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冯骥才（1942～），浙江慈溪人，作家。著有小说《义和拳》、《三寸金莲》，散文集《珍珠鸟》等。
天下任何名城的魅力，首先都来自它独有的建筑美。这些风格独特的建筑，是城市情感与精灵的化身，是一方水土无可替代的人文创造，是它独自历史生活的纪念碑。据此而言，津地者，小洋楼是也。
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一个是传统入口——从三岔口下船，举足就迈入了北方平原那种彼此大同小异的老城文化里；另一个是近代入口——由老龙头车站下车，一过金钢桥，满眼外来建筑，突兀奇异，恍如异国，这便是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了。
大众俗称之为小洋楼。
小洋楼不仅仅是指一座一座舶来的建筑样式，更是对这独特的城市景观的一种总称。
它与老城那边的景观遥遥相对，看上去格格不入，甚至有点势不两立。于是，此地非同寻常的历史就被这种建筑格局鲜明地勾勒出来了。如果你略通一点中国近代史，粗知九个国家曾经在这里争相占地、开辟租界的经过，特别是读过英国人马克里希写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天津租界被围记》，就会明白这小洋楼绝非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延续，其中更没有任何文脉上衍传的必然。小洋楼是一种政治强加，也是一种文化强加。它是中国近代史和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个悲剧果实。
然而，只有文化上的蠢人才会把这苦果摘掉，一扔了事；或者当做一个历史的蒙羞的私生子，弃之便罢。我们可以否定某一历史，却不能因此铲掉这历史的依据。何况作为历史的遗存，它不单是确凿的物证，还有更广泛的价值。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遗产的价值主要是历史价值，又认为历史价值只属于过去。其实历史的价值是一种被认识的价值。而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为了现实与未来。那么历史价值最终是一种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
对于历史遗物，你从历史角度研究它，就会认识到它的历史价值；你从文化角度观察它，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你从审美角度端详它，还会找到它独有的审美价值。
这价值就是财富，历史留下来的财富。
小洋楼中最深厚的价值，还是它的文化价值。从它昔日的社会身份来看，它属于上层社会所拥有。由于小洋楼的地带——租界的权力独立于皇权之外，它便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与**，填满了这里的各种各样曲折而美丽的建筑里。这些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许多都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棋子。不管是事件遗址，还是那些名人宅邸。然而至今我们对它们却是所知甚微。如果谁能叫这些小洋楼开口说话，说不定近代史的一些段落要重新改写。可是如果它们闭口不语，你可以走进这些楼里去用心倾听——
历史建筑所保留的是一种历史空间。由于这空间犹存，历史就变得不容置疑。徜徉其间，历史好像忽然被有血有肉地放大了。过往的生活形态仿佛随时都能被召唤回来。那些在史书中空洞的叙述，到了这里便全都神奇又丰盈地复活。你会从发现到一些独特的细节中，一下子感受到逝去已久的历史人物的某种个性。甚至连昔日的精神也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呢。历史遗物并非历史的遗骸，而作为历史的生命而存在。
事物的文化价值大多是在它成为过去时才表现出来的。事物在成为历史时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了。这因为事物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本身。
比如你仔细观察19世纪末的小洋楼，也就是西方人在天津最早修建的那批房子——比如望海楼教堂、紫竹林教堂、大清邮局等，就会发现，其中不少建筑在风格上具有中西相杂的成分。但这决不表明天津本土对外来文化的主动迎取与接受，而是说明当时（即早期）西方入侵势力的有限。因而使得承建这些房屋的中国人，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审美习惯表现出来。可是到了1900年前后，西方势力急剧加强，这一阶段兴建于租界的房屋，则听命于它们那些唯我独尊的洋主人，一概是各国建筑的原样照搬了。
于是，各个租界的建筑都成了不同占领国的象征。旧中街（今解放路）由于串连式地穿过几个租界，街两旁的建筑便分段呈现出法、英、德等几个国家不同的面貌来。这些建筑就一下子把西方建筑史的不同国家与不同时代的风格琳琅满目地推入津门，这便是天津小洋楼又别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由来。
然而，本世纪20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