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国电影管理与分级制度阵痛（3）
因此，电影的产业化不应该将流通领域全部产业化，流通发行的全部产业化带来的恶果就是抹杀与剥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电影欣赏权利；让中国文化精神更加后殖民化；让中国本土电影产业道路更加艰难崎岖；让未来中国电影潜在观众越来越少。广电局不是核工业部，不是电子工业部，电影虽然是工业，但它是带有人文教育的文化产业，其产品与锅碗瓢盆不一样，它的镜头语言直刺人的心底，因此，广电局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担负起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光荣使命，并且由于现代媒体的迅速发展与崛起，观众对电影电视的直接接受比任何时代都容易，因此，广电部比文化部，教育部更应该负有直接教育大众，宣传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责任。如果把电影业的发行垄断化，产业化，并且以追求金钱为目的，以好来坞电影为市场阵地，排挤大部分观众，排挤民族文化，这是一种非常不负有责任的表现，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与道德精神文明建设的犯罪，是一种极端的商业主义表现。为此，我们必须遏止电影发行与全国影院的垄断权，电影属于人民的，应该把电影还给人民。
二 公共电影意识
怎样在电影市场与民族文化建设上找到平衡点，那就是需要广电局摆脱“金钱崇拜”的电影意识，在市场里不要忘记大众，并且只有满足绝大多数观众的需要，未来的本土电影的发展才有出路。为了找到市场与大众文化电影教育与欣赏的平衡点，我们必须塑造当代中国电影公共意识，并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政策与具体的实践操作，建构起一个中国亿万观众热爱是电影公共空间。。
首先，电影公共意识的理论阐释。哈贝玛斯认为广义的“公众”指的是话语的共识过程，人们彼此沟通、解释、商讨、争论，从而形成某种舆论或反对意见。“‘公众领域’首先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能够形成类似舆论的意见。公众领域是对一切公民敞开的。私人性质的个体们每次聚集成公众群体交谈讨论,都形成公众领域的一部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象做生意谈业务那样，只关乎私人的事情，也不象宪政体成员那样，只服从国家官僚体制的制约。公民们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讨论有关公众利益的事情，就是行使公众群体之事”〔哈贝玛斯《大众领域》，1974年德国版〕。我们所说的公共、意识不象哈贝玛斯那样单单强调公众领域的交际形式和体制 (集会组团、出版言论自由等等)，而是更强调普通人的共同生存经验。电影公共意识包含着电影精神的公共观念与电影服务的公众观念。这里的电影的公共意识不仅仅是指电影主题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