕竟也是个老战士了，是被他辞退的多数人的同龄人。他明确表示，到了61岁这个年纪，该是让路给更具有才识、更年轻的班子，以应付美国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的时候了。
总统派人来找马歇尔，告诉他总统根本不考虑马歇尔的辞职问题。总统认为，他的辞意并非出于真心，只有愚蠢的政客才老是辞职，高级军官是不会这样的。马歇尔对罗斯福总统认为他要求辞职是在装样子的想法感到不快，坚决地表示自己当真要辞，甚至提出了一个适合接替他职位的军官。此后，马歇尔收到白宫一封口气更加坚定的回信，告诉他再别提辞职的事，即使再提也不会同意。
在此期间，他需要一些精力充沛、富有才华和比较年轻的军官充当他的助手或担任部队指挥官，协助他处理那些棘手的军事问题，找遍全国陆军兵营，这样的人的确不多。然而，他的小黑皮本上却记着陆军中相当一部分优秀军官的名字。此时，他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艾森豪威尔，另一个是乔治·巴顿。
巴顿少将在一次演习中指挥第2装甲师，他指挥有方，坚决果断，而且大胆自信，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就认识了巴顿，当时，巴顿在西线接管第一批坦克。他性情急躁，大胆泼辣，全然与马歇尔的风格不同。巴顿喜欢全副武装，炫耀自己。然而，马歇尔不仅喜欢他，而且钦佩他。他在小黑皮本上乔治·巴顿的名字后面写上：“乔治能带领部队赴汤蹈火，但要用一根绳子紧紧套住他的脖子。一有装甲部队就交给他指挥。”
马歇尔把提升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的推荐书送了上去，并很快得到批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部副部长，巴顿则在装甲部队的指挥岗位上进一步得到提升。
珍珠港事件后大约一星期，艾森豪威尔就奉命到马歇尔参谋长办公室报到。马歇尔知道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任过职，当过麦克阿瑟的副官，了解远东情况。现在，他要这位新任副部长协助他解决麦克阿瑟正遇到的难题。参谋长简要地给艾森豪威尔讲了菲律宾群岛日趋绝望的最新形势，然后问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艾森豪威尔要求给他一点时间来仔细思考一下。马歇尔叫他过几个小时后再来。
艾森豪威尔回来时显得很冷静。他向参谋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不管那里的情况怎样，应尽一切努力援助麦克阿瑟将军，但这要突破日本人的严密封锁才行。他怀疑，那里的部队恐怕坚持不了多久。最后他说：
“我们的基地应该设在澳大利亚。”他的意思是最终放弃菲律宾。但马歇尔却不想轻易放弃那里，希望通过尽力援助能够坚守菲律宾要塞，这也正是麦克阿瑟和罗斯福总统的一致想法。
在以后的三个月中，马歇尔将军使用信任、现金、指令以及广泛授权等手段，竭尽全力组织援助，但能够突破日本人的封锁线而送到麦克阿瑟手上的援助物资却很有限。管日本人在菲律宾群岛的登陆战中不断推进，但麦克阿瑟表现得勇敢顽强，在补给严重不足和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仍坚持奋战。
随着菲律宾群岛局势的不断恶化，马歇尔转而催促麦克阿瑟放弃坚守，撤到澳大利亚。尽管麦克阿瑟不肯这么做，仍坚决表示将同守备部队共存亡，马歇尔不愿看到这种结果。不管麦克阿瑟多么傲慢自负和令人讨厌，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而大平洋地区未来的作战需要由这样的人来指挥。如果他阵亡或被俘，失去他实在可惜，盟军防御也将受到灾难性的打击，日本人将在心理上获得一个胜利。在马歇尔将军的再三督促下，麦克阿瑟突出包围，撤往澳大利亚。
鉴于麦克阿瑟的勇敢表现，马歇尔将军努力说服总统提升他为四星上将，给这位远东战区司令官颁发荣誉勋章 。马歇尔亲自起草嘉奖令，并积极向总统建议，在未来战争中让麦克阿瑟出任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
马歇尔为麦克阿瑟作了种种努力，却没能从他本人嘴里得到一句感激的话。“麦克阿瑟以为我们出卖了他，”马歇尔后来说，“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情况使这件事非常非常难办。”
在菲律宾处于困境的同时，夏威夷也遭到日本人的攻击，尽管这两次灾难的损失不如珍珠港那么沉重，但马歇尔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他所经受的最惨痛的打击。当时和他谈过话的人都没有看到他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马歇尔也许回想起潘兴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中讲过的一句话：“我决不允许自己表现出忧虑沮丧的样子，以免使我的参谋人员丧失信心。”然而，他难以对马歇尔夫人隐瞒自己的情绪。有天晚上，凯瑟琳注意到马歇尔的脸色极为阴郁，以前她只是在他心情沮丧时才看到过这种表情。孤独沉默的马歇尔没有提到那些悲剧，也不想交谈，而是默默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凯瑟琳知道这是他心情沉重的表现，可又想不出说点什么帮助他。马歇尔夫人后来写道：“我走过他的门口，进了自己的卧室。”
如果说马歇尔以及同他一起在华盛顿共事的那些人尚能自持的话，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做不到这一点。整个西海岸处于一片恐惧和流言的骚动之中。有报告说日本人已接近西海岸，无知的揣测演化成了想入非非。总统和陆军部接到了潮水般涌来的请求，呼吁提供更多的军队和防空火炮保卫太平洋沿岸城市，马歇尔深感局势更为繁杂和紧迫，他必须投入到更为繁忙而有效的工作之中：为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部队增派援军；向美国西海岸调动部队；征募短缺的人手和设备；协调军种之间的关系以及盟国之间的军事事务……
实际上，陆军与海军的关系正面临着考验。由于海军参谋长斯塔克上将对珍珠港事件负有责任而受到处分，被降为美国海军派驻英国皇家海军的联络官，马歇尔与斯塔克三年愉快合作的局面宣告结束。接替斯塔克职位的是一位更难对付的欧尼·金海军上将。
欧尼·金的性格和习惯，与马歇尔将军迥然不同。尽管“他们都喜欢漂亮女人，但情况有所不同，马歇尔一见到漂亮女人便觉得心神爽快，而金一看到富有诱惑力的女人就要动手。金婚后生有六女一子，他的妻子玛蒂在妇女中常被称作是‘长期受苦’的配偶之一。他不仅追求女色，还是个酒鬼……”但他的确很有毅力，以后竟然改掉了自己的弱点。在技术方面，金上将是位难得的精通全面航海技术的优秀军人。在军事思想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作战思想：“战士只靠躲避，只靠抵挡敌人的攻击打不了胜仗”，“胜利要靠进攻，不断进攻，为了能够不断地进攻，即使挨几下狠揍也在所不惜。”
像多数海军官员一样，金一心想为恢复海军的威信而有所作为，渴望把仗打到日本去，来洗雪珍珠港的耻辱。然而，美国和它的盟国目前准备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欧洲。因此，马歇尔就必须说服这位同事心甘情愿地同陆军合作，以顾全大局，同自己一起来制订目前打败德国和意大利而不是日本所需的复杂计划。
其实，金海军上将倒主动登门拜访了。他决定去陆军部向马歇尔将军作一番自我介绍，并进行一次非正式交谈。他忽略了事先通知马歇尔他要去，而以为一走进马歇尔的办公楼，副官就会认出他并立即禀报。他不知道，陆军部的工作方式和海军部大不相同。
“我的接待室在我办公室过道对面，”马歇尔后来说，“由一位年轻妇女负责。我特意不在那里放一个身着军服的副官，因为我要同许多文职人员打交道，……因为每天有许多国会议员来访，我认为最好不要用铁板着脸的军人做接待工作。……结果，金上将前来看我，我并不知道，所以就在接待室里由这位妇女接待了。是呀，他是海军首脑，你到海军部他的办公室时，会有一位海军副官前来欢迎你，彬彬有礼地引你去见他。事情做的很合乎礼节，也很有效率。可是，这里却由一位年轻妇女来接待海军上将，而且没让他马上见到我。”
当时，马歇尔正在门厅对面同一位怒气冲冲的澳大利亚部长谈话。谈话结束后，他才得知金海军上将曾经来过，等着见他，后来愤然离去了。马歇尔毫不犹豫，抓起帽子，急忙赶到海军部金的办公室。没等对方表示欢迎，马歇尔就开始向金解释为什么让他久等。他接着说：“将军，我认为这很重要。要是在战争一开始，您我就争吵起来，那么不知公众会怎样来议论我们呢？他们连一分钟也容忍不了。我们不能相互斗气。我们可得想法搞好关系。”
金绷着脸一声不吭，长时间盯着他，然后突然放松下来，“有劳您大驾光临，您真是宽宏大量了。即使我们合不来，也可以互相走走嘛。”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们能合得来。”
然而，后来还是出现了几次“非常恶劣的斗气。”1942年春，马歇尔说服他的海军同僚，同意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涉及有关两个军种的问题和制定联合作战计划。联席会议由四人组成，其中包括马歇尔和金。第三名成员是海军的威廉·莱希海军上将，他不是金的朋友，同罗斯福总统交情很深，而且非常钦佩马歇尔。第四位成员是马歇尔的副手——陆军航空兵的首脑阿诺德将军。几个回合的讨论之后，金表示他愿意服从美、英两国确定的战略重点——集中力量于欧洲首先打败纳粹，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海军必须有所行动以确保及早打垮德、意、日法西斯。马歇尔真正担心的并不是美**界有人扯皮，而是盟国会不会从中作梗。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1941年12月，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首次举行战时会议。会议期间，马歇尔就发现英国人态度犹豫，他们似乎并不希望盟军过早地在法国登陆。1942年6月，马歇尔飞往伦敦，同英国人商谈未来的作战计划。当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完马歇尔介绍1942年进攻欧洲的“铁锤行动”计划后，微笑着向马歇尔举起酒杯说：“我完全同意这一计划。”马歇尔此行似乎大功告成了。其实，英国人并没有认真听取他的计划，他们另有打算，而马歇尔竟信以为真了。
当马歇尔高兴地回到华盛顿，着手制订制造登陆舰艇和训练舰艇操作人员的计划时，英国人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中东地区。英**队在中东西部沙漠被隆美尔指挥下的纳粹机械化兵团打得一路败北，退回埃及，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受到了严重威胁。在遭到如此挫败的情况下，谁还会考虑渡海登陆作战呢？此后不久，丘吉尔再次来到华盛顿。英国人反复强调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和那里局势的严重性，他们坚持认为，当前应集中力量进攻法属北非，而不是渡海登陆作战。
马歇尔大吃一惊。以后，他在同盟国打交道方面就更为老练得多了。但这一次，他的确被英国人随随便便背信弃义的行为大为激怒。他进行了反击。他重新改写了艾森豪威尔起草过的一份备忘录，并在金海军上将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支持下，于1942年7月10日给总统呈送了如下信件：
如果美国不能坚定不移地全力执行“博勒罗”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集结兵力计划），转而到任何其他地方作战的话，我们坚决主张转向太平洋，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换言之，除空袭外，对德国采取防御态势，而将全力转向太平洋。
这正是金海军上将希望马歇尔讲的话。但总统猜得对，马歇尔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过是出于意外的斗气。总统本人有时也难免意气用事，但他不允许他的部下任性使气。罗斯福总统清楚不过地明确表示，他要美国部队和英国盟友并肩战斗，并希望能在大选前实现。
5. 军政之间
美**队历来的传统是军官和政治完全分离，军官在政治争论中不站在任何一方，不竞选公职，经常不投票。马歇尔和多数职业军官一样，对政治抱有一种冷漠和鄙视的态度。但他逐渐发现，军事和政治常常难以分开，当他认为是正确的军事判断被政府当局忽视或否定时，他很难同他们妥协。
1942年初，美、英两国在关于未来作战的会谈中做出决定，美国必须在当年采取进攻行动。但是，马歇尔将军精心制定的进攻欧洲的作战计划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主要是因为丘吉尔不相信美军进攻欧洲的准备能如期完成，他坚持认为，按马歇尔的计划行动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失败，将对今后的战争努力产生致命的打击。此时，美国大选即将开始，罗斯福总统希望美军能尽早投入进攻，以便对他连任总统起到积极作用。这两位领袖在会谈中决定于1942年进攻北非，代号为“火炬行动。”
美**界多数领导人强烈反对这项决定，他们仍希望于1943年进攻欧洲。他们认为，在英吉利海峡彼岸打击德军，是尽快打败纳粹的最佳途径。而“火炬行动”将把力量投向一个非决定性的战略方向，造成力量分散和兵力消耗，必然进一步推迟进攻欧洲的行动。马歇尔和陆军参谋部尽可能地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美、英两国首脑已经决定进攻北非，政治上的理由是很明显的，政治终将决定军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不顾他的军事顾问的反对，完全自作主张的事情不多，这件事是其中之一。决定之后，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开始忙于按照总统的命令制订和完善进攻北非的战役计划。
尽管马歇尔从一开始接受这项任务就很勉强，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还是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在制订“火炬行动”计划期间，美、英双方计划人员就进攻地点和进攻方式争论不休，白白浪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英国人主张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攻打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纳粹基地。马歇尔则力主稳扎稳打，不进入地中海，而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登陆，以便在形势不利时，易于从摩洛哥把部队重新运走。双方最后达成一个折衷方案，决定同时在两地登陆。但是，漫长的讨论意味着赶不上在美国大选前发起进攻，马歇尔对此丝毫没有感到不安。他们怎么能在战争期间像平时那样玩弄政治把戏呢？
“火炬行动”计划总算制订了出来，马歇尔去白宫向总统汇报计划时，罗斯福做了一个祈祷的手势，说：“请您在大选前付诸实施吧。”
马歇尔本来可以当即答应他，然而他没有，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他将尽力而为。同时，他指出，英国人应该能够助民主党人所需要的一臂之力。英国蒙哥马利将军计划在美国大选前三个星期，在埃及沙漠向纳粹发动进攻。罗斯福总统听到这一消息，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引起了警觉。“叫他们别打！”总统大声喊道：“英国人总是吃败仗。”
马歇尔深知部分参战的美国部队还缺乏实战经验，但他们都参加过实兵演练，他对首次进攻行动充满信心。他告诉英国人，美国将派最优秀的指挥官，率领美国陆军所能集结的精锐部队和装备，同他们并肩作战。双方都倾向于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次战役的总指挥。马歇尔还必须为美国参战部队挑选精明强干的若干指挥官。
马歇尔把艾森豪威尔召回华盛顿，商量由谁指挥美军登陆部队。他们一起翻阅了马歇尔那个小黑皮本，为美国陆军选任参加此次大战的第一个主战役的若干指挥官。巴顿是首批中选人之一，他将率领一支特遣部队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随后，他们又选中其他一些人，其中有霍奇斯、辛普森以及卢卡斯等几位将军，他们都是马歇尔昔日的同学或本宁堡的老同事，再就是史密斯和克拉克这样的密友。
艾森豪威尔对参谋长选中的另外两名军官有些犹豫。一个是马歇尔的老同学艾伦少将，传说他“好斗成性，平时爱树敌，战时易交友。”正如艾森豪威尔所知，艾伦在不打仗时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坐立不安，经常外出找一些不一定是敌人的人打仗。艾森豪威尔勉强同意艾伦当师长，据说只要把他放在前线去对付顽固的敌人，艾伦就会干得很出色。结果确实如此，艾伦打了几个大胜仗。然而，在不同德国人打仗，他的部队被调到后方休整时，就得把他调回国去。
马歇尔的另一个朋友弗雷登多尔少将，同艾森豪威尔相处并不和睦。这位身材矮胖，生性好斗的步兵指挥官，在北非指挥第2军，一开始干得很出色。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写信，“我庆幸您竭力推荐弗雷登多尔给我的那一天，我高兴地承认，我早先对他的疑虑毫无根据。”不幸的是，疑虑并非毫无根据。在以后的一次战斗中，因弗雷登多尔指挥不力，许多美国士兵阵亡或被俘，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弗雷登多尔撤职，派巴顿将军前往那里挽救危局。
最后，马歇尔给艾森豪威尔将军派去一位美军有史以来最有才干的军官。此人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老同学、马歇尔在本宁堡和华盛顿的部下布莱德雷将军。马歇尔非常赞赏布莱德雷的指挥才能，派他去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把最杰出的人交给了艾森豪威尔。这是一个英明的抉择，为后来大战的重心转到法国后，盟国之间成功的军事合作铺平了道路。
进攻北非战役由英国人率先打响，结果，英国人在阿拉曼打了胜仗，但这对美国大选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美国选民们希望听到美**队参战的消息。然而，当选民们在1942年11月3日开始投票时，美军还没有投入战斗。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大选结果对民主党人很不利，使罗斯福对政府的控制面临着危险。民主党在众议院失去87席，在参议院失去10席。
五天以后，在令人沮丧的选举结果统计出来之后，马歇尔派麦卡锡去白宫告诉总统的新闻秘书厄尔利：“美国陆军将于次日在北非登陆。”
“你现在倒跟我说起这个来了，”厄尔利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在一星期前登陆？”
“现已作出在北非登陆的决定，”马歇尔后来说，“我们做了巨大的努力才使一切准备就绪。有几个师只受过部分训练，而且训练质量很差，装备难以配齐。艾森豪威尔认为，在英国仓库里有他所需要的足够装备，可是都分散在英国各地的小仓库里，等到艾森豪威尔想把装备运到非洲时，却找不到这些东西的下落。英国没有我们使用大仓库的经验，而是临时凑合。所以，明明物资在英国，我们却不得不从美国运物资到非洲去。”美国陆军在北非经受了艰苦的，有时是令人颤栗的战火洗礼。
北非战役胜利结束后，盟国首脑定于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一次作战会议，商讨未来的作战问题。为了准备参加这次会议，1942年12月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天天都在紧张工作，以便拿出一份周密的计划来同伦敦盟友商谈。
海军参谋长金上将力争扩大太平洋海军力量，主张把北非登陆的舰艇调到亚洲去对付日本人。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提出一个从英国出动重型轰炸机，空袭德国本土基地和其在欧洲占领区的基地计划。马歇尔将军提出了1943年夏天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的详细作战方案（他任命新任作战计划部部长魏德迈将军为他制订的）。
罗斯福总统坚持下一步进攻的重点仍是欧洲，而不是太平洋地区。美国要进行一场对纳粹的大规模空袭作战，大批量的飞机正在美国源源出厂，但是，鉴于经过训练的机组人员仍然奇缺，在把他们培养出来前，在德国和欧洲进行空战的重任仍将由英国空军承担。关于马歇尔1943年进攻欧洲的打算，总统没有具体表态，只是说还要同盟国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马歇尔计划的筹划人，魏德迈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计划。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劝马歇尔将军，即使1943年登陆成功，其结果也必将是一场惨败。即使有足够的美国地面部队，但他们严重训练不足，顶不住久经沙场的德**队。马歇尔将军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严厉命令魏德迈去抓紧制订和完善进攻欧洲的详细作战方案，叫他拿不出方案别回来。
魏德迈连续干了72个小时，制定出一个高水平的作战方案，参谋长看后连声表示满意。“我们要在卡萨布兰卡把计划突然抛给英国人，这就会产生良好印象，”他说。魏德迈建议马歇尔将军，要做到那样，就得小心谨慎，绝不要把计划中的任何细节透露给任何人。他非常清楚，英国人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对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因此，魏德迈担心，如果英国人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前获悉这份绝密计划的细节，他们就有足够时间去研究它，找出它的缺点并让它付诸东流。
1942年除夕，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他们的计划工作人员放下紧张的工作，聚集在陆军部庆祝马歇尔将军62岁生日。庆祝会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主持。出席会议的少数外宾之一是英国驻华盛顿的首席联络官、陆军元帅迪尔爵士。
迪尔在华盛顿同多数人都相处得很好，他与马歇尔的关系最为亲密。他沉着、聪敏、具有广泛的军事知识，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就成为马歇尔的几个知己之一。在战争期间，他们建立起来的联系如此密切和真诚，以致彼此对各自国家和军队最核心的机密也不保密，相信这样做会有利于战时美、英两国的精诚合作。
陆军部长史汀生与马歇尔的关系一向很好。在史汀生看来，马歇尔的生日，既是一位将军和朋友的生日，也是他个人的喜日。当他举杯为马歇尔将军敬酒时，他提到这个除夕之夜标志着盟国战争前途的一个转折点。
确实有一些成绩值得庆祝。美国已在珊瑚岛和中途岛海战中遏制了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进攻，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扭转了抗击纳粹的局势；在北非战场，美**队和由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8集团军，击退了纳粹的杰出指挥官隆美尔指挥下的德国非洲军团；马歇尔在美国参战后的一年时间里，把美国陆军的兵力几乎翻了一番（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为540万人，即73个现役师和167个战斗飞行大队）。此外，他们终于看到了纳粹战争机器在卡萨布兰卡至突尼斯一线停止了运转。
但是，十天之后，马歇尔碰到了麻烦事，他显得心事重重。当美、英首脑在卡萨布兰卡坐下来讨论未来作战计划时，英国将军们把马歇尔最得意的登陆计划数落了一番，而且抛在了一边。毫无疑问，有人把他精心准备出来的全部计划的细节，即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方案，详细地泄露给了英国人。
魏德迈心里明白是参谋长的那位密友迪尔爵士“把马歇尔给出卖了。”会后，他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参谋长以后要提高警惕。马歇尔牢记了这次教训，类似的事件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但此后，他同迪尔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不过从那以后，这两位密友在交谈国家机密时，都严格遵守诺言以及等价交换的原则。
英国人的计划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占了上风，但那是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首脑最后一次左右盟国会议。他们似乎料到，美国人将在下次会议上准备得更好，所以，就竭力争取在这次会议上争取主动，多取得一些成果。
6. 家事与国事
马歇尔对妻子凯瑟琳一往情深是没人怀疑的，但有时他也让她感到难以忍受。马歇尔深爱他的教女罗斯，在他心目中，罗斯是同他前妻莉莉联系在一起的，每当罗斯到家里来看望他们，马歇尔总不免把凯瑟琳叫做“莉莉。”一天，罗斯对这件事再也忍不住了。
“上校，”她说，“您是个了不起的军官，但您在对待女人问题上却是个十足的傻瓜。请您别再叫凯瑟琳‘莉莉’了，好吗？”
马歇尔不禁一愣，随后笑着说，凯瑟琳不是计较那种小事的人，她会谅解他的。
“也许吧，”罗斯说，“她当然会谅解，但不等于说她喜欢这样。”
马歇尔郑重其事地保证今后一定记住，但他从来没有记住过。没有证据表明，凯瑟琳曾向丈夫提起过这件事。凯瑟琳了解军人职业，从她嫁给他那天起，她就知道马歇尔同其他职业军人一样是把事业看成高于一切的人。他如今是陆军参谋长，一天24小时都全神贯注于组织和指挥军队打赢这场战争。看到他整天忙忙碌碌，她总想多给丈夫一些帮助，却不知能帮些什么。有些人羡慕马歇尔，因为他在首都华盛顿工作，晚上经常可以回家同妻子在一起，周末也可以同家人共同娱乐，而数百万美国官兵此刻却在世界各地服役，与妻儿天各一方。但凯瑟琳非常清楚，她丈夫也十分羡慕他们，焦急地盼望有朝一日能离开华盛顿，奔赴海外，参加战斗。马歇尔并没有对妻子隐瞒这一点。凯瑟琳知道，盟军在欧洲登陆的时刻即将来临，她丈夫希望能亲临战场，指挥千军万马。
凯瑟琳深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并为他们的前途而操心，但她从来不敢让丈夫利用职务之便为孩子们谋方便。这倒不是因为马歇尔对子女们不好，而是她深知乔治不是那种公私兼顾之人。马歇尔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但此时他已不再指望要孩子，不过他的继女罗斯，以及凯瑟琳的两个儿子克里夫顿、艾伦和女儿莫莉使他得到了幸福的补偿。马歇尔与凯瑟琳结婚后，一直都很喜爱这三个孩子，尤其是小儿子艾伦。
他们结婚时，艾伦刚满10岁。他与小儿子之间建立起来的亲密程度是他与克里夫顿之间从未达到的。马歇尔对艾伦所做的事都极感兴趣，并教他如何妥善利用时间。当艾伦对玛格丽特·谢登小姐产生兴趣并开始谈论结婚时，他很高兴。1940年6月，这是马歇尔工作最繁忙的一段日子，但他还是设法挤出时间参加了艾伦与玛格丽特的婚礼。年轻夫妇的头几封信使他感到高兴，7月中他给小儿子的一封回信，流露出作父亲的自豪感和作家长的豪爽：
关于你料理家务的初步介绍，使你妈妈很激动。我猜想到目前为止，你们还不至于为洗澡间里的牙膏、地板上的衬衣以及在家里其他一些随随便便的作法而吵架吧。如果你们能不被令人讨厌的表面现象所激怒，那么剩下的一些调整就轻而易举了。
现在，艾伦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仍志愿参军到装甲部队，作为列兵被送往诺克斯堡训练学校受训。尽管凯瑟琳很关注儿子的前程，但她无能为力，只能靠儿子自己去奋斗。艾伦在诺克斯堡训练中心表现不错。在他即将得到军官委任时，训练中心主任写信问他的继父是否愿意参加这位年轻人的毕业典礼。此事遭到马歇尔的断然拒绝，参谋长在复信中说：
“说实在的，我非常希望艾伦能在学校完成训练而不暴露他的身份，我现在请您设法不要让他的毕业之事涉及他与我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我的继子。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靠他自己努力所赢得的荣誉，这件事公之于众使我深感不安。”
当艾伦被任命为装甲兵少尉并将开赴北非时，马歇尔亲自召集全家，为小儿子饯行。这位年轻少尉一到战区，参谋长就向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道他们关系的人交待清楚，不要给他特殊照顾，任何高级司令官若要提拔他，都要认真考察他的考绩报告。
凯瑟琳抱怨说，这对她儿子不公平。她恳请道：“至少不应因他是亲属而整他呀。”马歇尔承认情况是这样，但坚持认为这涉及一个比艾伦的发展前途更重要的原则问题，绝不能让人说参谋长为他的儿子捞取好处，宁可让艾伦多吃点苦，也不要招惹流言蜚语。
结果，艾伦少尉没有留在指挥机关，而是被安排到前线部队。他参加了北非登陆作战和西西里进攻战，后来调到一支新西兰部队，在意大利蒙特卡西诺山谷浴血奋战，这使他比大多数同级军官经受了更多战火的考验。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对我来说跟谁在一起打仗都无所谓，只要像那些家伙说的，能够‘上场’就行。”
马歇尔在去参加一次晚宴之前给艾伦回信说：“我真想你能同我一起去赴宴，……你比我去赴宴更能享受口福，也会取得更佳效果。”他最后写道：“再说，你还年轻，我真想变成年轻人去泥里摸爬滚打，而不愿像现在这样，一把年纪坐在办公椅上度日。不过，我过去的许多时光好像是在野外度过的，在泥地里跋涉的经历就更不用提了。祝你好运，愿上帝保佑你。”
艾伦在1943年初以前运气一直不错，可就在5月29日那天，灾难降临了。当时，他驾驶着先头坦克向罗马北部阿尔班丘陵搜索前进，就在他停车揭开坦克顶盖，把望远镜举到眼边观察地形时，从附近一所由残存德军扼守的建筑物里射来的子弹射穿了他的头部，他当场身亡。
凯瑟琳为失去爱子悲痛万分。马歇尔也为他心爱的继子阵亡备感痛心。在华盛顿的追思礼拜上，当他面对着艾伦年轻的寡妻玛格丽特和失去父亲的孩子时，他多年来第一次几乎失声痛哭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也许会动心来为大儿子克里夫顿的前程稍事活动，而此时克里夫顿也正有求于他的继父。克里夫顿的脚有病，曾做过几次手术，尽管这样，他也志愿参军，勉强通过体检，并被送到新兵训练营和预备军官学校受训，随后被任命为驻守弗吉尼亚的一个高炮团的军官。几个月后，他感到工作枯燥乏味，渴望像弟弟一样出国参加战斗。他开始不断给母亲写信和打电话，央求她对“上校”施加影响，安排他出国参战。
凯瑟琳告诉克里夫顿，她不可能过问这件事。她与丈夫有一条严格的规矩：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干涉丈夫的军务，特别是涉及有关子女之事。于是，克里夫顿向母亲建议，可以不让继父知道，只用参谋长夫人的名义，把他的名字报给陆军部人事行政部，安排他出国服役。凯瑟琳用坚定的口气回答儿子说：“不行！”
有一件事她没有告诉儿子。她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过马歇尔夫人的名义，已经有过一次沉痛的教训。那一次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她丈夫心爱的狗。有一次，马歇尔因公外出，他的爱犬“弗利特”再一次走失了。凯瑟琳找遍了大街小巷，还是哪儿都不见它的踪影。正在急得不知所措时，电话铃响了。海军部一个守夜人来电话告诉她，他找到了她的狗，狗的颈圈上还有名字和号码。凯瑟琳喜出望外，准备马上带上钱去领狗。
那人说他不要钱，只希望她利用将军的影响替他在海军里找个好差事。她表示不行，说她根本不可能那么去做。那人威胁她还想不想领回她的狗。她知道乔治过几个小时就要回家，为了能尽快把“弗利特”领回来，她只好答应说，她愿意为此写一封推荐信，信将由通信员送给他，一手交狗，一手交信。
当天晚饭后，凯瑟琳对丈夫说起了这件事。马歇尔听后大发雷霆，说她根本不该做那种事。作为他的妻子，即使是被敲诈勒索，滥用他的职权去那样做也是不能容忍的。他宁愿不要这只狗也不能那么干。他的脾气如此之大，凯瑟琳哭了。于是，他缓和下来并走过去安慰她。但不一会儿，她刚擦干眼泪，他又提起这件事，似乎还在生气，“你到底为那人写了什么样的信？那人指望在海军里换个什么样的差事呢？”马歇尔问道。
“我想你总会问起这一点的，”凯瑟琳说，“我留了份底稿呢。”她走到写字台旁，取出一张纸递给他。马歇尔读了上面的两行字：
致美国海军有关人士：
持此信者善于捕狗。
凯瑟琳·T·马歇尔
马歇尔沉默了片刻，然后大笑起来。
自此以后，即使为了儿子，凯瑟琳也不愿再干这种事了。她告诉克里夫顿，他得自己想办法。时隔不久，马歇尔从助手弗兰克·麦卡锡那里得知克里夫顿希望到海外参战的想法。麦卡锡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克里夫顿去海外作战。在得到参谋长同意后，他为克里夫顿作了安排，把他调到北非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一支高炮部队。
遵照马歇尔将军的指示，麦卡锡在为克里夫顿作调动安排时还特别嘱咐，除了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经手此事的人外，不要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克里夫顿是谁，也不要告诉他是谁为他作了调动安排。但马歇尔对继子调动一事仍放心不下。当他听说克里夫顿被安排在阿尔及尔最高司令部直属的一个炮兵营工作时，便亲自给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发电报说：“我不想让我的继子在最高司令部任职。我曾经让麦卡锡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把他同我的关系泄露出去，以免使别人为难。”
史密斯回电说：“……我将按照将军的指示办理。”结果，克里夫顿被调到更接近突尼斯前线的炮兵旅任职。后来，他在参加防空战中表现得不错。
随后又出了麻烦事，至少在马歇尔看来是这样。克里夫顿给继父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还想求您另外一件事，斯特耶将军和丘吉尔上校两人（都是陆军医学专家）检查了我的脚病，告诉我还得做手术和植皮，……从一切迹象看，这个旅部在几周内就要撤消，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旅部撤消前回美国做手术，以免在这里闲呆几个月，然后再在国内医院里躺上几个月。我只希望您同意我这么办，我自己可以把一切安排妥当，毋需您亲自过问。我的手术做完之后，如果太平洋战争还在进行，我将设法随高炮部队到那里……
马歇尔看完信勃然大怒。在他看来他最担心的事得到了证实，他的继子是在拉关系把自己调离北非战场。尽管他喜欢他的继子，但他绝不能让这种事听之任之。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写给阿尔及利亚盟军司令部军医局副局长斯特耶将军。他概述了克里夫顿的来信内容后写道：
我对此事万分不安，尤其是信中最后一句：“我自己可以把一切安排妥当，毋需您亲自过问。”因为在我看来，要么是你们军医们认为他有必要回国治疗，要么是他凭借这一事实，靠我的某种影响要求回国。把克里夫顿调到地中海战区，担任非战斗勤务，是我作的一次破例安排。他当初急于出国作战，他在那里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
我不给张三李四办的事，也绝不给他办。鉴于他已同你们谈过此事，所以我不揣冒昧，径直向你们表明我的态度。成千上万的军官已经在海外服役两年以上，其中有些人多次患上疟疾，急于回国，有几起为了把他们弄回国，给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的事件。我决不能为自家的亲人开后门。您对此事有何意见，请电告……
马歇尔接到斯特耶将军的复信后，给克里夫顿写信说：
我现在给你写信，谈谈你回国手术一事。你说，如果我不反对，你就能在那边安排妥当。这就实在使我非常之为难了。因为，如果你的病需要手术，他们毋需考虑我的面子，就会送你回国。然而，他们并没有让你动手术，这说明你无此必要。但是，为了确保你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我同斯特耶将军取得了联系，他复电说：只要轻度的长期残疾不致加重，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通过医务系统或其他特殊渠道后送。
你必须明白，现有数以千计的人正在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争取回国，其中大多数人都已在海外服役两年以上，要不是靠你同我的关系，不能设想凭你自己的推荐就能回国。你在给我的前一两封信和给你母亲的信中已经提到这件事。我对此至今未作表态，因为你提出来的事使人为难。
过去你提出到地中海战区是你要求去的，我们作了必要的安排，只是为了使你不受非战斗勤务类别的影响，而你在那里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望你不要向斯特耶将军再提此事，因为这同样使他为难。如果你的脚恶化，那就去找医生，请他作出决定。
克里夫顿就这样给卡住了。如果他是一个没有上层关系的普通军官，可能早已设法找路子把自己弄回国了。继父的训斥制住了他，他甚至不敢利用熟人关系找门路回国，惟恐激怒了继父而使母亲难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才回到美国，住进一家医院动手术。
在处理公私关系方面，马歇尔不仅对亲属特别严厉，而且也同样要求他的部属和高级军官身体力行。谁要是想拉关系走后门，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必将自找苦吃。
罗纳德·里根总统可能一直还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当时陆军部麦卡锡少校写给里根的一封信，里根差点丢掉陆军航空兵军官的资格。麦卡锡曾经在好莱坞做过事，他到马歇尔手下工作后，仍随时留心电影界的消息。1942年4月，他看到有关里根的一条消息后，马上通过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转给里根一封信：
亲爱的罗尼：
我刚从报上看到你将于4月19日参加陆军，不知你是作为预备军官，还是作为士兵参军。
虽然自从1938年夏天（当时我在好莱坞为影片《新同学老弟》做技术顾问）以后再没有见到你，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当时同你的愉快交往。我认为，如果你作为士兵入伍，你一定要在三个月后千方百计争取进入预备军官学校获得委任。为此，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让我来当你的举荐人的话，希望不要客气。我觉得没有其他人比你更值得我来推荐的了。
请代向简·怀曼问候，我仍认为她是好莱坞最有魅力的姑娘。如能见到韦恩·莫里斯、杰夫·林恩、约翰·佩恩、鲍勃·洛德和卡罗尔·萨克斯时，也请代为致意。
真诚的
参谋长助理秘书
弗兰克·麦卡锡少校
于参谋部
马歇尔在翻阅档案时看到了这封信，顿时大发雷霆。他狠狠训斥麦卡锡，竟敢利用职权照顾好莱坞朋友，他还打算同里根的训练基地司令官联系，嘱咐他们不管里根多么符合条件，也不要让他进预备军官学校。麦卡锡尽力说服参谋长，这样做对里根极不公平，因为他并没有央求我写这封信。后来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还是当上了军官，殊不知他差一点就不得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熬过这场战争。
马歇尔有时对违纪的将军也极为严厉。他的作风严肃，但不过分拘谨。他知道有些军官在工余时间经常酗酒或追求女色，他对此并不求全责备，只要求他们谨慎从事，不致引起非论或造成丑闻。但在他们招惹了是非之后，他便对他们不客气了。有一次，他听说驻开罗的美军中东航空队司令刘易斯·H·布里尔顿将军公然目无法纪，便派一信使把一封
“机密亲启”信件送往中东。信的措辞尖锐，直截了当：
亲爱的布里尔顿：
我从官方和非官方听到一些消息，说你同你的女秘书的关系在印度和埃及成了笑料和有损声誉的话题。本来我无意过问军官与军事任务无关的私人生活。然而，你身为地位显要的海外战区司令官，要求你在私生活上绝不能引起有损于美国陆军威信的非议。我要明确指出，你在这方面的任何缺陷都会使我对你的指挥效能失去信心。
我希望你把你的女秘书辞掉，如果可行，就让她回到她的永久居住地去。你要禁止你的部下因公外出时带女秘书同行。执行这些指示的情况，请尽快用机密亲启件送我。
布里尔顿赶快把他的女秘书送回美国，真诚地保证今后一定奉公守法。之后不到一年，马歇尔当众表扬了他在中东战区指挥空战的工作，从没有因为他在私生活上的过失而私下指责他。
7. 夙愿难遂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终于开始出现转折。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一线粉碎了德军的进攻，并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攻；美、英联军已在非洲全境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将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现在隆美尔已经回国向希特勒解释战败的原因；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后，沿着半岛向罗马挺进，在纳粹控制下的欧洲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尽管日本人仍占据着中国大部和东南亚大片地区，但中国组织起来的有效的人民战争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使日本人的形势每况愈下，日本国力已出现严重衰败的迹象。
马歇尔曾希望在1942年开始反攻，因后勤问题未能实现。后来又计划在1943年夏季在法国登陆，又因英国人坚决反对成了泡影。而现在已经到了1944年前夕，马歇尔和他的计划人员决心在1944年内渡过英吉利海峡同敌人大战一场，最后发起一场一举消灭纳粹的战略决战。
早在1942年，美、英两国首脑开始商议未来作战大计的同时，就在考虑未来盟军最高统帅的人选问题，并初步达成协议：盟军最高统帅将由一位英**官担任。假如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反攻行动按照马歇尔的计划于1942年或1943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