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论述的战术方法，由于是在战国时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高的，因而更加具体生动，并有新的发展。兹归纳为八条评析之。
（一） 诡诈诱敌上钩
孙武所讲的战术中有"诡道"十四法，其主要方法有："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诱之，卑而骄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等。这些方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给敌人以我军虚弱的假象，诱使其骄做而忘乎所以，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孙膑掌握了此木的精神，在许多场合加以发挥。如他论述击敌"圆阵"的方法说："击此者，三军之众分而为四五，或傅（接触）而佯北，而示之惧。彼见我惧，则遂分而不顾。因以乱毁其固。驷鼓同举，五遂（惜为队）俱傅。五遂俱至，三军同利。此击圆之道也。"（《十问》）在论述如何击"强众"之敌时，他又说："击此者，告之不敢，示之下能，坐拙而待之，以骄其意，以情其志，使敌弗识，困击其不□，攻其不御，压其胎（借为怠），攻其疑。彼既贵既武，三军徙舍，前后不相睹，故中而击之，若有徒与。此击强众之道也。"（同上）从这些论述中可见，诱使敌人分散，松懈敌人斗志，乘其不备而击之，孙膑对此术是深有研究的。为了麻痹敌人的思想，孙膑更想出了许多方法。在回答如何对付强固的敌人时，孙膑说："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战败）毋期于得。"用这样的手段使敌人以为我军薄弱，不堪一击，然后"为之微阵（隐匿之阵）以触其侧"，就能取得大胜。对于"众且武"之敌，孙膑认为，应当"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应当"毁卒乱行，以顺其志"（《成王问》），诱使敌人出战。孙膑论述谋诈的目的道："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同上）这就清楚地指明，此种战术的要领，就是千方百计"令敌无备"，然后再攻击围困之。孙膑一再申述："隐匿谋诈，所以钓战也"；"伪遗（丢弃）小亡，所以（惜为饵）敌也。"（《官一》）在两军交战中，可以故意丢盔弃甲，亡失一些牛马物品，伪装出我军狼狈逃遁之状。这样来诱使敌人掠物追逐，进入我军的伏击圈。
桂陵、马陵二大战役，是孙膑运用上述诡诈诱敌战术而取得大胜的具体实践。在桂陵之战中，孙嫔一再对魏军"示之疑"、"示之不知事"。他选择"丁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进击"难攻"的平陵城，使其"当木而大败"；又"遣轻车西驰梁郊"，使敌人感到震怒；再分以少量之卒跟从其后，对敌人"示之寡"。在运用一系列的诡诈方法后，魏将庞涓"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孙膑"弗息"而布置埋伏，"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擒庞涓》）。马陵之战时，孙膑又用"减灶"的办法，造成齐军"士卒亡者过半"的假象。魏将庞涓不知是计，"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追至道狭多阻的马陵，齐军伏兵"万弯俱发"，庞涓智穷自到，"齐困乘胜尽破其军"（《史记》本传）。上述两个战例，说明孙膑的这个战术方法，不仅在理论上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在实践上运用得熟练而巧妙。
（二） 集中兵力击寡
在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多势众。孙武说过："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谋攻篇》）可见兵力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如何打法，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孙膑则进一步明确指出："[积]胜疏，盈胜虚"，"众胜寡"。（《积疏》）这就是说，士卒密集的能胜稀疏的，实力充盈的能胜空虚的，人数众多的能胜寡少的。战争中通常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作战过程中军队众寡的情况，可以巧妙地运用计谋而进行变化。
如果双方军队的人数差不多，我方集中而敌方分散，则众寡的对比就会大不一样。孙武曾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少）矣。"（《虚实篇》）显然，我专敌分而形成我众敌寡的局势，就易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孙膑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战术思想。他论述道："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众寡相[为变]"；"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众故可寡]。"（《积疏》）要使敌之积变为疏，盈变为虚，众变为寡，孙膑认为，必须想方设法分散敌人兵力。他指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锚[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客主人分》）"善者，敌人军□人众，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善者》）在各种场合的战斗中，孙膑经常强调对敌人须"规（聚合）而离之"（《十阵》、《十问》），要"分其众"（《略甲》）。当威王问如何"击均"（攻击势均力敌的敌人）时，孙膑回答的办法是："营（迷惑）而离之，我井卒而击之。"（《威王问》）这里把分离敌人与我军集中兵力攻击其寡少之一部，两个步骤结合起来，构成这一战术的全过程。
（三） 精选锐卒突破
挑选勇士打头阵，冲散敌人的队形，给敌以有力的杀伤，这是自古以来许多军事家常用的战术。孙膑就说："兵非益多也，??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行军篇》）：又说："兵无选锋曰北。"（《地形篇》）他主张士卒必须经过挑选，并要组织一支勇猛的先锋部队，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吴起更具体地指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①；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人可以屠城矣。"（《吴子·图国》）吴起编选锐卒的分类办法未免过于琐碎，不切实际，但他要选取忠勇有力之士，以作内出外人的先锋，这种战术方法是很可取的。武工伐纣时，选出的精锐部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逸周书·克殷解》载：牧野之战时，"武王使尚父（太公吕尚）与伯夫致师（孔晁注：挑战也）。王既誓，以虎贡、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可见，武王先是使吕尚与伯夫率领的勇士挑战，然后再以精锐的虎贡和戎车冲击，因而获得大胜。公元前506 年，吴王阎庐伐楚，也"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吕氏春秋·简选》），他们能够"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墨子·非攻中》）。由于采取这样的措施，使这次证伐势如破竹。
孙膑吸取了前人的战术思想和作战经验，指出军队的组织必须"篡（选）
贤取良"（《行篡》）；强调"兵之胜在于篡（选）卒"；"选卒，乘敌之□，是谓泰（太）武之葆（宝）。"（《篡卒》）这些挑选出的精兵锐卒，应该放在战阵前锋的位置，首先与敌人交锋，才能打开通向胜利的道路。当威王问："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孙膑答道："其阵无锋也。"（《威王问》）可见他也是主张战阵要有"选锋"的。孙膑还认为，挑选出的精兵（"篡卒"）与一般士兵（"众卒"），在战术上应该有明确的分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他说"篡卒力士者，所以绝阵取将也"；"众卒者，所以分功有胜也。"（同上）显然，"篡卒力士"的功能是破敌阵，擒敌将；而"众卒"的功能则是助威呐喊，追击逃敌，巩固胜利的成果。孙膑又论述，当进攻敌人"略甲"之时，在某种情况下，应该"以众卒从之，篡卒因之"（《略甲》）。这里虽然因为竹简残缺，无法知道其具体内容，但是"篡卒"和"众卒"分为两部，它们出击的时间有先有后，担负着不同的作战任务，则是十分清楚的。
① "卒"为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周制百人为卒。但从下文"五"卒而有"三千人" 来看，此"一卒"即为一队，当有数百人。
（四） 在运动中歼敌
春秋以前，一般多进行车对车的阵地战。春秋后期，步兵和骑兵开始发展，运动战逐渐兴起。孙武就提出过"避实而击虚"、"善动敌"、"攻其所必救"等进行运动战的主张。吴起也提出过这样的战术："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然后"设伏投机，其将可取"。他强调："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吴子·科敌》）对于"敌众我寡"的情况，吴起主张"避之于易（平地），邀之于厄"（《吴子·应变》），即把敌人引诱到险狭之地，给予迎头痛击。
孙膑吸取了上述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打击敌人的战术，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他说："隐匿谋诈，所以钓战也"；"伪遗小亡，所以饵敌也。"（《官一》）就是要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出坚固的堡垒，从而打击之。当"我车骑则众，人兵则少，敌人十倍"时，孙嫔认为："击此者，慎避险阻，决而导之，抵诸易"（《十问》），即把敌人引导到对我有利的地形，冉进行决战。当"敌人保山而带阻"，我无法接战时，孙膑主张"击此者，??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施伏设援，击其移庶。"（同上）这是攻其他要害部位，引出敌人去救援，再设伏狙击的办法。孙膑经常强调："善者能使敌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不得息，饥渴不得食"（《善者》）；"远揄之，敌倦以远??"（《策略甲》）；"??使劳，三军之上可使毕失其志。"（《客主人分》）这里有许多竹简残缺不全，但他要调动敌人，使其趋远、劳累、倦病的意思，还是十分明显的。在运动中狙击敌人时，孙膑又主张要打歼灭战、而不要打击溃战。他说："战之道，有多杀人而不得（俘获）将卒者。有得将卒而不得舍（营舍、地盘）者，有得舍而不得将军者，有覆军杀将者。故得其道，则（敌）虽欲出下可得也。"（《月战》）在上述四种战争情况中，前面三种虽然有"多杀人"和"得将卒"等战果，但还没有使其全军覆没，对敌人的打击都比较小，只有最后一种对敌人的打击最为沉重。显然，在孙膑看来，对敌作战"覆军杀将"是最理想的结果，是"得其道"的表现。
这种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术，孙膑不但在理论上阐述得相当细致，而且亲自运用于战争实践。他所指挥的桂陵、马陵二次大战，都是成功的运用这种战术的典范。在桂陵之战中。孙腹攻魏而救赵，使魏将庞涓"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结果，孙膑在魏军匆忙行进中设伏拦击，大破魏军而"擒庞涓"。马陵之战时，孙腹又用诱骗的办法，使庞涓"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在魏军急速追击途中，孙膑于"旁多阻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