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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3)

    落地,也不一定就是抵达。

    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能拎起就走。如果在异地,发现化妆水用完了,不过就近找一家屈臣氏:都是买熟牌子。

    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像上班、穿高跟鞋、有自己的宝宝,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不知为什么在我记忆里很空寂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儿,才是高中生,没有手机也没有Call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看车票价格,只要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后来居然也顺利回来了;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会务组安排了卧铺,我却宁肯退了票,自己跑去买了机票。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渐渐拉开了距离。

    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不妥,大部分不过是为了工作。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

    十二月,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包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的,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好多话……”

    八月,我不幸遇到袭击全南中国的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得几乎要与邻座恋爱——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封锁应即为交通管制意),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到几乎要男婚女嫁了。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吗?——读太多书是不行的,我对自己笑笑,却还是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名片。

    四月,凌晨两点,我在陌生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支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光明灿烂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鸡鸣,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小城的一分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三十之后就可以安心地、理直气壮的发胖,家兔一样温驯地卧着。

    异乡不过是异乡,但故乡呢?有一次家人告诉我,武昌火车站在维修,他们热心地建议我下车后去搭公共汽车。我在迷宫似的站牌间迅速迷路,一个个地名都陌生得耐人寻味。我居然气短得不敢问人……就这样,很正常地坐错了车,绕武汉一大圈才回到家。我把包放在膝盖上,闲闲地,以观光客的心情,浏览了这座新鲜的城。——这不是我的家吗?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昨日梦影了。

    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好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地启程,一次次地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是终点。

    有一年,我脚背上生起一颗小小的黑痣。我恐慌无比,待它不再长大,我排除了皮肤癌的可能性,松了一口气,就想到:驿马痣,代表一生的奔波。

    我不敢说我已经读过万卷书,或者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宜缓缓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

    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努力让自己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