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软了下来。
“好吧，我送你过去，不过你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
中学生安排托洛茨基在一个搞商品推销的单身汉屋里过了夜，第二天，把他交给了布罗达镇的走私贩。整整一天托洛茨基躲在一个乌克兰农民的谷仓的草堆里，主人不时递几个西瓜给他解渴。夜里，下着大雨，他带托洛茨基过国境线。他们在茫茫黑夜中跌跌撞撞地涉水走了很久。
“喂，爬到我背上来。”向导说道。“前面尽是水潭。”
托洛茨基不愿意。
“到了那边，你浑身湿透，是绝对不行的。”那乌克兰人坚持道。
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让他背着走，不过就这样鞋子还是灌满了水。15分钟以后，他们到了奥地利那边的布罗达镇，在一家犹太人的农舍里烤淋湿的衣服。
第二天，在银行兑换了钞票以后，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的钱不够到目的地苏黎世——他要到那儿去会见阿克雪里罗德① 。他买了一张到维也纳的票，决 定先到那儿再说。
① 阿克雪里罗德（1868—1946）：俄国哲学家和文艺学家。1892 年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社”，后参加列宁在国外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工作，1903 年成为孟什维克。晚年从事艺术和社会学的研究。
到了维也纳，使他惊讶的是，尽管他在学校学过德语，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说的话他能听懂，大多数路人也听不懂他的话。托洛茨基总算跟一个戴红帽子的老人解释清楚他要找《工人日报》编辑部——他决定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说明俄国革命的利益要求他尽快前往苏黎世。这位老人答应带托洛茨基到需要去的地方。他们走了1个小时到了那儿，可是报社在两年前已经迁往别处。他们又走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它。可看门人说不接待。托洛茨基没有什么可付给那向导的。他饥肠辘辘，更主要的是，他要到苏黎世去。从楼上下来遇到一位看上去不太和蔼的高个子先生。托洛茨基向他打听阿德勒先生是否在此。
“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他板着面孔问托洛斯基。
他不知道。乘火车，坐大车，夜宿推销员小屋，以及藏身乌克兰人谷仓等等使这个流放犯失去了时间感。
“今天是星期天！”高个子绅士宣告说，一面打算从他身边走开。
“那没关系——我需要会见阿德勒先生。”
这里，托洛茨基的这位谈话者对他嚷道——这个人的声音就像一个营长向全营士兵下命令冲锋：
“告诉你，星期天阿德勒先生不会客！”
“我有重要事情。”他坚持着。
“哪怕再重要十倍也不行，懂吗？”此人名福列兹·奥斯特列茨，是编辑部出名的“风暴先生”，说起话来，正如雨果所说，像电闪雷鸣。“即使你带来了天大消息，比方说你们的沙皇被杀，你们那儿爆发了革命——听见了吗？——你也没有权利影响博士先生休息！”
托洛茨基开始为这位先生洪亮的嗓音所打动，但他仍然认为他是在胡诌。星期天休息不可能比革命的需要更重要。托洛茨基决定决不后退：必须去苏黎世，《火星报》编辑部在等着他。此外，他还是从西伯利亚出来的。
这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托洛茨基站在楼梯下，挡住了“风暴先生”的去路。
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奥斯特列茨把阿德勒的地址告诉了他。在原先那位向导陪同下，他来到了阿德勒的住所。
出来见托洛茨基的人个子矮小，拱肩缩背，几乎是个驼子，此外，他的两眼肿胀，脸色显得十分疲惫。原来维也纳正在进行地方自治会选举，阿德勒前天曾在几个会议上发表演说，夜里又在赶写文章和号召书。这些都是一刻钟后他的儿媳告诉托洛茨基的。
“博士，请原谅我打扰了您星期天休息……”
“说吧，说吧……”此人外表冷漠，但声音并不吓人，而是鼓励托洛斯基说下去。他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透出他的智慧。
“我是个俄国人……”
“这你不需要说明，我已经看出来了。”
托洛茨基跟正在用眼睛敏捷地打量他的博士谈到在编辑部门口同那位先生的谈话。
“是这样？他这么对你说？这可能是谁呢？高个子？大喊大叫？这是奥斯特列茨。你说他大喊大叫？对，是奥斯特列茨。不要去管他。要是你带来俄国革命的消息，可以半夜敲我的门……卡佳！卡佳！”他忽然叫起人来。
他的儿媳妇，一个俄罗斯女人，应声走了出来。“好了，现在你的事好办多了。”说完，他就走出房间。
这样，托洛茨基以后的行程就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