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财富，终于在几年之内买了扬诺夫卡那块地。从省城来到草原乡村的年轻女主人一开始对农村的严峻条件很不习惯，但不久就适应了，而且从那时候开始45年矢志不渝。他们先后有了8个孩子 （托洛茨基是第五胎），但只有4个长大成人，那4个都幼年夭折，先后死于白喉或猩红热。他们都是无声无息地死去，就跟世人无声无息地活着一样。耕地、牲口、家禽和磨坊占据了他们父母的全部精力。
冬去春来，季节更迭，繁忙的农事淹没了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家庭中没有柔情的表露，尤其是在孩子们幼年的时候。但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却存在着深厚的劳动伴侣的情谊。比如，浑身粉朴朴的母亲从磨坊里回来，还没走进大门，父亲就会说：
“去，给母亲端只凳子。”
父亲就要收工，快要到家的时候，母亲会喊道：
“玛什卡，快把茶炊摆上。”
他们俩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精疲力竭。毫无疑问，男人无论在智力还是在性格方面都胜于女人。他父亲比较深沉、持重和有分寸，对人、对事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俩口子很少添置东西，特别在晚年——他们是很节俭的，从来没有错买过一件物品，无论衣料、帽子、鞋子、马匹或是机器，他都很在行。
“我决不喜欢金钱。”后来有一次他对托洛茨基说，仿佛为他的吝啬做辩解。“但我也不愿意身无分文。需要用钱的时候，一个子儿没有，那可就糟了。”
这位多子的母亲由于多次生育和劳动过度，有一次病倒了，决定到哈尔科夫的一位教授那儿去求诊。这次远行求医是件大事，家里着实准备了一番。
她带了足够的钱，还带了黄油、奶油面包干和烧鸡等等。到了哈尔科夫开销更大，教授门诊一次就是3卢布。他们之间，或是跟客人谈起这件事时，总是竖着一个指头，带着一种庄重的表情，一方面表示他们尊重科学；另一方面也抱怨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当然，这里也隐含着能拿出这笔前所未闻的巨款的骄傲。全家人焦急地等着母亲的归来。后来他们的母亲穿着一身新衣回来了，这件衣服在他们扬诺夫卡的餐室里显得特别光彩照人。
孩子们小的时候，父亲很慈祥，非常和蔼可亲。母亲倒常常发脾气，有时孩子们并没有什么过错，纯粹是她累了，或是家务事不称心罢了。那些年，有什么事去求父亲往往顺当得多。但以后父亲逐渐变得严厉了，其原因主要是生计变得艰难，庄园发展以后事务更加繁杂（特别是80年代农业危机时代），以及孩子们给他的烦恼和失望等等。
在漫长的冬季，草原飞雪席卷整个扬诺夫卡，积雪比窗子还高，这种日子母亲便喜欢看些书。她坐在餐室的三角形暖炕上，把脚搁在面前的一张小凳子上；或是当冬日黄昏早早来临时，靠在丈夫的安乐椅里，迎着从结着冰的小窗透过的亮光，用一只粗糙的手指指着一行行字，大声地朗读着从博布林涅茨图书馆借来的小说。有些词句常常使她费解，遇到复杂的句子更是结结巴巴。有时一个孩子稍稍一指点，便能使她茅塞顿开。她读书孜孜不倦，很有耐心。冬天这种时候只要空闲都能在客堂里听到她的琅琅读书声。
托洛茨基的父亲到老了以后才学会拼读单词，为的是想能读出托洛茨基写的书的书名。1910年托洛斯基在柏林知道他父亲是在怎么孜孜不倦地努力了解自己的儿子写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时，心情十分激动。
十月革命爆发时，托洛茨基的父亲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母亲于1910年逝世，而父亲一直活到苏维埃政权建立。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南方政权不断更迭，局势十分险恶，这位75岁的老人不得不步行几百公里到敖德萨去寻找一个临时栖身之地。红军对他是威胁，因为他富有；白党在追捕他，因为他是**头子之一托洛茨基的父亲。苏维埃军队肃清南方的白党以后，他才得以在莫斯科安身。当然，十月革命剥夺了他积聚的一切。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在莫斯科附近管理一家国营小面粉厂，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很喜欢同他聊农业生产问题。这位老人于1922年春天死于伤寒，当时托洛茨基已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