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

    何其芳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诗人、评论家。著有诗集《画梦录》，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等。

    我凄凉地回到了我的乡土。

    我说凄凉，因为这个小县城对我冷淡得犹如任何一个陌生地方。若不是靠着一位身在北方的朋友的好心，预先写信告诉他家里收留这个无所依归的还乡人，我准得到旅馆里去咀嚼一夜的茕独。我的家在离县城五十六里的乡下。由于山岭的崎岖险阻，那是一小半天的路程。从前到县城里来寄居的地方，一位孤独的老姨母的几间屋子，已卖给某家公司了，现在正拆毁着那些屋顶，那些墙壁和那些半朽的木门。

    什么时候我也能拆毁掉我那些老旧的颓朽的童年记忆呢，即使并不能重新建筑？

    我已说不清我第一次从乡下进城是在几岁时候了，那是到亲戚家去，途中经过县城。只有高大的城门给我一个深的印象。此外我倒记得清楚在河中搭白木船的情景，暗色的水慢慢流着，母亲和我坐在轿子里，叫人丢几个青铜钱到河水里去，不知是作为镇压还是别的意思，总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忧郁。但这和县城没有关系。

    后来我们到县城里住家去了。我们住在我祖父和一个商人共有的棕厂里。说是棕厂，实际与普通住家人户不同的，不过存放着许多大捆的棕包而已。而我便和那些愚笨的沉默的棕包一块儿生活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并不知道没有温暖，没有欢笑的日子是可以致病的，但我那时已似乎感到心灵上的营养不足了。像一根不见阳光的小草，我是那样阴郁，那样萎靡。

    所以，在别的孩子们的面前，这个县城也许是热闹，阔大而且快乐的，对于我却显得十分阴暗，十分湫隘，没有声音颜色的荒凉。

    当我正神往于那些记忆里的荒凉，黄昏已静静地流泻过来像一条忧郁的河，湮没了这个县城。我蜘蹰在一条街上。在我从船上下来，把行李寄放在我那个朋友的家里后，还没有休息到一小时便又走出来了，不是想买东西，也不是想去拜访人，就简单地为着要看一看这个县城和这些街。我在北方那个大城里，当黄昏，当深夜，往往喜欢独自踟蹰在那些长长的平直的大街上。我觉得它们是大都市的脉搏。我倾听着它们的颤动。我又想像着白昼和夜里走过这些街上的各种不同的人，而且选择出几个特殊的角色来构成一个悲哀的故事，慢慢地我竟很感动于这种虚幻的情节了，我竟觉得自己便是那故事里的一个人物了，于是叹息着世界上为什么充满了不幸和痛苦。于是我的心胸里仿佛充满了对于人类的热爱。

    但现在，我踟蹰在我故乡里的一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仿佛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我的童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个卑微无足道的故事。

    我十五岁时进了县里的初级中学，即是说在四五年乡居生活之后又来到了县城里。那时候我的祖父和父亲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他们总相信这种没有皇帝的时代不久便要过去，而还深深地留在他们记忆里的科举制度不久便要恢复起来，所以他们固执地关闭他们的子弟在家里读着经史，期待着幻想中的太平。所以从私塾到学校在我并不是一件轻易达到的事。然而由于一位长辈亲戚的援助和我自己的坚决，我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

    学校的地址是从前县考时的考棚。一条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的两旁，立着有楼的寄宿舍和教室和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这便是我的新世界。照样的阴暗，湫隘，荒凉。在这几及两百人的人群中我感到的仍是寂寞。

    一月后一个更使人感到寂寞的事件展开在我这个新来者的面前。

    那时学校里已施行新学制了，但学生们的年龄有很大的差异，大概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吧。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三个已是成人的高班次的学生。他们对我倒是亲善的；又因为我还幼小，他们似乎有一点忽视我的存在，商量有些秘密的事情并不都避开我。他们在做着一种活动。在和校外的人联络着攻击那时的校长，并且计议在他免职后拥出某一个人来。于是那位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终于免职了。不过委派来继任的并不是拟定的人而是一个第三者。

    我们县里除了中学还有一个师范学校。两个学校出来的人们彼此倾轧，争斗，敌视得犹如仇敌。这位新校长不幸是从那师范出来的，于是以这种借口，秘密攻击前校长的人们和他的真正拥护者一致联合起来挽留他，而且发动了一个可怕的风潮。

    已记不清是一天的上午还是下午了。新校长和着其他的人一块儿到学校里视事。当他们从那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上走过，走进了校长室所在的后院，两旁宿舍里暴风雨似地拥出了一群武士，嚷着骂着，又狂奔着，一直奔到后院去闹了许久。最后那位可怜的校长交出了校印，在脸上和嘴唇上带着血痕匆匆地逃出校门了。

    我没有去亲自欣赏这幕武剧的顶点。我对于这意外的爆发实在有一点惊惶。

    武土们都大声地嚷着，笑着，追述着刚才的勇敢：他们围着那位该死的校长在那间屋里，而且用哑铃从玻璃窗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