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革命
二月革命爆发了。安尼契科夫宫旁，一团熊熊的烈火在焚烧着从大小商店的招牌上抠下来的国徽和鹰。推翻君主制后最初的日子里，欢天喜地举着旗子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
1917年4月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国生理学家第一届代表大会。巴甫洛夫是大会组织委员会的主席，他积极参加了筹备工作。可是疾病使他未能亲自出席大会。巴甫洛夫给同行寄去了一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书信：
“亲爱的同志们！（已不称‘先生们’，而是称‘同志们’）我现在不能和你们在一起，深感遗憾。我们正处在特殊时期。过去天各一方，彼此隔绝的我们，今天组织起来，欢聚一堂。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任务，这就是使我们祖国的生理科学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我们刚刚告别了那沉闷、难熬的岁月。我只告诉你们一点就够了：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在圣诞节前召开，而被允许在复活节时召开，而且组织委员会作了书面保证，保证会上不会作出任何政治性的决议。不仅如此，就在革命的前两三天，最后批准时还提出条件，必须在头一天把学术报告的提纲送交市行政长官。
感谢上帝，这一切都过去了。希望它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能不期待，我们必须期待，在我们新制度下将大量增加各种科学活动的资金。既然这样，我们更应加紧工作，不遗余力，在自由的、日新月异的各方面都在蓬勃向上的祖国里，我们协会的成立、我们杂志的创刊是非常及时的。我们的协会和刊物都和我们祖国的生理学创始人、真正自由精神的代表谢切诺夫的名字紧紧相连，这是我们的幸福！”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能向军医学院递交关于自己已恢复健康的书面报告。就在当天，他出席了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给高尔基、法明岑、维尔纳茨基、鲍罗丁打了电话，商谈和他们一起创立“促进及普及精密学科自由协会”。
第一次会议是以高尔基和巴甫洛夫的致词开始的：
“我们认为，各国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必须依靠精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因此协会的宗旨是创立一个自由而广泛的组织，以促进我们民族各门精密学科领域中的创造天才得以充分而鲜明地体现和发挥。”
革命仿佛给他增添了力量。他一分钟也不肯放松实验室里的研究。同时还参加了十几个各种会议。此外，他还抽空担负着各种组织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科学思考的胜利、幻想的驰骋——这一切鼓舞了他，并在他面前又开辟一条无条件反射的阳光大道——“自由反射”的阳光大道。
然而，国内局势日益复杂。反对临时政府的集会纷纷而起。巴甫洛夫焦虑地注视着这一切。
他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是，俄**队摆脱了无能的指挥之后不断取得胜利。
“啊！可忙坏了德国人！当然，他们没有来进攻我们，并不是要保护、捍卫俄国革命，而是因为没有力量。他们能到哪里找到这种力量呢？”
十月革命震惊了巴甫洛夫。在初期他并不理解。他对革命“感到心情沉重，认为国家完了，交战国定会把她瓜分掉，”奥尔别利在回忆中写道，“可是当巴甫洛夫看到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成功地粉碎了白匪军及外国武装干涉者，并建立起新的强大的国家时，他的心情完全变了。”
生活更艰难了。不得不离开韦坚街住了28年的舒适住宅，而搬进了科学院的公家住房。它坐落在瓦西里耶夫岛的7号公路上，离年轻的巴甫洛夫夫妇开始家庭生活时住的德米特里的大学住宅不远。可是德米特里早已不在人世了……
新住宅里住着他们4个人：巴甫洛夫、谢拉菲玛、大儿子沃洛佳和女儿薇拉。弗谢沃洛德在国外，维克托去罗斯托夫姨妈家弄粮食去了。
2. 睡了将近20年
尽管腿瘸，巴甫洛夫又锻炼得走路很快了。他步行去军医学院，从那儿经洛普辛街又走到实验医学研究所，然后又步行回家。经常是要在黑夜里走过积雪的街道。谢拉菲玛和沃洛佳出来接他，每次都担心他会精疲力尽，或是冻坏了，可他却对他们的担忧感到可笑。
刚安顿好的生活，又被打乱了。实验室里停止了供暖。工作时得穿上大衣，戴着帽子……好不容易盼到了夏天。到西拉米亚吉去度夏当然没有指望，可还是去别墅了。他们特意去了离精神病医院较近的乌杰利纳亚。巴甫洛夫对病人卡恰尔金产生了兴趣。
卡恰尔金的名字生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很熟悉。此人的命运是很奇怪的。他曾经精力充沛，意志坚强，拥有巨产。他四十开外，家有妻室儿女。
但突然发生了变化，精力消逝，萎靡不振，对一切冷漠寡情，他越来越不清醒，当人们努力唤醒他时，他很难清醒过来，发一阵火之后，又钻进被子。
他沉默、孤僻、足不出户。于是请来医生。他们什么也没有检查出来，可病情每况愈下，拒绝进食，白天黑夜睁着眼睛躺着。后来就把他送到彼得堡乌杰利纳亚街最好的精神病医院了。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了，卡恰尔金一直处于睡眠状态。对他采取人工特殊喂养。他于1899年入睡，1918年醒来。
……现在坐在巴甫洛夫面前的完全是个老头儿，头发灰白，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
“这段时间你感觉如何？”巴甫洛夫问他。
“什么都明白，对一切都有感觉，可就是浑身无力，甚至呼吸困难。有时想，我会窒息死去，可是说不出来。”
巴甫洛夫旁边站着精神病医生季莫菲耶夫。
“巴甫洛夫，你相信吗？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会恢复健康。白天黑夜不断对他进行观察。后来我们开始注意到，一到夜深人静，他的头开始微动，眼睛睁开一点儿，只要听到一点儿声音，他马上又恢复原样。在白天他根本没有苏醒的迹象。可是在夜里动弹的次数频繁了，稍稍抬起身子。有一次还起来了。当他再躺到床上，已是正常的睡眠了。早晨醒来时，就开始说话，要吃东西。真难以想象，处于这种状态度过了19年！我们以为在他大脑里发生了不可挽回的深刻变化。而实际上只不过是病人睡了又醒来。结果他似乎病愈了。你对此如何解释？”
“他之所以恢复了健康，正是因为睡了将近20年。只不过，不是整个机体处于睡眠状态，而只是脑半球的大脑皮层那极为虚弱的、主管运动的一部分。在这没有活动的安静的20年里，易受刺激的大脑皮层的物质得到恢复。
于是他就醒过来了。”巴甫洛夫的回答简单明了，好像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为什么，只是在夜深人静时他才表现出有苏醒的迹象？而有一点点声音他又麻木呢？”
“这是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沙沙声，而对他衰弱的细胞组织来说，就不是沙沙声，而是连珠炮。于是又重新回到防卫性的抑制状态。此外，年老也帮了他的忙。”巴甫洛夫再一次回答，仍然像是不言而喻的事。
许多人对他迅速、精确地回答如此复杂的生理学范畴的问题和现象感到惊讶。好像对他丝毫不存在什么秘密，一切自始至终都是清楚明白的。这一次，也许是那些做试验用的狗身上产生的类似现象帮了忙。由于营养不足，狗在架子上也曾睡着过。这是极不愉快的事，但巴甫洛夫即使从不愉快之中，也能得出对科学有益的结论。
他邀请了昔日的助手彼得罗娃和他一起在精神病院工作。
“你要仔细观察，对神经官能症及其治疗的研究，这正是你的课题。”
他对她说。
他们开始观察一位永远处于兴奋状态的精神病患者。他时而皱眉，时而嘟嘟囔囔，时而突然跳起大笑，随之又挥动拳头，脸上露出一股野性。
“这个病人完全失去了抑制过程，”巴甫洛夫指出，“他处于对一切外界影响不停地反射的控制之下。我想，我们的狗能帮助我们把精神病患者的情况弄清楚。”
他坚信，神经病学从属于生理学。只有用生理学研究的方法才能了解神经失常，并从而加以治疗。
一次，巴甫洛夫从医院回到别墅，情绪好极了。他轻快地跳下自行车，走进屋子。可突然谢拉菲玛向他怀里扑来，就像很久以前，米尔奇克死的时候那样。他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果然如此，维克托因斑疹伤寒，死在遥远的乡村医院。他还没有到达罗斯托夫姨妈家。中途就从火车上被抬了下来。现在得到他病故的消息，已经是过了很久了。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旧友博戈亚夫连斯基来看望他。远在青年时期，他们关系就很密切，可到了老年就都有各自的事业和爱好，因此，很久没见面了。
他们是在军医学院的客厅里会面的。
“对不起，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耽搁你一点儿时间。”博卡亚夫连斯基说。
“可以，可以，有什么事吗？”巴甫洛夫疑惑地看着他的同乡。
“我想问你。你已达到了科学顶峰，了解到大脑的活动，灵魂的归宿……”
“你也相信灵魂？”巴甫洛夫激动地说。
“你说，是有什么‘阴曹地府’吗？我们死后会是什么结果呢？我就相信你一个人！”
巴甫洛夫用谴责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严肃地回答道：
“亏你还是个医生，自然科学家，怎么能说出这种愚昧的话？死了以后，我们的遗骸将腐烂，分解成构成我们机体的各种元素。你还需要什么阴间生活？”
这些日子，巴甫洛夫脑子里老是萦绕着儿子的死，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妻子常常祈祷。他很清楚，既没有阴间，也就没有在阴间相会之事。所以他才这么生硬地回答了自己的老朋友。
“这么说，那儿是没有什么阴曹地府？”博戈亚夫连斯基仍然不解地问了一次。
“没有。”巴甫洛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就在这种气氛下他们告别了。只是到了晚上巴甫洛夫才想起了他的问题。突然他警觉起来。为什么博戈亚夫连斯基到学校而不是到家里找他，为什么他要谈到阴间，后又默然离去？第二天，他就动身到戈罗霍瓦雅街，这是博戈亚夫连斯基每次去彼得格勒一般要在那儿停留的地方。
住宅的女主人开了门，她警惕地看着站在她面前的这位老人。
“我可以见见博戈亚夫连斯基先生吗？”
“他已经死了。已经送到停尸所去了。”她取下拴门的链子，“请进吧。
这年月，你是知道的，出了强盗。”
她把他引到自己屋里，并向他叙述了情况：一星期前博戈亚夫连斯基的妻子是如何去世的，他又是如何的忧郁。昨天上午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半天，回来后还要求晚上去叫醒他。
“可已经叫不醒他了。他吃了安眠药，医生说是自杀。”
巴甫洛夫低下了头。他明白，他成了老朋友之死的一个不自觉的罪人。
博戈亚夫连斯基的死，暂时地转移了他丧子的痛苦。
“是我没有注意，他那神经系统受过刺激而处于特别脆弱的状态，”巴甫洛夫痛苦地喊叫着。
3. 黑面包干泡茶
食品店门前排长队，已是司空见惯。粮食不足，物价飞涨，货币贬值。
有一次，巴甫洛夫集合他的助手说：“国内处境艰难，我们自己得设法弄到吃的。我个人准备在菜园里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全家。我号召你们仿效我的做法。”
从这天起，每逢清晨或黄昏，都能看见他在离实验医学研究所不远的那块荒地上铲着、挖着。他种了土豆，撒下了菜籽，移栽了白菜秧。他自己锄草，培土。只是在开始时，天不下雨，儿子沃洛佳帮他浇浇水。在种的东西开始成熟时，他每天夜里都去看守。
用烧瓶喝午茶，有的话，就加砂糖，不然就加糖精，用玻璃棒搅动，这也成了惯例。这往往是热烈的争论和交谈的好时候。这时巴甫洛夫和他的助手们完全打成一片。他们可以和他争辩，打断他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可以“想入非非”，但必须遵循一条，就是所有的观点应以现实为依据。
如果不是这样，他就马上制止对方，甚至发火。
“怎么样？用黑面包干泡的茶并不难喝嘛。你，玛丽娅简直是这方面的行家。”巴甫洛夫呷了一口茶，说道。
“这都是因为再没有别的更好吃的东西了，”玛丽娅回答道。
“天晓得，居然到了这种地步！噢，谢尔盖，储存了松明吗？”巴甫洛夫问勤杂工。
“还够。即使没有木柴，随便一块木板都能劈成小片做松明用。我这就劈去。”
“当然，这很不文明。可如果这是迫不得已……”他含着深意的目光望着25岁的助手弗罗洛夫。
“弄到了一只小狗，”弗罗洛夫含着微笑回答道。
“噢，谢谢，弗罗洛夫。非常感谢你。”
实验室里从来没有讨论过弗罗洛夫是用什么方法弄到狗的。但大家都知道。一清早，他就和巴甫洛夫的另一位年轻学生富尔西科夫带了一块面包和一条绳子，来到彼得格勒城里空旷的大街上。有时还有位相当年轻而壮实的教授和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3人，在大门洞下引诱狗，然后把它拴住，拖到研究所来。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全神贯注地追赶一条狗，一直追到一座大门洞里，突然碰上了狗的主人。弗罗洛夫和富尔西科夫逃之夭夭，而教授不得不向主人道歉。解释了很久时间，为什么需要狗。幸好，碰上了好人，不然非挨一顿打不可。当然，关于这件事，巴甫洛夫一无所知。
在喝茶的时候对表，他一直恪守这种习惯，即使在参加一些重大会议期间也不例外。12点还差几分时，他从口袋里掏出银壳怀表，注视着秒针。12点正，从彼德罗帕夫洛夫要塞传来了午炮的轰鸣声。
“走得很准。”巴甫洛夫满意地说，“一秒也不差！”
喝完茶，他舒服地坐在藤椅上，好像在消除积累已久的紧张和疲劳。这时，他那双忙碌不停的、有力而动人的双手也得到一定时间的清闲。
“要一下子掌握一切是不可能的。复杂现象是一点一滴被科学所掌握的。而这种复杂现象一定会不断地、越来越多地为科学所征服。”他的话语平静，没有停顿，不慌不忙。一种奇特的感情立刻抓住了听者。他们似乎洞察到了巴甫洛夫思想发展的全部复杂而深奥的过程。不可能达到的似乎他都能达到，并增强了获取胜利的信心。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的学者邀请这位伟大的生理学家，答应为他提供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自然也邀请家属同往。但巴甫洛夫想都没有想过要离开祖国。他全家都能吃饱。菜园里的收成不错。在他办公室的两个角落里堆满了马铃薯和白菜。每天晚上他都要用自行车运回一袋白菜，并亲自放在木盆里切碎，嘴里还一边说着：“嗨，我种的白菜多好！”可是天气一天天变坏，到了霪雨季节，道路泥泞。从实验医学研究所到波克朗山的路越发难走了。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已是疲惫不堪。
“不行，不能这样，”看着丈夫，谢拉菲玛心疼地说道，“我为你担心，应该搬到城里去住。”
“可你是知道的，在那里我们没有柴烧。咳，这没什么，我休息一会儿就去砍白菜。感谢父亲，教会了我劳动。”
“就让我也去干点吧，”谢拉菲玛说。
“绝对不行！我不想让你成为厨娘，你干的事够多了。”
薇拉下班回来，无精打采，浑身湿透，冷得发颤。
“我好像是病了，”她说。
“上帝，这一切何时到头！”谢拉菲玛哭了，一边帮助女儿换衣服。
谢拉菲玛所害怕的事终于到来了。巴甫洛夫着凉，得了肺炎。接着是女儿，也患了肺炎。熟悉的医生一个也不在，都上前线了。谢拉菲玛日夜守护病人。他们身体刚恢复，她就把他们从乌杰利纳亚街送到瓦西里耶夫岛。他们的体质仍然很虚弱，应该加强营养，可吃什么呢？八分之一磅面包吗？
巴甫洛夫不喜欢游手好闲，硬让妻子给他系上围裙，要她把一托盘白菜拿到床边。他把菜摘干净，准备午餐用。他很喜欢干这事儿，因为白菜是他用自己的双手栽培出来的。当然，光吃白菜是不够的。谢拉菲玛便到市场上去，那儿可用衣服换点什么，譬如一杯牛奶、一块黄油或一些砂糖。
巴甫洛夫和薇拉病了好长时间。但总还算平安无事。他们开始上班了。
可对谢拉菲玛来说，日子反而更难熬了。那会儿他们生病，她一心一意照顾他们。现在则没有一刻时间不在为思念死去的儿子而哭泣。这一切巴甫洛夫都看在眼里。他为不知如何减轻她的悲痛而苦恼。他劝她写点回忆，她听了他的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长期积郁的精神上的痛苦。
但天长日久，巴甫洛夫也陷入了悲观失望之中。他一切都明白，国内在决策重大问题——谁胜谁负。还能顾得上狗吗？他是这么认为的。但同时他也清楚，离开生理学他就无法生活。1920年夏天，他请求苏维埃政府允许他出国工作。
在等候答复的这些日子里，他痛苦不安。他知道，离开祖国他也无法生活，甚至科学也治不了他的怀乡病。也许正因为如此，当邦奇-布鲁耶维奇受列宁之托来找他时，很容易说通。邦奇-布鲁耶维奇劝他留下，并问他为了生活安定个人还需要什么。
“只需要一样：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这次会见的结果是：有一次，一个上着黑皮夹克，头戴黑皮帽，下穿马裤，脚登俄罗斯式靴子的人来到巴甫洛夫的办公室，报告说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巴甫洛夫可以去领取一份配给。
“什么配给？”巴甫洛夫不解地问道。
“这是决议。”来人递上一封公文。
在一份正式的公文上列有巴甫洛夫应享有的物品清单：火腿、肉、鱼子、野味和其他一些“令人羡慕”的东西。
“绝对不行！”巴甫洛夫生气地提高了嗓门，“我的助手们没有这些，那我也没有权利，不客气地说，享受这样一份配给。”
“那怎么办？我是受托……”穿皮衣服的使者不知所措。
“不，不，我再一次拒绝！你就是这么去回禀：巴甫洛夫坚持拒领。全国在挨饿，这不是特权吗？我没有要求这个，没有！”
4. 给列宁的电报
来使走了。这时一位过去的熟人捷尔斯基来了。
“你好，巴甫洛夫，什么事让你心情不佳？”他感兴趣地问道。
“他们要给我增加营养，我拒绝了。”巴甫洛夫生气地回答。
“你做得对。再说，你也未必需要他们的配给。”捷尔斯基将鼬皮大衣的下摆一撂，神秘地说，“有一个去瑞典的机会。”
“为什么？”
“可为什么别人都走了？还在这儿等什么呢？等着饿死吗？”
“得啦，我可饿不死，我家里的人也不会饿死。我还有堆满一屋角的马铃薯。瞧，不是还要给我提供配给鱼子、各种咸鱼干……”
“说什么马铃薯和配给干吗？可我们谈的是真正的丰富的生活，是你的工作。再说你也没有权利不顾你亲人的生活。难道你儿子死了还不够吗？不幸的维克托，科学失去了一位多么有才华的组织学家！”
“你不要提他，”巴甫洛夫闷声道，“他当初也可能会牺牲在战争中的。”
“可他没有牺牲在战争中，他是牺牲在去姨妈家弄大麦和面粉的途中，为的是养活你们。应该离开这儿。在斯德哥尔摩你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如果你到他们那儿去，他们会认为是一种荣誉。”
“我哪儿也不去！”
“怎么，你对这儿所发生的一切都赞成吗？”
“我既不都赞成，但也不走。你决定跑啦？”
“不是跑，而是迁居国外。”
“这是一回事。其实，你在此也无事可做。你是交易所里的赌棍。新政权下，当然不可能让你干这种勾当。所以悉听尊便吧！”
“你虽然是位伟大的学者，”捷尔斯基克制自己说，“也不应该这么和我说话。我可是一片真心。”
“我不相信，根本不相信，是一片真心。大概这也是一种赌博吧。你为我下了多大赌注？”突然巴甫洛夫大声喊道，眼睛里闪着戏谑的光芒。
“这就太……再见了！”
“请便！请便！”
“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捷尔斯基走了。巴甫洛夫把身子更紧地裹在大衣里，陷入了沉思。他想到，这几天在科学工作者之家看到一位白发教授在那里乞讨，很像是故意这么做的，说明新政府把科学家弄到这种地步。不管怎么样，这种现象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巴甫洛夫挥笔给列宁写了封电报：
“我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者，也不相信你们那危险的社会试验。院士伊万·巴甫洛夫。”
写完之后，正准备去实验室，这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噢，噢，请进！”
进来的是一位青年军人，戴着布琼尼式头盔，穿着军大衣。
“请允许我向你自我介绍！”
“请吧！”巴甫洛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是彼得格勒军区青年军人体育训练负责人。请告诉我现在是否可以进行体操训练？你是知道的，青年们现在都吃不饱。”
巴甫洛夫高兴了。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你要知道，生理学的深奥道理远不是只限于热量和体重。保养得好的无所事事的人也生病。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说实在的，还没有饿肚子，可也不像过去吃得好了，可我仍然天天做体操。
而且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坚持。一年四季都洗晨浴。你看，我很健康！我已70岁了。”巴甫洛夫迅速地扔掉大衣，脱去上衣，就在地板上身子向后，双手着地，做了个“桥”式动作。“就是这样！”他笑了。“所以，你一定要青年战士做体操。”
“谢谢，院士同志！”军人大声回答。
“不客气，青年军人体育训练首长同志，”巴甫洛夫也照军人的口吻清晰地回答，并做了个敬礼动作。
送走客人，他笑了一阵。情绪好点了。于是他急急忙忙去实验室看彼得罗娃做试验。这天她该示范治疗狗的神经机能病。
做试验的小室里一切准备就绪。做试验用的狗放在有架子的桌上。彼得罗娃在等着巴甫洛夫。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好吧，开启节奏器，”巴甫洛夫说。
节奏器哒哒响起来。狗对此根本不予注意。
“就这样，就这样。接下去。”
水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狗对这种刺激也没有反应。
“再做下去。”
刺耳的铃声充满整个房间。狗对此也无任何表示。
“过来，过来，都到这儿来！”巴甫洛夫跑到走廊，喊叫着，“这太好了！成功了！”
助手们都来到后，巴甫洛夫用欢快而洪亮的声音宣布：
“玛丽亚·彼得罗娃取得了惊人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是历史性的结果！她得到了让狗患神经机能病及将它治愈的结果。”
“是和你一起取得的。”
“瞎说，这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彼得罗娃，真不简单，成功了！太成功了！现在完全弄清楚了，大脑半球就是形成条件反射的地方。这样，活的机体的这一奥秘也被我们认识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左手握拳在右手掌上一击，笑得那么轻松，快活，感染得大家也都笑了，兴奋地看着自己的老师。
“这样一来，”他继续说，“在这只我们称之为‘受了刺激’的狗身上，制造了人工形成的神经机能病。玛丽娅向我们演示过，狗在节奏器、水和铃声的外界刺激下是如何地挣扎、吼叫、暴跳。可现在呢？彼得罗娃，请重复一下试验。”
彼得罗娃按原来顺序重复做了一遍试验。狗极平静地对待这些刺激。
“问题在哪里呢？”巴甫洛夫说，“就在于，我们把他的神经机能病治好了。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把这种方法用于治疗患神经机能症的病人身上。
这就是这次试验的价值。除了纯理论价值以外。现在我们要准备一只叫做‘被抑制’的狗。”巴甫洛夫含着深意地望着弗罗洛夫。
弗罗洛夫苦笑了一下，两手一摊表示他没有能够弄到狗。这立刻使巴甫洛夫的情绪低落下来。他默然地走到楼上自己的办公室，又开始思考起国内发生的一切……
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问，巴甫洛夫院士是否能接见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巴甫洛夫没有立刻明白，说的就是高尔基。
“啊，好的，当然可以。我在这儿等着。”他回答。
半小时后，他见到了向他走过来的高尔基。
巴甫洛夫审慎地接待了他。他无论如何不能把他的来访和自己那封给列宁的电报联系起来。然而事实却果真如此。高尔基就是以“援助巴甫洛夫教授委员会”三个成员之一的身份而来的。
“你急需什么帮助？”高尔基问。
“需要狗，狗！情况十分严重，我真想亲自满街跑去捉狗。我完全料到，我的一些助手就是这么干的，亲自去捉狗。”
“还需要什么？”
“马，给3匹马吧。哪怕是瘸的，受了伤的，这无关紧要，只要是马就行，还要有干草和燕麦。”
巴甫洛夫很快解释说，需要马是为了从它的血液里提取血清。
房间里很冷，就像在大街上一样。巴甫洛夫穿着厚大衣坐在那儿，脚上穿着长筒毡靴，头上还戴着护耳皮帽。
“显然，你们没有柴烧。”高尔基问。
“没有柴！听说，现在不是用炉子暖房子，而是用房子烧炉子。但是附近没有木房子。给点柴吧，如果可能的话。口粮增加一倍吗？不必，不必。
食物我从科学家之家领取。给大家多少，就给我多少，不要多给。”
高尔基在办公室里转了转，看了看窗户。昏暗的玻璃上结满了白色的冰花。
“天黑了，你还不回去？”他说，“你的助手也都在工作吗？”
“是的，他们在工作。只能在松枝照明下进行手术，这能做好工作吗！”
高尔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请告诉我，你觉得特别需要的是什么？我再强调一遍——‘特别需要的’。”
“我也重复一遍：是做试验用的动物。现在没处去买，也没有钱。以前是警察捉那些无家的狗，可现在这种狗也没有了。”
“而且那样的警察也没有了，”高尔基诙谐地说道。
但巴甫洛夫对他的玩笑也没有反应。
“就是说，需要做试验用的动物。还需要什么？”
“饲料，它们需要喂养。我们到屠宰场，到磨坊去弄点残渣废料来喂狗，这些狗是养来产生胃液的。这在今天对医院来说，尤为必要。狗很虚弱。用来做试验太困难了。”
“你家里究竟生活得怎么样？”
“这你也感兴趣？”巴甫洛夫俏皮地看了一眼高尔基。
“根据我们的谈话和我做主席的委员会的结论，将来要形成人民委员会决议的。这里边也包括这个问题，将对你规定特殊供应。”
“我说过了，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现在不要，将来也不会要！”
“我理解你，巴甫洛夫。我知道你很困难。国家遭到战争的破坏，但一切都会逐渐好起来的。苏维埃政府将尽最大可能使你能安心生活和工作。”
“但愿如此。”巴甫洛夫忧伤地说道。
“会实现的。对你和你的工作寄予极大的希望。苏维埃政府对你特别器重。”
“特别器重？那好，”巴甫洛夫赶紧抓住机会，“首先，给做试验的动物、饲料，如可能的话，还要给电。”
谈话到此，他们告别了。
在此，应当援引一段英国作家——威尔斯的回忆。他 1920年9月曾来俄国访问。他对所目睹现象感到惊讶。
“在俄国我最不寻常的印象之一，就是在科学工作者之家与俄罗斯一些学术界代表人物的会晤。他们由于疲劳过度和营养不良而极端虚弱。在那儿我见到了东方学家奥尔登堡、地质学家卡尔平斯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甫洛夫及其他一些世界著名的学者……他们没有新设备，纸张供应不足，实验室没有供暖。奇怪的是，他们总是在创造着什么，在卓有成就地劳动着，巴甫洛夫以他极大的胆略和惊人的造诣在进行着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工作……。科学精神是真正了不起的精神，如果这年冬天彼得格勒要毁于饥饿的话，那科学工作者之家的成员也不能幸免。然而，他们几乎没有和我谈起支援他们粮食的事情。他们所有的人都热切地渴望得到科学文献。对他们来说：知识比面包更珍贵……，巴甫洛夫仍然不间断地，穿着大衣，坐在办公室里进行他那卓越的研究。办公室里堆满了马铃薯和胡萝卜，全是他在业余时间种的。”
威尔斯在实验医学研究所拜访了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尽管有些冷淡。但也许这位科幻作家很快产生的好奇心，掩盖了某种严肃的气氛。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有人从后门送来，并交给厨娘一小袋面粉。
“从谁那儿拿来的？”她问拿面粉来的黑发小伙子。
“不知道，是有人让我转交的，我就照办了。这儿还有一张便条。”说完他就走了。
便条上写道：
“尊敬的巴甫洛夫！
我热爱生理学，并幻想成为科学家。目前我国的日子很艰难。你的生命和健康就像我父母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宝贵，因此，恳请你接受这包东西，面粉不多。
你的一个小学生”
“你怎么能要呢？”巴甫洛夫问厨娘。“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你就拿。”
“他说，是有人吩咐他转交的，于是他就照办了。我知道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他一转身就走了。”
“好，就放在那儿吧，不要动，明天就让他拿回去。”
“你怎么能知道是谁的？他又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
“我会了解到的。还用不着去当侦探。”
第二天巴甫洛夫到军医学院去讲课。大学生们坐在那儿，穿着军大衣，短皮大衣，脚上穿着毡靴和树皮靴，有一些还戴着布琼尼式军帽。他们完全是另一种人，根本不像过去挤满这间教室的那些学生。他们中许多人是从战争的前线负伤回来的。
讲课结束时，巴甫洛夫说：
“昨天我收到一封极可爱的信，是你们之中一个人写的。我请他下课后立即到办公室来找我。”然后，他迈着刚毅而微破的步子离开了教室。
几分钟之后，有人来敲他的门。门口站着班长阿布拉泽。
“请进！”巴甫洛夫邀请他，“其实我等的不是你，是那个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并送了一包东西的学生。既然他没有来，那你作为班长，或许能帮我查明作者。”
阿布拉泽不好意思，低下了头说：
“是我，我写的。”
这时，巴甫洛夫迅速地站了起来，向他走去，并微笑着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谢谢你的关心。可你怎么能节省自己的口粮来给我呢？你是学生，物质上比我更困难，立刻把面粉拿回去，就在今天！”
“我就是想这样帮助你……”
“你从何断定我贫困？”
“现在凡是正直的人都贫困，而你是最正直的。”
“谢谢你善良的语言。再一次地感谢，我和我的全家生活有很好的保障。
因此，请你拿回去，否则我要生气的。”
“好吧……”
“至于你热爱生理学，这太好了。可光是热爱还不够，应该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它，而且毫无保留。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工作上的满足和喜悦。生理学是一门范围宽广的科学，许多东西还有待于揭示。而其中有待揭示最隐秘的生命的奥秘就是意识的奥秘。这要求顽强的劳动，长年累月全神贯注的劳动。你有准备吗？”
阿布拉泽爱慕地望着自己的老师，当他回答时，声音非常兴奋：
“我准备把生命献给科学！”
“好极了，可是面粉还是要拿走的。”巴甫洛夫说。
后来，当他和阿布拉泽在一起工作时，巴甫洛夫总喜欢回忆这件事，并笑着称他为“我们的施主”。
为了解决巴甫洛夫在科学研究及生活中的困难，苏维埃政府作出决议。
人民委员会决议
鉴于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院士异常杰出的、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具有巨大意义的学术成就，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决定：
1.根据彼得格勒市苏维埃的报告，成立一个有广泛权能的专门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马克西姆·高尔基同志、彼得格勒高等学校主管人克里斯季同志和彼得格勒市苏维埃管理委员会委员卡普隆同志；并责成该委员会在最短期限内创造最良好的条件，以保证巴甫洛夫院士及其助手们的科学研究工作；
2.委托国家出版社，在共和国最好的印刷厂，以精致的装帧出版巴甫洛夫院士总结其近20年来科学成果的科学著作，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国外，版权归巴甫洛夫本人所有；3.委托劳动供应委员会为巴甫洛夫院士和他的妻子提供含热量相当于两份院士配给的特殊配给。
委托彼得格勒市苏维埃保证巴甫洛夫教授和他的妻子对所住住宅的终身使用权，并为巴甫洛夫院士的住宅和实验室提供最大限度的舒适和方便。
人民委员会主席符·乌里扬诺夫 （列宁）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年1月24日
5. 信仰
1921年3月。窗外融雪，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可是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仍然很冷。巴甫洛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坐在里面。他仔细地端详着刚进来的两位军人。其中一位头发灰白，举止庄重，他是过去的将军斯卢霍茨基，是现在彼得格勒军区炮兵司令的副手。还有一位年轻军官穿着短皮上衣，挎着一支套在盒子里的毛瑟枪，他是彼得格勒军区炮兵司令部和喀琅施塔得舰队第七军的政委多林。
“你也许知道，巴甫洛夫同志，”斯卢霍茨基说，“3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发生了一次叛乱。局势要求采取紧急果断的措施。军区司令阿弗罗夫召开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决定，请科学院院长卡尔平斯基及一些院士，其中有你，巴甫洛夫同志，携家眷离开彼得格勒，安顿在十月铁路沿线地区。我们为你提供交通工具和新地方的住处。不能排除叛乱分子炮轰城市的可能性。因此，必须考虑你们的安全。你知道，这是临时措施，但是很有必要。”
“感谢司令部，”延迟片刻之后，巴甫洛夫说道，“以及阿弗罗夫，关于他的人道和慈善早有所闻。但是我拒绝离开彼得格勒。战争就是战争，为什么要把科学工作者特殊对待？”
“不是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只是杰出的。”
“我天生是个乐观派，相信这一切都能顺利过去的。”
他们一起走出了研究所。气候仍然寒冷。风从涅瓦河吹来，将积雪刮向墙根。斯卢霍茨基建议巴甫洛夫乘他们的雪橇，但他谢绝了。分手时，他再一次感谢他们的关怀，说道：
“这些困难是暂时的，祝你们一切顺利。”
有一个问题曾使很多人感兴趣。就是现在也还是令人感兴趣：巴甫洛夫信不信上帝？有些人肯定说他信上帝，可事实上却有不少证据说明恰恰相反。首先是巴甫洛夫本人的证据。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到他的坚定不移的无神论。克列普斯院士在回忆录中曾引述过巴甫洛夫的见解。克列普斯以青年人特有的直率问巴甫洛夫，他是怎样使彻底的唯物主义和信教、对上帝的信仰、去教堂做祷告共存不悖的。巴甫洛夫回答道：
“听着，亲爱的先生，说到我信教、信上帝、去教堂，这不是事实，是谣言。我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也像大多数这类学校的学生一样，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个不信教的无神论者。我不需要上帝，可是人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人必须信仰什么。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相信**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如果他自己得不到这种幸福，那就为他的子孙后代。这种信念给了他忍受饥饿和寒冷的力量，给了他在战场上作战的勇气，给了他为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的精神，给了他为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信仰给信奉上帝的宗教徒以力量。相信上帝是最高的裁判，是公正的、仁慈的。为了他在死后有升入天国的机会，神赐给了他苦难和善行。这种信仰帮助他生活，忍受痛苦和贫困。
我的信仰就是相信科学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相信人的智慧及其最高的体现——科学，能使人类避免疾病、饥饿和敌对，减少人们生活中的痛苦。这种信仰给了我，也将继续给我力量，并帮助我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为什么许多人认为我是个教徒，信仰宗教？因为我反对迫害教会、压制宗教。我认为，在没有代之以其他的信仰时，不应该剥夺对上帝的信仰。布尔什维克不需要信上帝，他们有另一种信仰，就是**。教育会给人们带来另一种信仰，信仰上帝便会逐渐成为不需要的了。受过教育的人有多少是信上帝的呢？（当然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是信仰的）应该启发人民，让他们学文化，受教育，这种信仰自然就会削弱……
事情是这样的，年轻人。我没有去教堂，也不信上帝……”
克列普斯的证明就是这样。他是巴甫洛夫的学生，尔后是最有成就的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并多年担任苏联科学院谢切诺夫进化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但毕竟巴甫洛夫有时还是去教堂，人们也能在那儿见到他。
“我有时去晨祷，”他对奥尔别利说，“首先，是为了去欣赏优美的合唱，其次，是为了回忆童年……”
6. 访问美国
国外对巴甫洛夫研究工作的兴趣从未减弱。俄国国内生活刚一稳定，西方的学者即刻又来造访。一天，根特来到彼得格勒。这是位年轻的美国人，圆圆的黝黑的脸庞，一双机灵微笑的眼睛。在他192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在欧洲度过的最幸福的医学活动的一天，就是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这一天。”
根特博士来俄国，原打算呆4个月，但他整整呆了7年半。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
巴甫洛夫使我第一次对于心理活动进行客观研究有了信心。由于混乱的、语意不清的和伪哲学理论对精神病学的解释，使我失去了在这一学科方面进行严肃认真研究的信心。可是巴甫洛夫的学说像一股清风，鼓起了我希望航船的风帆，这风是那么强劲有力，以致使我闯过了伪哲学和教友会的惊涛骇浪而到达彼岸，在这里事实占上风，科学结论产生于事实。”
根特是第一只春燕，接踵而来的有日本、荷兰、比利时、英国、瑞典、法国、保加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他们要跻身于这位伟大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学派。
经过长期中断之后，巴甫洛夫终于获得了出国的机会。他先和老朋友蒂赫施泰德教授通了封信，然后偕同谢拉菲玛来到赫尔辛基他的住所。谢拉菲玛需要好好散散心，以解除近几年的忧郁和痛苦。他则需要查阅国外近年来问世的科学文献资料。
他整天整天地埋头在大学图书馆，从他所需要的著作里做些摘录。
“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是多大的享受！”他非常满意地对蒂赫施泰德说。
每星期日他都要去他家做客。“生理学方面的试验和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它所提供的推测、猜想和争论机会也是永无止境的。真是一门奇妙而有趣的科学！”
巴甫洛夫出国的次数已经相当多了。他参加各种会议，被邀请去讲学。
他总是很乐意向广大的国外听众报告他在动物机体生理学方面的新发现。
1923年在儿子沃洛佳陪同下，他来到美国。沃洛佳能流利地说法语、英语和德语。因此，对于虽能顺利阅读外语文章，但口语感到困难的巴甫洛夫来说，在异国他乡却感到毫无拘束。在那里他结识了哈佛大学教授生理学家肯农。这次的相识到后来变成了友谊。
当巴甫洛夫参观实验室、出席各种会议时，他便暂时忘记了是身居闹市。
但只要一走上纽约街头，他就被那嘈杂的轰鸣、穿梭的人流，以及空气中的尘烟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在夜晚也得不到清静和安宁。“可怕的城市！没有一匹马！全是水泥建筑和机动车辆。还有这么多摩天大楼。这儿怎么能生活！”巴甫洛夫非常吃惊。当他结束了纽约的工作，来到车站去波士顿时，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没有人来送行，因为巴甫洛夫不愿意为这些小事耽误自己同行们的宝贵时间。
沃洛佳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们要上车的月台。列车刚开到，于是他们就上了一节空车厢，根本没有发现有3个人在跟踪他们。巴甫洛夫父子一走进包房，这3个人个立刻尾随他们跟了进去。一个站在入口处，另外两个把巴甫洛夫逼到墙角，迅速搜查了他的全身，他们从西服内口袋里抽出钱夹，闪电般地隐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巴甫洛夫惊魂未定地叫了起来。
“强盗，”沃洛佳说，惊讶的程度不亚于他父亲。
“见鬼了！他们把钱全拿走了！1500美元！现在怎么办？没有钱我们能上哪儿去呢？”
“我还有点儿，幸亏我口袋里的钱没有被抢去。还算是好心的小偷。”
清醒过来后，沃洛佳笑谑地说道。“要是我保管你的钱，把我的钱夹子给你就好了。他们为什么没掏我的衣袋呢？”
“可不是，他们也知道，谁是主要人物……怎么，他们还有手枪呢？”
“就站在门口的那个有。”
“幸好，他们没有向我们开枪。我们得回家去。在俄国还可希望得到别人的施舍，可在这个 ‘可爱的’国家是指望不到的，怎么就谁也没有来送送 我们呢。”
“是你自己推辞掉的。”
“自己推辞又怎么样，有礼貌的客人总是要推辞，而好客的主人总是要送行的。小偷、强盗——瞧，谁是这儿的主人！这样一个好国家，可真行！
这座城市也真可以的！把我都抢了个精光！”现在他对此事的两方面同样感到气愤。一是把他在纽约讲课的报酬全抢走，再就是居然胆敢对他——世界著名的巴甫洛夫做这件事，好像强盗是了解这一情况的。其实假如真是了解的话，他们会因此而不抢了吗，都是一样的。“拿上皮箱，回去找凯洛格！”
他来到洛克菲勒学院，怒气冲冲，同时又惘然若失，因为钱没有了，但是凯洛格和学院当局有什么责任！可是当比尔斯博士得知这不幸遭遇时，他来找肯农 （凯洛格已经离开了），请他资助巴甫洛夫一笔钱，方式要巧妙， 不要使尊敬的客人感到难堪。事情就这么办了。于是他们恢复了在美国旅行的原日程安排。巴甫洛夫终于到了波士顿，参观了医学院及其实验室。
7. 不许给事实硬加理论
巴甫洛夫不能容忍给事实硬加理论。未来的院士——当时的年轻**员阿诺欣就曾为此遭到过斥责。一次，他竟敢给条件反射硬加了个马克思主义基础。
“你知道，”薇拉在研究所大楼旁遇见阿诺欣时对他说，“我父亲读了你的文章，很生气。”
“他读过了？”阿诺欣很吃惊，“说真的，我没有料到，他能注意我这篇文章。《人与自然》——这不算是真正的科学杂志。说不定是哪个‘关心’我的人做的好事，塞给他了。”
“我也这么想。你就做好准备吧。他太生气了，连玻璃都震动了。”
一整天，阿诺欣都闷闷不乐，这不仅仅是因为巴甫洛夫对他的文章不满意，还因为实验医学研究所里情况相当复杂，不少非党工作人员灌输给巴甫洛夫一些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反面事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挑起了他对同事**产党员的反感。
午后，巴甫洛夫来到阿诺欣的工作室。前一天他读了他的试验记录，并预先通知，他要亲自来。他通常总是这样做，而且总是能激起助手们的欢乐情绪。可此时阿诺欣却体会不到这种感情，他深知巴甫洛夫的脾气，因而很害怕面临的这场谈话。
巴甫洛夫进来了，阴沉着脸。
“这是你的文章《辩证唯物主义与精神病问题》？”他挥动着杂志，气忿地问道。
“是我的，”阿诺欣回答，在他那愤怒的目光下竭力保持镇定。
“那么我告诉你，阿诺欣，我从来没有妨碍任何人的任何信仰。你想按辩证唯物主义来考虑问题，这是你的事，我不阻止。可是条件反射和这不能扯在一起！我不希望这样！”
“我觉得……”
“更何况是‘你觉得’，”巴甫洛夫提高了嗓门，“你的文章里尽是些毫无根据的空话。你应该明白，没有什么比轻率的结论更有害的了。”他转过脸去，不说话了。然后向狗走去，抚摩着它，用另一种声调说：“开始试验吧。”
8. 打棒游戏协会大师
彼得格勒9月的天气总是那么美好宜人。天空蔚蓝明亮，菩提树叶仍然是绿油油的，只是白桦树渐呈黄色。空气新鲜透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清晰可辨。
现在是打棒游戏时间，常来参加游戏的是费多罗夫、贝科夫、斯佩兰斯基、罗曾塔尔、安德列耶夫，当然还有巴甫洛夫。可这天安德列耶夫没能来。
他们提出让比留科夫参加，恰好他正在观众群里。
“你就参加他那一队吧，”贝科夫说。他看了一下表：巴甫洛夫马上就要来了。
“他大概不会要我的，我不会打，他要骂的。”比留科夫说。
“难道你还不了解他吗？骂是要骂的。和他一方打得不好，他要骂，参加对方，打得好，他也要骂。”贝科夫笑道，“但是不能让游戏玩不成。明天是巴甫洛夫75寿辰。”
巴甫洛夫一瘸一瘸地走来了。
“我们立刻开始吧！安德列耶夫呢？”他迅速地扫视了来玩打棒的人，问道。
“他不舒服，比留科夫替他，”贝科夫回答。
“比留科夫？那好吧。请，比留科夫。”
巴甫洛夫俯身，左手拿起一根木棍，瞄准后，使劲一抛，打出了两根木棒。
“喂，比留科夫，把剩下的打出去。”
比留科夫瞄准了，一抛……没有打中。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能打中的。”巴甫洛夫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
该对方贝科夫打了，他击出了剩下的全部木棍。
“真棒！”巴甫洛夫欢呼起来。
又轮到他这一方了。比留科夫又没有击中。
“笨蛋！”巴甫洛夫愉快地喊叫一声。
对方斯佩兰斯基也没有成功。
“废物！”巴甫洛夫更加狂热地喊叫。
可是，罗曾塔尔一棒就打中了全部摆好的木棒，巴甫洛夫却假装没有看见。只是在比留科夫准备再次打时，他才说话：“要使点劲！”
这次没有砸锅，5根木棒中击中了3根。
“残废队进步了！”巴甫洛夫高兴地宣布，一面向前伸出右腿，把棍子抛出去。
骨折处愈合不好，用力抛时总有感觉，体重移到伸出的一条腿时，它支撑不稳。巴甫洛夫没有击中。
“哎，讨厌的腿！”他伤心地叹了一声。他正想拾起第二根棍子，比留科夫看他弯腰很困难，就赶在他前面拾起了一根棍子递给他。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巴甫洛夫叫了起来，“怎么，我是个无能的老头？”于是狠狠地将棍子扔在脚下，然后又捡起来，好像在向大家示威：没有别人的帮助也行。这次抛出去，击中了剩下的全部木棍。“胜利了，我们胜利啦！”他欢呼雀跃，双手在空中挥舞着。
贝科夫利用了这个机会。
“同志们，”他对所有的游戏者和观众说，“为了庆祝巴甫洛夫75大寿……”
“你们想出什么花招？”他不满地问。
“我们以你的学生和同事的名义，请你接受《打棒游戏协会大师》证书。”
“那好，我认为这是当之无愧的。不管怎样，打棒游戏我已经有了60年，甚至更长的资历了，谢谢，我接受。”他从贝科夫手上接过来放在镜框里的证书，并紧紧地抱在胸前。
“为了纪念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请你和我们一起合影。”
“好，照吧，”他同意了。可这时突然刮来一阵风，下雨了。大家都笑着跑去避雨。
一场瓢泼大雨。水从雨水管里哗哗往外流。天上积着团团的乌云。
“这雨下不长，”巴甫洛夫在棚子里，看着外面说道，“一场好雨！已经是9月，可简直像是夏天的雨，长蘑菇的雨……”他沉默了一会，又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我已经75岁了。可是年龄不应该用岁月来计算，而是用生命力。一个人有伟大的目标，并去实现它，便无所谓什么年老。可我有时总感到遗憾，我没有一点点雕塑或绘画的才赋，不能干点这种事，让大脑摆脱日常的操心而得到休息。我也没有音乐才能……”
“我想，如果你没有成为科学家，巴甫洛夫，那说不定你会成为一位优秀演员的。”贝科夫说。
“是吗，我这方面还有点什么条件，啊？我在美国时凯洛格也这么说过。
他们说，我面部善于表情，还有手势……”
“我也不止一次这么想过，”玛丽娅说。
“哈，哈，好一个伟大的天才演员给埋没了！哈，哈！”巴甫洛夫哈哈大笑。“啊，雨停了，又出太阳了。”
大家走出棚子，阵雨洗刷过的空气非常柔和纯净。
“呼吸这样的空气是多么地醉人！”巴甫洛夫一面扩胸，一面说道，“呼吸，深呼吸！”
不知是谁支起了照相机的三脚架，擦干了雨淋湿的花园长凳。他们让巴甫洛夫坐在中间，右边是玛丽娅，左边是年轻的助手尼科诺娃。在他们3个人的膝盖上放了一块蒙着白布的木板，上面摆着证书和鲜花。在巴甫洛夫头的上方，助手们把棒棍连在一起，他们做着这种姿势，屏息不动，直到照相机咔嚓一响。
9. 列宁格勒大水灾
这一天永远记在列宁格勒人的心中。
时近1924年末。11月23日，从清晨就刮起了西南风。风势越来越猛，风力逆涅瓦河而上，好像不让它流进辽阔的海湾。涅瓦河水在急剧上涨，冲向马路。水从城市低处的下水孔里冒出来，溢向街道和马路。地窖和一层楼被淹没。傍晚时，已成飓风，树被刮断，屋顶的铁皮被掀起，就像槭树叶在空中飞旋。小船被抛向岸边。木块马路散成了大片木头漂浮起来，就像大的灰色冰块沿着涅瓦河漂游。
水很快漫过了洛普辛大街。淹进了狗所在的一层楼，它们哀嚎吠叫，爪子扑通扑通拍打着水。而水位还在不断地上升。巴甫洛夫给所长费得罗夫教授打电话，请他采取一切措施拯救动物。他自己忍不住，竟冒着危险来到洛普辛街。有的地方勉勉强强可通马车，有的地方则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