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同伴害怕登高，一个劲地说走错了路；不久，地方越来越窄，同伴更加以为走错了；与同伴们的畏难情绪相对照，徐霞客却越走越振奋；随即越登越高，前路漫漫，似乎没有尽头，再加之烈日炎炎，连一向不畏艰险的徐霞客也感到劳累疲倦了；坚持着走到岭头，以为到了最高峰，殊不知更有高峰在前头，而且高过一半!咬紧牙关，沿着山岭曲折地行走，不久却柳暗花明，见到一片平坦开阔、绿水荡漾的田地，就像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一样，流连忘返，不再想到自己是在万峰顶上。从推测“有奇境”到克服困难寻找“奇境”、从振奋昂扬到劳累困倦、从误以为已在绝顶到不意中得到佳境，读者与徐霞客一起经历了一段平凡而又颇具戏剧色彩的旅程。
又有一天，徐霞客在广西薪宁州（今扶绥县）境内打听犀牛岩，“麒麟村人指犀牛洞在北山东峰之上，相去只里许耳。至其下，不得路。闻岩下伐木声，披荆攀棘，呼之不应，觅之不见得，遂复出大路旁。时已过午，虽与舟人期抵午返舟，即舟去腹枵，亦俱不顾，冀得一岩。而询之途人，竟无知者。以为尚在山北，乃盘山东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峰］。二里，见有歧北转，且有烧痕焉。初，麒麟村人云： ‘抵山下烧痕处，即登岩道。’余以为此必是矣，竭蹶前趋，遂北入山夹。其夹两旁峰攒崖叠，中道平直，有车路焉。循之里余，见路旁有停车四五辆，有数牛散牧于麓，有数人分樵于崖。遍叩之，俱不知有岩者。盖其皆远村，且牧且樵，以车为载者。过此，车路渐堙。又入一里，夹转而东，四眺重崖，皆悬绝无径。而西崖尤为峻峭。方徘徊问，有负竹而出深丛者，遥呼问之，彼摇手曰：‘误矣！’问：‘岩何在?’曰：‘可随我出。’从之出，至前停车处，细叩之，其人亦茫然不知，第以为此巾路绝，故呼余出耳。余乃舍而复人，抵其北，复抵其东，共二里，夹环为坞，中平如砥，而四面崖回嶂截，深丛密翳，径道遂穷。然其中又有停车散牛而樵者，其不知与前无异也。余从莽棘中出没搜径，终不可得，始怅然出夹。余观此夹，外入既深，中蟠亦邃，上有飞岩，旁无余径，亦一胜境。其东向逾脊而过，度即舟行所过。东岸有洞累累者，第崖悬路塞，无从着足。然其肺腑未穷，而枝干已抉，亦无负一番跋履也。共五里，仍西南至麒麟村北大路旁，前望隔垅有烧痕一围，亟趋，见痕问有微径，直趋前所觅伐木声处，第石环丛隔，一时莫得耳，余以为此必无疑矣。其时已下午，虽腹中馁甚，念此岩必不可失，益鼓勇直前，攀危崖，历丛。然崖之悬处，俱有支石为梯；茅之深处，俱有践痕覆地，并无疑左道矣。乃愈上愈远，西望南垂横脊，攒石森森，已出其上；东望南突回峰，孤崖兀兀，将并其巅；独一径北跻。二里，越高峰之顶，以为此岩当从顶上行，不意路复逾顶北下，更下瞰北坞，即前误人夹中所云‘重崖悬处’也。既深入其奥，又高越其巅，余之寻岩亦不遗余力矣。然径路愈微，西下岭坳，遂成茅洼棘峡，翳不可行。犹攀坠久之，仍不得路。复一里，仍旧路南逾高顶。又二里，下至烧痕间，见石隙间复有一路望东峡上，其迳正造孤崖兀兀之下，始与麒麟人所指若合符节。乃知径当咫尺，而迂历自迷。三误三返而终得之”。这一段叙述寻找犀牛岩的经过，三误三返，终于如愿以偿。徐霞客按照当地居民的指点，走到北山脚下，找不到路只好回到大路；时过中午，他不顾误船，也不顾饥饿，又往北面走入山间峡谷之中，问遍所有樵夫，仍不知洞在何处，正在徘徊犹豫时被一位好心的樵夫带出重崖；当得知这位樵夫并不知道犀牛岩时，徐霞客往山北、复又往东走入深树丛林之中，直到道路断绝，丛莽荆棘中反复搜寻，仍无消息，只好再次怅然而出；回到麟麒村北的大路旁，看见前方有一圈烧火的痕迹，急忙前去，见烧痕间有一条小路，正与村民的指点相符合，徐霞客此时虽然饥饿已极，仍鼓足勇气一往直前，又几经攀援登越，终于达到了目的。当游遍“犀牛岩”及崖下之洞后，徐霞客感叹：“洞天福地，舍此其谁?余披循深密，静若太古，杳然忘世。”（499页）在这里，犀牛岩风景怎样似乎已不太重要，徐霞客能不能找到该洞成了读者关注的焦点。读了前面“三误三返”的文字而终于“得之”之后。读者才与徐霞客一起松了一口气。这“三误三返”的经过本身充满了悬念，使平淡枯燥甚至令人懊恼的经历具有了戏剧色彩，同时也反衬了犀牛岩的审美价值，读者对这“来之不易”的“洞天福地”当倍加留意和珍惜。事实上，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就有这样的心理：开始不断为作者的穷途末路担忧；然后为作者的“终得之”而庆幸；最后随着作者的笔欣赏夕阳下的犀牛岩时，则似乎与作者一样，有着艰难过后的疲惫、轻松与欣喜。《徐霞客游记》中类似这样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的描写有很多，它们不仅如实地反映了徐霞客旅游过程中百折不挠的意志，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美学效果，大大增加了游记文字的戏剧效果，不可等闲视为赘笔。
在《徐霞客游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前后有矛盾之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文对前文有补充和修正，典型的例子如静闻去世的时间，崇祯十年十月初八的日记中记载，徐霞客在广西太平府（今崇左县）听一位从南宁崇善寺来的僧人说，静闻死于九月二十八日；同年十二月初十的日记记载，徐霞客回到崇善寺，才知道静闻其实死于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说离他俩分别只一天时间。再如，前引“曲靖府受惊”的故事中，徐霞客对习嚣一对夫妇的看法，开始是怀疑，然后是感激，并对自己先前的怀疑感到愧疚、自责。这样，正在经历时蒙在鼓里，而追忆时则已了解真相；了解真相之后，对当时的认识和看法就会有所修正和补充。
第二，以“我”的眼光来裁剪景物、品评人物和事件，使所写之景和所述之事都带有“我”的主观色彩，这缩短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容易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但有时也难免带有一些偏见。
景中之“我”。王国维曾将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类，简单地说，“有我之境”是指作者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观察外物，并将这种感情投射到外物上去；“无我之境”则是指作者以冷静理智的态度观察外物，外物以其本来面目呈现，作者为外物吸引达到物我一体的忘我境界。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任何艺术作品要达到完全的“无我”是不可能的，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会打下作者思想情感的痕迹。《徐霞客游记》以第一人称写景、叙事、议论，而且是严格的记实文字，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徐霞客亲切的身影和声音，如果参照王国维对诗词艺术的划分标准，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有我之境”。
山青水碧，草绿花红，这些自然景物会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感受。徐霞客从小酷嗜山水烟霞，对大自然有一份执著的爱，亦即美国学者亨利施瓦茨所说的“自然之爱”。这种“自然之爱”贯穿在整部《徐霞客游记》之中，无论花开花落还是晨风夕阳，无论崇山峻岭还是溪流洞壑，无不染上了徐霞客强烈的感情。《徐霞客游记》开篇即是：“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在明媚春光之中，徐霞客愉快地踏上旅途，在他眼中，山水风光无不喜气洋洋，这是典型的“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一别具特色的开篇为整部《徐霞客游记》定下基调，美景与深情相结合成为《徐霞客游记》一大特色，前引在莲花峰顶兴奋得“狂叫欲舞”及在浙江金星峰顶上“与太虚同游”等情形都是典型，再如：
一路由石隙而入，复有二石峰对峙。路宛转峰罅，下瞰绝涧诸峰，在铁船峰两旁，俱从涧底矗耸直上，离立咫尺，争雄竞秀，而层烟叠翠，澄映四外。其下喷雪奔雷，腾空震荡，耳目为之狂喜。——《游庐山日记》，32页
余晚停杖雪花洞，有书生鲍姓者引至横突石上，俯瞰旁瞩，心目俱动。忽幽风度隙，兰气袭人，奚啻两翅欲飞，更觅通体换骨矣，安得百丈青丝悬辘轳而垂下也!——《粤西游日记四》，632页
五里之云梯杳蔼(自大寺来，约有五里），千秋之鹤影纵横，非有栖霞餐液之缘，谁得而至哉!时已过午，中有云寮，绾钥已久，灶无宿火，囊乏黄粱，无从扫叶煮泉，惟是倚筇卧石，随枕上之自寐自醒，看下界之云来云去。——《粤西游日记二》，447页
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狮林，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携之上；既下，则寺前桃揖缤纷，前之杏色愈浅而繁，后之桃靥更新而艳，五日之间，芳菲乃尔。睹春色之来天地，益感浮云之变古今也。——《滇游日记六》，923页
引文一是在庐山石门见诸峰竞秀云烟缭绕而耳目狂喜；引文二是在广西会仙山雪花洞因幽风兰气而两翅欲飞；引文三是在广西会仙岩上卧竹石观云飞而感栖霞之缘；引文四是在云南息檀寺睹桃杏争春而叹古今沧桑，都是因景生情，情在景中。
徐霞客曾说：“得趣故在山水中，岂必刻迹而求乎？”他以酷爱自然之心，寓目成景；尤其与众不同的是，纵使身处困境，同样可以超然地陶醉于景。在浙江衢县境内，因风向不利而舟行迟滞，晚上泊舟于名不见经传的杨村，徐霞客非但不懊恼，反而能悠哉游哉地欣赏江边的夜景：“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尽，一身与村树人烟俱溶，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这里，不只是景物中有“我”，而且是“我”与景物融合为一了。《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了许多“误走”的故事，徐霞客经常为了某一景点，往返寻觅，如前所述，有时“三误三返”甚至“四误四返”，他却从未懊恼，反而为无意中得到“胜境”而庆幸。更有甚者，在“逃命”的紧急时刻仍留意风景，他在云南曲靖府东山为了躲避强盗，慌乱中错顾不定，在“石瓣中宛转取道”，仍注意到“其石质幻而色异，片片皆英山绝品”，并为“风鹤惊心，不能狎憩而徐赏之”而深感遗憾。而对一些杀风景的人和事，徐霞客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如在云南永昌府（今保山市）卧佛寺，看到殿中有几个儒生和妓女、僧人一起喝酒，他只好怏怏离开，晚上睡在寺中，月白风清，但想到洞中有猥亵的浪子，寺中无正派的僧人，犹觉败兴，“恹恹而卧”。
事中之“我”。在《徐霞客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徐霞客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大小各类事件，它们将读者直接引入“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从中可以看到另一个充满世俗情感的徐霞客。
湘江遇劫时，船中人皆入水逃命，只有静闻一人冒死救下一些衣物，都被同船的石瑶庭和艾行可的仆人认去，静闻问了一句：“都是你们的东西吗？”石瑶庭即大声斥骂静闻，并污蔑静闻引盗入船，而且想贪污他的箱子。对石瑶庭的无耻，徐霞客愤慨不已：“不知静闻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护此箧，以待主者，彼不为德，而反诟之。盗犹怜僧，彼更胜盗哉矣，人之无良如此!”徐霞客与静闻生死不渝的友情可谓千古绝唱，可是，在徐霞客笔下，这位慈悲善良意志坚强的朋友却并非总是那么可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总是融洽和谐。湘江遇劫之后，静闻主动请求留在衡阳筹措旅资，却“久留而不亟于从事”，徐霞客忍不住对他“征色发声”；离开衡阳时，他们为了与朋友刘明宇见面，在泥泞黏滑的田埂上赶路，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忍不住互相埋怨责骂；静闻病重不能行走，徐霞客为他重金觅得轿夫相送，轿夫欺负静闻本分老实，不仅以牛车代轿，还将静闻的行囊被褥骗去，徐霞客不禁怒其无能：“静闻虽病何愚至此。”这些细节不仅真实地刻画出了静闻老实厚道得近乎木讷、愚蠢的个性，也真实地表现了徐霞客“凡俗”的一面。
更为典型的是关于“家书”的记载：“先是俞禹锡有仆还乡，请为余带家报。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书辞之。至是晚间不眠，仍作一书，拟明日寄之。”这段日记写于崇祯十二年七月初一至初三日，这时徐霞客离家已将近三年。据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徐霞客准备西行时曾对家人说：“譬如吾已死，幸无以家累相牵矣。”湘江遇盗之后，有朋友劝他返乡，他回答：“吾荷一锸来，何处不可埋吾骨也。”其悲壮和决绝几与易水岸边的荆轲相类似。可是，当他远离故乡和亲人、饱尝旅游的苦乐之后，“家”的分量是如此沉重，以至于为“是否要写家书”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费尽周折。他理智地想，自己在外漂泊已久，也许家人认为自己早已不在人世，如果收到书信反而会为自己的安危担忧，于是决定不写。可是，故乡亲人之思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数天之后犹为此辗转难眠，终于还是写了家书。此前在云南鸡足山兰陀寺，僧人弘辨、安仁托顾行转告，第二天是除夕，希望徐霞客早点回悉檀寺，不要让他们牵挂悬望，徐霞客说，“余闻之，为凄然者久之”，这里的“凄然”与“不眠”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感流露。由于是第一人称叙述，“余念”、“余闻之”等很自然地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直接接触到了作者的细致、复杂的内心活动，因而很容易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不过，既然是“我”的视角，表达的是“我”的感觉和判断，有时就难免带有主观偏见。如，徐霞客记载广西风俗说：“正月初五起，十五止，男妇答歌， ‘打跋’或曰‘打卜’，举国若狂，亦淫俗也。”视男女对歌为“淫俗”很明显是一种拘于传统礼教的偏见；再如，《徐霞客游记》中有许多关于农民武装的记载，其中有一些有严明的纪律，并不扰民，徐霞客则一概视为“盗”、“贼”、“流寇”、“流贼”，也典型地反映了其封建正统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