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一段时间后，他在1921年8月拍成《有闲阶级》一片，于9月发行。他又筹拍一部片子，他构思出了故事情节，取名《发工资的日子》。但这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维。他已连续工作了多年，他的心飞出了胸腔似的，在急切地向往一个地方，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早就怀念自己的祖国了，自从1913年离开英国后，他整整8年还不曾回过国。前两个月在拍《有闲阶级》时，一架喷灯出了事故，烧穿了他的石棉裤。新闻界在报道时添油加醋，说喜剧大师卓别林严重烫伤。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片厂又收到成百上千的电报、电话、信件。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的慰问信，卓别林刚读完他写的巨著《世界史纲》，这更触使了他下决心回英国一趟。
出发之前，卓别林在纽约爱丽舍酒馆，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酒会辞行，请道格拉斯、玛丽·壁克馥、英国作家爱德华、勒内女士等友人聚会。摆脱了工作重荷的卓别林，与朋友们玩游戏、串演小品，勒内女士和卓别林串演《茶花女》中“死别”的一场。勒内女士的丈夫是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于戏剧创作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勒内·梅特林克夫人演“茶花女”，她躺在演“阿芒”的卓别林的怀里，作奄奄一息状。她突然咳嗽，由轻到重，于是“阿芒”仿佛受了感染，也咳了起来。俩人似乎在比赛咳嗽，后来卓别林夸张地演到几乎咳死在“茶花女”的怀中……
1921年9月初，他乘坐当年来美的“奥林匹克”号轮船返回英国。恰好又是创作了名剧《命运》的英国作家爱德华与他同路。他10多年前在伦敦时，还是兰贝斯区一个不名一文、与贫困命运抗争的青少年。如今却成名致富、享受头等舱的种种优裕的服务。竟产生了头一回赴英国旅游的错觉，他不由得向爱德华感叹这种人生命运的变化。
32岁的他现在是真正的有闲了，客舱里摆满了美国各界友人送的鲜花、水果。他可以悠闲地躺在甲板上的休闲椅上，观看海上的日落日出、海鸥翻飞；也可以依在船舷边垂钓，与上钩的金枪鱼来一个“拉锯战”。至于中、晚餐，可以不在大餐厅，而去“里茨’酒馆。那里有色、香、味、型俱佳的鱼子酱、松鸡、野鸭、葡萄酒、小烤饼……
但名人的清闲总是短暂的，在纽约港登上船采访他的一大帮记者中，竟有联合新闻社、《电讯晨报》的两个人留在船上跟踪采访。于是各类电报像成群结队的飞鸟一般追逐着落到轮船上，“奥林匹克”号布告栏上每天转载关于他的报道：
“卓别林衣锦还乡！从南安普敦至伦敦，沿途将重现罗马式凯旋的盛况。”
“客轮每天沿途发布的新闻和查理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并在街头出售号外，介绍这位大名鼎鼎、小矮个子、撇着一双怪脚的演员。”
“《查理我的亲爱的》这首詹姆斯二世党人所唱的古老歌曲，具体表现了一周以来整个英国对卓别林的狂热，这狂热每小时将随着查理归乡所乘的
‘奥林匹克’号的逐渐驶近而加剧。”
“‘奥林匹克’号今晚将在浓雾中停靠南安普敦，已有大队影迷聚集该地，欢迎这位矮小的喜剧演员。警察局为此正忙于作出安排，在码头及市长欢迎查理的典礼上维持秩序。……一如既往，举行胜利游行时，报纸将报道：在什么地点、角度可以最清楚地一瞻卓别林的风采。”
轮船先抵法国海港瑟堡，海峡那边就是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卓别林心情一次次地激动，他渴望回到出生成长的家乡，悠闲地在伦敦各处走一走。看看同母亲经常走过的肯宁顿路，看看波纳尔弄3号顶楼的那个窗口，看看他帮劈柴人干活的那个木头棚，也看看和父亲一起住过的肯宁顿路287号……
英、法一批批文字、摄影记者上船，采访这个新闻人物，去英国干什么？到法国停留吗？他对当时的南北爱尔兰分治的政治形势以及英、爱条约签订有无看法？……
“奥林匹克”号加了燃料，深夜横渡英吉利海峡，卓别林辗转难眠。虽然母亲已移居美国，他在离开好莱坞之前还探望了老人。然而，他此时的心情就是漂泊的游子去见母亲。祖国啊！你就是母亲；伦敦啊，你就是妈妈……卓别林就这样激动着直到自鸣钟敲过4点，船靠岸了，听到英国人说话的声音了，才在极度的冲动和倦意中合上眼打个盹。
天亮了，卓别林像只快乐的鸟儿一样从床上跳落在地上。侍者把当日早报送进舱里，大黑体字母组成了通栏标题“喜剧演员归国盛况不亚于停战纪念日”、“卓别林抵伦敦将受到盛大欢迎”；另一版是“伦敦家家户户谈卓别林来访”，还有一条“看啦，我们的儿子”，这已经是模仿《圣经》的语句了。
是的，卓别林已经成为一个人民艺术家，可以称作是他们的儿子了。卓别林在南安普敦码头受到市长和影迷们的欢迎后，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在他熟悉的滑铁卢车站下车。
他到家了，站台尽头拉起绳子拦住了拥挤的人群。两排警察列队而立维持秩序，留下一条出口，卓别林向那儿走去，人群发出“他来了”、“查理你好”、“他走过来了”、“查理，好样的”、“查理，你为英国人争了光”欢呼声。他上了轿车，叮嘱车子一定要走威斯敏斯特桥。沿途都是欢迎的群众，当他看到熟悉的威斯敏斯特大桥、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庄严的议会大厦时，他感到整个情景与他当年离开时一样，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大群大群的人守候在他下榻的里茨大旅馆门前坪上欢迎他，他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词。住进楼上的套间后，又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到旅馆外向楼上大声欢呼，坚持要他出去。于是他几次走到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将一大把玫瑰花扔下去。可马上就有警官喘着粗气跑上来：“什么也别扔，卓别林先生，底下的人为抢您的花打起来了，他们会互相踩死的。要是有人死了，我们可要负责任。怎样都行，可别扔花，我请求您，别从阳台上扔什么。”
到下午4时，房间里仍坐满了友人、记者，卓别林借口要小憩片刻。等他们一离开，他就换上一套衣服，戴上一顶帽子，乘了载运行李杂物的电梯下楼。悄悄从后门走出去，租了一辆的士开到特拉法加广场，沿国会街上了威斯敏斯特桥，开到河东肯宁顿路。
现在，卓别林在那些心中时常想念、使他倍感亲切的地方散步。他来到母亲以前去做祈祷的教堂；又找到波纳尔弄3号，抬头看那顶楼的窗口；从前他母亲就经常坐在那窗前，贫困使她身体虚弱、营养不足导致发疯，现在窗户紧紧关着。他上了嘎嘎作响的楼梯，敲开顶楼的门。这个房间跟他为拍摄《寻子遇仙记》搭的房间布景一样，与20年前他母亲被人从这儿带走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现在的住客是一个叫雷诺太太的贫民，她的丈夫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她拿出丈夫的阵亡通知书和奖章时，卓别林与她都流泪了……
他下了楼继续往前走，马房巷已被一道墙堵住，劈柴人当然早已不见。肯宁顿路287号，当年他、雪尼曾同父亲、露易丝住在二楼。河滨邮局，1908年后他省吃俭用在那储存了60个英镑，至今仍存放在那。肯宁顿公园，那是他幼小时身着蓝色天鹅绒外套游玩过的地方，现在里边的草地仍然一片葱郁。后来，他走近号角酒馆，当年一些好心人曾在那里为他父亲义演。离开那儿他又去了念过2年书的肯宁顿学校，他感到运动场没有他儿时那么大了。旧地重游，他觉得过去在肯宁顿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幻……
对卓别林这种怀念亲情、感慨人生的内心世界，某些作家和记者不能理解，甚至把他们的肤浅分析强加在他头上。如卓别林在洛杉矶时，有个莫姆曾和他一块在市内散步。偶尔走到墨西哥人聚居的简陋街区，卓别林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儿比贝弗利山（富人区）显得更有生气”。莫姆则在一篇文章中不真实地描写：当他们走到贫民区后，卓别林“高兴得容光焕发，用兴奋的语气说：‘你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对吗？其他的一切全部是虚伪的。’”莫姆说：“我想，他是一直在怀念那些贫民窟。他的成名致富，将他局拘于一种他只会感到拘束的生活方式。虽然少年时代过的是极端穷困的日子，抱的是自己明知道无法满足的渴望；然而，我认为，他却一直在怀念那个时代里所享受的自由。”
莫姆先生此言差矣，有谁会怀念食不果腹、啼饥号寒的穷困？又有谁会怀念贫民孤儿学校的无情鞭挞呢？卓别林说：“穷苦既不是可爱的，也不是崇高的，穷苦……只使我歪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