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而且是全世界的荣誉和名望……吸收巴甫洛夫使我们科学院有了自己的、足可引以自豪的院士。”
12月1日，巴甫洛夫被选为院士。在这些日子里他曾写道：“我深信我还能做一些工作，无愧于我们祖国最高研究机关的实验室。”
1909年巴甫洛夫收到来自英国伦敦医科学校校长爱迪生教授的一封信，邀请他去讲学。这一年正是艾伯丁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巴甫洛夫也作为贵宾受到邀请。
巴甫洛夫夫妇首先抵达的是艾伯丁。300周年的纪念活动相当隆重。来祝贺的人都带有各种勋章和王室标志。巴甫洛夫本应也是如此的，但他却与众不同——他身着一套朴素的燕尾服，没有佩戴勋章。他的勋章和金质奖章都搁在家里首饰匣里了。这个匣子他甚至没有打开给孩子们看过。这个庆祝会巴甫洛夫只是出席而已，他对上流社会的应酬感到厌烦。因此，动身去伦敦时他非常高兴。
在医科学校他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高等动物的所谓精神活动的自然科学研究》。巴甫洛夫的名字已是众所周知，那天来了很多人，有教师，有学生。他满腔热情和充满信心地讲述了客观的生理学研究方法是如何卓有成效以及进行这种研究遇到的困难。《不列颠医学杂志》的记者在报道中引述了他整个的序言部分。在此巴甫洛夫着重强调了自己用以研究动物心理活动的方法的意义。接着详细报道了伦敦的生理学家到饭店访问巴甫洛夫夫妇的详情。此外还描述了爱迪生教授邀请巴甫洛夫夫妇到伦敦郊外别墅的活动。
荣誉、名望——不，他不追求这些。可这些都迎着他来了。在罗马、荷兰、美国和比利时选他为科学院院士，在自己祖国也被几十个协会选为会员。
1912年被授予剑桥大学博士称号。
他沿着著名的庭院向上议院走去，身穿一件鲜红的呢绒托加，露出玫瑰色西服式翻领，头上一顶黑色丝绒无沿帽，用金色的细带系住。在礼节性的致词和祝贺之后，来到大厅出口处。巴甫洛夫非常愉快地为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感到惊讶。从门廊上面放下一只用细绳系着的白色玩具狗，神气地翘着尾巴，狗身上还插着管子和瘘管，就像巴甫洛夫的那些活的狗一模一样。巴甫洛夫笑了。接过礼物，仔细地端详着。就在此刻，学生们中间发出了友好的喊叫：“巴甫洛夫！巴甫洛夫！”
“真不可想象，大学生们也知道我的试验，”巴甫洛夫深受感动地说道。
（以前也是在这个上议院，达尔文同样接受了学生们别致的玩具猿猴。）
仪式之后，巴甫洛夫和妻子、大儿子一起参观了这所古老学府的一切设施。带领他们的是达尔文的儿子，一位物理教授。
在仪式举行过程中，巴甫洛夫会见了著名的英国生理学家查理·谢灵顿。
巴甫洛夫对他很熟悉。在讲课时，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他的试验。
“**与精神的友好团结”，巴甫洛夫想起了在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时一位发言人的话，讽刺地说道，“没什么可说，关于我的研究，他真有高见。”
他以为谢灵顿会笑的，但这位英国学者尽管很有礼貌，却生硬地说道：
“这是因为你的条件反射在我们国家不会受到欢迎，它唯物主义的气味太浓了。”
“这有什么，时代在前进。虽然不能强求所有人的观点一致，可是总有这么一天，那唯物主义会来到英国的。看来，大学生们是了解我的工作的，否则他们也不会把狗赠给我。要知道，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6. 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大脑
当他知道一些科学家，尤其是生理学家还相信上帝时，他感到非常奇怪。
他宽容地对待所有的宗教徒，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愚昧无知未受教育的人，他们很不会分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他们缺乏文化教养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可是生理学家怎么能去相信上帝呢？已经很清楚了，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精神活动。孤立的、离开人大脑的精神是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者就在你身边做着可怕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刊登在《东正教评论》杂志上，这还没什么，还刊登在《生理学和心理学》杂志上。他们要使人们相信，“人的意识，即人的精神，是永恒不灭的。”东正教徒和他们一唱一和：“意识就是由神主宰的自由意志。”
人们常说：“可以杜撰任何理论，但却不能臆造事实。”是的，不可能。
事实证明：“在已揭示出的唾液腺心理学方面，我们看到，那一切称之为心理活动的因素，如：感情、愿望和无倾向性观念、关于落入口中的东西的特性的思想……”当时谢切诺夫就说过：“无数形形色色大脑活动的外部表现形式，最终都只归结于一种现象，就是肌肉的运动。孩子看到玩具露出笑容，意大利人民英雄加里波底由于非常热爱祖国，因而被驱逐时面带微笑，姑娘第一次萌生爱恋之情时身体战栗，牛顿创立著名定律并把它写在纸上——都以肌肉运动为最终结果……。”
“不，我不能这么平静地谈论心理学！心理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冯特都说，自然界一切原因的最高形式就是精神力量的活动，这是什么科学！简直是荒唐！无稽之谈！”巴甫洛夫迅速地翻着书页，不时地看看奥尔别利。他也坐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巴甫洛夫的办公室里。
“可是要承认没有上帝是很难的。这有点可怕。”奥尔别利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问题就在这儿。没有上帝怎么行呢？没有上帝寸步难行。于是他们就愚弄人的头脑……”
一次他生气地对助手们说：“‘明白了’、‘忘了’、‘想起了’、‘猜到了’——这是什么话？谈到狗时用这些词，只暴露出你们的无知，影响对狗的行为真正原因的理解。说这种话就应该罚款！对，对，以后谁要说什么狗 ‘明白了’、‘忘了’或是类似这种话，那就罚他！” “可是总该把我们所获得的事实和心理学上的事实相比较吧？”精神病医师斯纳尔斯基固执道。
“什么？”
“我说的是狗的内心世界。”
‘内心世界’？这话毫无意义。要注意观察唾液腺，这才是测量仪器。”
“它能测定任何状态？”
“是的，如果我们能把它和食物的刺激因素联系起来的话。”
“哎呀！你这是在玩火！唯物主义也应该有个限度吧！”
甚至亲近的人都不理解他所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及其远景。斯纳尔斯基是他喜欢的学生，他对他寄予了多么深切的希望……可他们分手了。这不是因为巴甫洛夫易发火的性格。他对别人也常发火，但无关紧要，工作照常干。不，这次分手起因于思想基础。
“斯纳尔斯基博士坚持自己对于现象的主观解释，我则认为对面前的任务这种态度是不切实际的，在学术上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开始寻找另一条出路以摆脱困境。”后来巴甫洛夫写道，“在对研究对象作了认真考虑之后，在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下了决心，在称之为精神兴奋作用的课题面前，坚持做一个纯粹的实验者，只承认外部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为了实现这一决定，我就和新助手托洛奇诺夫博士着手工作了……”
托洛奇诺夫每天下午4点从乌杰尔纳雅的精神病院来到巴甫洛夫实验室，于是他们一起对动物进行试验。一次比一次复杂，试验结果终于以很清楚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条件反射”。在赫尔辛基北欧国家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托洛奇诺夫在自己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术语。巴甫洛夫慷慨地为他提供了这一机会。他并不认为，事实上他自己才是“条件反射”
之父。他常说：“我们担负着共同的事业，每个人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它推进。”可是当巴甫洛夫转向对最重要的大脑研究时，他们也分道扬镳了。
“从伽利略时期起，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进程，面临大脑这一高级学科时，一度明显中断……似乎是有道理的。这的确是自然科学关键时刻，因为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人的大脑，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自然科学，反过来，它本身又成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
要研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大脑。而托洛奇诺夫没有经受住这次考验，他不相信老师的这项事业能够成功。和他分手是沉痛的。然而最可怕的是谢拉菲玛的眼泪。他习惯和她同受甘苦，什么都对她谈，而她也很信任他，各方面都坚决支持他。可现在当他向她谈起对心理的生理学研究时，她常常不安地望着他，眼神里充满着恐惧。
“要知道，你做的事要导致唯物主义的，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她哭了起来。
“我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巴甫洛夫对奥尔别利说，“周围的环境使我感到处处受约束，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自由思考他已感觉到了来自科学院戒备的冷风。不再出版他的文章了。他们常常“忘记”邀请他参加科学院的会议。在军医学院里人们对他也怀有戒心。于 是他便更加经常在各科学协会和研究所的会议上做报告，用狗演示条件反射学说。
“我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用一种不妥协的口吻兴奋地说道，“我知道，条件反射学说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狂吠已经从阴洞里向我袭来了，可却压不倒我的狗叫声！”
“我们需要一个隔音的实验室，”巴甫洛夫激动地对与共事多年的忠实助手加尼克说。在实验室仪器装备方面他是个能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继续工作。必须给作试验用的动物创造这种条件，不能受外边的任何嘈杂、喧闹声的影响。可是到哪儿去弄材料呢？”
结果去了莫斯科找促进试验科学及其应用救济会求援，幸好没有遭到拒绝。加尼克被派出国，参观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室，以便以后总结经验建造一座“寂静宫”。
“‘寂静宫’应该紧挨着生理学部，虽然多少破坏了一点校园的风光”，巴甫洛夫在给奥尔登堡斯基信中写到，“但研究所应该追求的是科学设备，而不应该是花草和景色。我敢担保，设计中的实验室本身及其未来的成果将给我们研究所增添不少学术上的名气。”
局势日益艰难。唯心论浪潮更加凶猛地向科学家们冲来。许多人对科学试验能解决神学派的直觉和形而上学的辩证思维无法解决的那些极端复杂问题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以“灵魂论”观点攻击巴甫洛夫的人越来越多。理智还受到国家当局的压制。最后，高等学校被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简直无法忍受。巴甫洛夫是军医学院中惟一的一个加入俄国高等学校进步人士行列的人，并签名抗议：在完全停止警察监视之前，学者们拒绝讲课。
巴甫洛夫的固执使上级很难堪。早该把他收拾掉，但这块骨头很难啃。
世界舆论要出面干涉的。况且还有学生，在托尔斯泰逝世和安葬的那些日子里，学生们在“废除死刑”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支持这位伟大作家的遗训。他们不再去上课，只有巴甫洛夫的课例外，听他的课是堂堂满座。尽管他也说过“对托尔斯泰这位伟大作家最崇敬的纪念就是要为将来服务于人民而顽强地学习，青年应该学习，政治不是他们的事情”，但他自己则公开发言反对了军事部长制订的新规定：把军医学院的学生和军官学校的学生同样对待。
巴甫洛夫认为这对培养医生绝对有害。
当然，对他所做的这一切，当局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打击接踵而至。事情发生在1913年5月别兹博卡娅的论文答辩会上。在研究动物的情绪表现时，她采用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方法。这种对心理活动的探究，在巴甫洛夫的反对者中引起了疯狂的愤怒。他们转入了公开的斗争——答辩没有通过。
“先生们，”巴甫洛夫气愤地说，“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如此不公正的事件。你们也许认为，受损害的是我，是我们科学最新、最重要学科的命运。不！因此而受损害的是客观地研究大脑生理的学派的敌人。”
什么？“大脑生理”？“灵魂论者”营垒中掀起了一片喧嚣。
“完全清楚，”巴甫洛夫说，他的声音压倒了喧嚣声，“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我不能再是这尊敬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了。我离开军医学院！”
他快步走下讲台，向出口走去。大厅里又是一阵喧哗。但现在不同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喧哗。谁也没有料到，巴甫洛夫如此果断地使矛盾尖锐化。
他在离开之前，走到惘然若失的别兹博卡娅跟前：
“不要难过，你没有成为博士，这只是个形式问题，而实质上，你已经是了，你的名字将载入生理学史册。”
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报道：
“世界著名学者巴甫洛夫院士向军医学院当局递交了正式报告，要求解除他正式教授职务，以及生理学教研室的工作。
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离去的消息立刻在校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巴甫洛夫的离开和学生们的学潮对有关当局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一天，学校领导帕舒京将亚诺夫斯基教授找了来。
“亚诺夫斯基教授，你是巴甫洛夫家的医生。我对你有个请求。在别兹博卡娅的答辩会上有关巴甫洛夫的事，当然是痛心的误会，应该尽力挽回。
离新学年开始时间已经不多了。学生们都等着巴甫洛夫上课。如果他不来，将会产生新的骚乱。因此，我考虑派代表团去，请巴甫洛夫回学校。我就请你从巴甫洛夫的好友中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由你率领。还有一封信请你带去，是校务会议赔礼道歉请他回来的信。”
“他也许要提出自己的条件。”
“我们接受。”
在亚诺夫斯基为首的代表团来到时，巴甫洛夫正在花园里散步。他戴着宽边草帽，脸色黝黑，体格健壮，警觉地望着走近的同行们。他越仔细观察他们，目光变得越慈祥亲切。他走向前去迎接自己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究竟他们是为何事光临呢？
“亲爱的巴甫洛夫，你认识我已经很久了，”亚诺夫斯基带点官腔说道。
“是的，很久了。”他警觉地回答。
“那你不会怀疑我的话的真情实意……我们以你全体朋友的名义请你回军医学院去……”
“除了代表全体朋友，你还代表谁说话？”
“还代表学校领导。他们委托我给你带来一封校委会道歉的信。”
“噢，我已经说过了，再也不回军医学院去。”
“巴甫洛夫，你是知道的，错误已经纠正了。一个星期以后，就在学术委员会上授予了别兹博卡娅医学博士学位。”
“由此可得出结论，我一开始就是正确的。”
“那你的课怎么办呢？还有手术？研究工作？”萨维奇向他走去，他性格温厚，满头卷发，戴着一副夹鼻眼镜，是巴甫洛夫喜欢的学生之一，“还有学生呢？他们在等着你。”
“你可以选择任何题目讲课。”奥尔别利补充道。
“啊哈！任何题目？”宽边草帽下闪着巴甫洛夫狡黠的、孩子般淘气的目光，“算了，我回去。我要讲一次课，让他们永远记住。我知道这股腐朽的风是从什么角落里刮来的，这全是那些唯心主义神学家先生们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勾当。可他们什么也捞不到，而且永远捞不到！”
7. 可恶的战争
他对生活有着广泛的追求，对什么都感兴趣，如果精力和时间允许的话，他要去了解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他收集邮票、草本植物、蝴蝶、甲虫。不仅自己去捕捉蝴蝶，而且还从毛虫、从蛹里培养蝴蝶……
1914年打算在瑞士召开精神病学家、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国际代表大会。巴甫洛夫为此准备了《真正的大脑生理学》的学术报告，想以此驳倒著名生理学家克拉帕雷德，并证明“大脑生理学”是存在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一切计划成为泡影。大部分同事都被派往前线成了战地医生，实验室的生活沉寂了。学生的课程提前结束，很快被派往前线、战地医院或后方医院。要得到做试验的狗更困难了。而巴甫洛夫仍然在每天早晨，手里拿着表准时到教室上课。即使在干心爱的工作时，他也在不断地观察自己，分析自己的情绪，他把这种情绪称为“不稳定的情绪，因为一切都受着战争的制约……对科学的兴趣及科学上的思考，勉勉强强能够维持”。
是的，战争影响了工作。可还在不久之前，那情景是多么美好！在哥罗宁根举行的第九届国际生理学会议对他特别有利。他出席并作了《高级神经活动研究》的报告。报告是1913年9月5日闭幕式上作的。是会议中的一件大事。大会组织者特别为他的报告租了一座剧院的大厅，但仍容纳不下听报告的人……
但是，一场战争爆发了！
“胡闹！野蛮！不把钱财和力量用来发展科学和知识，却去发动什么愚蠢的战争。”他咒骂起那些战争的主谋者。
巴甫洛夫的科学成就饮誉四海，他被几十个医生学会、研究所、委员会选为名誉会员。
伦敦皇家协会发来了通知，将向他颁发科普利勋章，并邀请他去参加授勋仪式。这是皇家协会的最高奖励。感谢，当然是由衷地感谢。可是正在打仗，哪里能去呢！在纪念谢切诺夫的那些日子里连莫斯科也没有去成。“我深感遗憾，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巴甫洛夫在寄往莫斯科的信中写道，“什么时候开会，请通知我，以便发个电报表示祝贺。请代我向科学理事会的邀请致以谢意。”
战争破坏了城市里的正常生活。街上积满了雪堆，因为清洁工都上了前线。实验医学研究所所在的洛普辛街也呈现出一片荒芜景象。研究所的路边挖的壕沟也没有填平。67岁高龄的巴甫洛夫必须绕着走，他一向走路很快，总怕耽搁时间，于是就得跳过这些壕沟。这次由于没有把力量估计好，滑倒了，跌进了壕沟。使劲用手撑着才勉强爬了上来。可他已经站不住了。助手安列普跑了过来，想帮他站起来。
“不必了，没有用，好像是骨折或是脱臼。请去弄个什么车来，送我回家。”
谢拉菲玛摆了餐桌，正等着一家人吃早饭，这时响起了急促的门铃声。
女佣开了门。见门口站着的是看门人瓦西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冲进巴甫洛夫的工作室，抓起一把椅子，跑出屋子。
“发生了什么事？”谢拉菲玛慌忙之中只来得及问了这么一句。
“很糟糕！”看门人大声回答。
巴甫洛夫坐在藤椅上被送了回来。
“不要紧的，一星期以后我就能和你们一起跑步。”他精神饱满地说。
然而情况远比估计的要严重，奥佩利教授确诊是胯股骨折。他什么也没有对巴甫洛夫说，可是告诉了谢拉菲玛：骨折很严重。至少要卧床3个月，还会造成瘸腿。
我们知道，无事可干一向使他难以忍受。为了消磨时间，巴甫洛夫开始教厨娘达沙的小儿子识字。后来，稍有好转，就向妻子口述记录自己研究大脑的笔记。
“你不觉得疲劳吗？休息会儿不是更好吗？”她说。
“就是这种时候该工作，免得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来扰乱脑子。现在考虑自己的身体是毫无益处的，只能因那意外事故平添烦恼。真遗憾，我得失去多少时间啊！”
奥尔别利从前线归来，径直来看望他，他高兴极了。
“怎么样？那儿情况如何？”巴甫洛夫一连串地提了好多问题。
“高兴的事儿很少。指挥乱七八糟，士兵疲惫不堪，连吃败仗。”
“是的，这种**现象应该结束。你怎么还不把衣服脱掉？我们来喝杯茶吧，哎，讨厌的腿，我不能亲自招待你。”
“谢谢，我只能呆几分钟。我不能不来看望你。我还有许多事情，明天就得返回前线。目前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革。”
“我一切都预感到了。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瞧，我这儿多少报纸！”
巴甫洛夫抖动着报纸，“立宪民主党人的叫嚣令人发指。听到米留科夫的名字，我就火冒三丈。他一味鼓吹要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