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好莱坞8个月的卓别林，回到了贝弗利山家中。家中的一切是那么宁静，两个孩子都去了他们的母亲那儿，斜阳在草坪上铺下一地金黄。好友道格拉斯与玛丽·壁克馥已经离异，那个欢乐的小天地已不复存在。他独自一人守在家中，想打电话邀两位朋友来吃饭，却竟然想不起一个人来。于是他咐嘱仆人不开饭了，他径自驾车去好莱坞。
好莱坞也经历了一场变化，原来那种优美宁静的空气似乎消失，电影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大工业。各家电影制片厂都完成了录音技术的革新，装备了复杂的配音装置。在高大的摄影棚和宽敞的摄影场上，大的像小房间似的摄影机，机械一样发出隆隆的响声，推来推去。一些穿着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带着耳机高坐在电线盘来绕去的设备后。演员就在他们的面前表演，传声器像钓鱼竿一样在他们头顶上空移来移去。一切是那样繁杂，让卓别林看了心中很不舒服。他想，一个演员周围布置了这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叫他怎么思考问题、进行创作呢？
他沿着大街踱步，心中盘算着：演无声片的演员几近全部消失，只剩几个还在徘徊，自己何去何从？无声电影的时代肯定已经结束，而自己又无意跟有声电影唱对台戏。是否应该就此退休，卖掉所有的财产，去中国做个寓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鼓舞自己在好莱坞呆下去了。
虽然报纸、电台公布了他回到好莱坞的消息，但没有记者、影迷访问他。他觉得自己已与这个电影世界隔绝。唯有观众对《城市之光》是狂热的，里夫斯告诉他几个月来已净赚了300万，每月还不断地有十几万汇进他的账号。
他闲逛了3周，脑子里不时转到那个去中国香港侨居的念头。他认为如果收起摊子移居香港，把拍电影的事彻底抛开；既不会像在好莱坞一天天无所事事“烂”下去，又能在那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美丽的海滨城市生活得很好。
他与丽泰·格雷离婚已5年，十分寂寞，想改变一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有一天，乔·申克约卓别林到他的漂亮游艇上去度周末。卓别林欣然前往，他承认自己“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乔的游艇上通常会有一些漂亮的女演员和想当演员的美丽姑娘，卓别林期望在她们当中撷取一朵花儿。
他果然如愿以偿，那是从纽约来的女演员宝莲·高黛。
漂亮苗条、愉快开朗的宝莲·高黛也离了婚，她来到好莱坞给米高梅公司拍一部电影。初来乍到，人地生疏。遇上了久慕大名的卓别林，她告诉他，说想把5万美元投资到一家电影公司。那天，她已将全部文件带到游艇上，卓别林知道那家公司做的是皮包生意，就坚决地劝阻她。说自己几乎从有电影业以来就在这一行里干，对投资电影这件事可说是了如指掌。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除非电影是由自己来拍，而且即使自己投资来拍，都得担风险。他又对宝莲举了个例子，好友报业大王赫斯特是个亿万富翁，为拍电影都赔了700万。
宝莲这才省悟，感谢卓别林的提醒，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周末常在一起休闲消遣。
当他们把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从头跑到尾后，就到洛杉矶的圣佩德罗港口去看各种游艇。有一条待售的漂亮游艇，长55英尺，有3间房舱、一个厨房、一间舵室。卓别林和宝莲看了都很喜欢。宝莲说：“如果你能拥有这样一条船，那咱们周末好玩的事就多啦，可以到圣卡塔利娜岛去。”
卓别林心中一动，抽空去找船主打听行情。那是一位电影摄影机厂的老板，他带着他们上艇参观。一周之中，他们去看了3次，后来都觉得不好意思再去了。谈好价后他买下了这条游艇，并对宝莲保密。他悄悄地作好了航行到圣卡塔利娜岛的准备，购置了各种必需品和食物。请了以前在启斯东厂一块拍过电影的、有船长执照的安迪，从家里叫来日本厨师弗雷迪。然后在星期天，带上宝莲前往圣佩德罗港口。
宝莲说：“你总不见得又去看那条船吧？”卓别林说：“我想再去看一次，最后作决定。”宝莲一听，摇摇头说：“你还是一个人去吧，我太不好意思啦，我在车上等你算啦。”他们的车停在码头上，宝莲说什么也不肯下来：“不下，你一个人去，咱们还没吃早点哩。”
卓别林想了不少办法，把她哄到游艇上。艇里布置一新：餐桌上铺着粉红和蓝色的台布，摆着粉红和蓝色的瓷器，厨房里飘出来煎火腿蛋的香气……卓别林做了个优雅的请吃动作：“船长挺客气，请咱们吃早点，有火腿煎蛋、麦饼、土司、咖啡。”宝莲见船主不在，便四下打量，认出了卓别林家的厨师弗雷迪。卓别林忙说：“你想要星期天有个什么地方去玩。那么吃了早点，我们就去圣卡塔利娜岛游泳吧。”他接着宣布买下了这条游艇。
宝莲一时呆住了。“等一等再开船。”她走下游艇，在码头上跑了几十米，然后两手捂住脸激动不已。卓别林笑着喊：“喂，快来吃早点呀。”宝莲这才又回到艇上：“我非得这样来一下，才能从突然的惊喜中恢复过来。”弗雷迪满脸是笑端出早点。安迪把游艇开出港口到了海上……
虽然每个周末，与宝莲在一块是令人高兴而愉快的。但由于老是乘游艇出海，参加宴会，观看赛马，泡夜总会，时间消磨得飞快，眨眼之间1932年就不再回头了。一种负疚心理在卓别林游乐时，常袭上心头“我在这儿做些什么嘛，为什么不去干工作呀？”
他开始向他的秘书口述旅行回忆录，但这本书初稿写完后却未交给收购的报社，也一直未出版。他还想写一本论社会问题的专集，但他自知，电影对他来说比笔更足以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
有次，一个青年影评家的话使卓别林的心灵受到一点冲击。那位年轻的影评家说《城市之光》固然很好，但看了总觉得它接近伤感，希望卓别林再拍电影时要多采用一些写实手法。卓别林则认为，在一部影片中重要的并不是现实，有意义的乃是想象力。例如《城市之光》流浪汉帮盲女缠毛线的镜头：盲女什么也看不见，一味地缠。流浪汉两手撑开毛线，深情地看着盲女。然而，缠来缠去，毛线球上的线竟和流浪汉身上的破毛衣和破毛裤的线头搅在一起，全扯了出来。盲女当然没发现，而只剩下内衣短裤的流浪汉也未告诉她。想象力多么丰富又多么真实可信，又多么受观众喜爱呀……
他的思维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想到了再拍一部电影。这个想法完全出于偶然，而且是出人意料的。那次，他和宝莲旅行到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正举行赛马大会，他们应邀出席，主持者请宝莲去给获胜的骑师授奖。卓别林听她在扩音器前讲话时，感到惊讶。原来当地的赛马与美国肯塔基州一年一度的赛马仪式差不多，也是请女士、小姐授奖，于是宝莲模仿了一下。卓别林没想到出生在纽约的宝莲，模仿起肯塔基的交际花来是那么惟妙惟肖。
他被宝莲的表演才能激起了兴致，他觉得宝莲模仿交际花时，有点像一个都市街头的流浪女郎。他在心中暗暗为自己这个发现喝彩，这是很有趣的呀，可以把它搬上银幕。可以想象一个流浪汉和一个流浪女郎，相遇在一辆拥挤的囚车里，知情识趣的流浪汉把位子让给流浪女坐，这是多么精彩的一段，可以就此编制笑料，展开喜剧情节……
他的思想开始进入创作状态，那就是观察日常生活、回忆所见所闻、分析社会现象，联想思索，构思文学剧本。
30年代初，正值经济危机。卓别林记起他在欧洲度假时，所看到的一些令人深思的情形。有的地方食物在霉烂、货物堆得老高，但是饥饿的人们就在它们旁边眼巴巴地徘徊。很多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有些地方爆发了罢工游行。在一次聚餐时，他听到一个人说除非是发现了更多的黄金，否则救不了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便宜的劳力能与自动装置竞争。他当时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自动化好，但也减少了就业的机会。
有一次，卓别林要去汽车城底特律。纽约《世界报》一位记者就讲了那里的大企业的情况，一些乡村中的健康年轻人被大工业吸引到工厂里，在传动带一类高效率的装置下，连续4、5年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既辛苦又危险，精神上相当紧张，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卓别林还知道有一个工厂，为控制工时，赚取更多的利润，如果那些工人多上几次厕所，就会被解雇……
于是1932年的秋天起，他构思写作一部他称为“第五号作品”的《群众》（暂名）。他边写边设计各个角色与场景镜头，到1934年夏他第一次独自写出完整的分镜头剧本，把它更名为《摩登时代》。
秋高气爽的10月，《摩登时代》在好莱坞开拍。重场戏外景则在洛杉矶的码头区设置，卓别林在那里不惜工本，花50万元搭起了面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