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肥料等成本费25％，剩余75％由农民、地主各得一半，即37．5％。换言之，即地主收取地租，最多不能超过租地全年出产物的37．5％。原约地租超过37．5％者减至37．5％，不及者不得增加。这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地租负担。
第二，确定耕地租期，巩固佃权。1951年6月，台湾当局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规定：废除租地押金制和预收地租制，租约必须以书面签订，租期不得短于6年，对不到6年而地主撤佃的情况作了种种限制。该法案颁布后，佃农只要与地主签订租约，即可取得至少6年的土地支配权，在此期间，只要每年交纳总产量的37．5％地租，产量增加租额也不变。因此，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遂热心于加强田间管理和短期水利建设，保护了佃农利益。
第三，灾歉之年地租减免。因灾害等原因造成农作物歉收时，承租人可以请求乡镇公所耕地租佃委员会查勘歉收情况，认定减租办法。地方发生普遍耕地因灾歉收获量不及三成者，应予免租。
对"三七五减租"台湾当局十分重视。陈诚强调："民意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县市长是否系革命的县市长，皆以其对三七五减租的态度为一大测验。"各县市也设立"三七五减租"委员会。到1949年7月，"三七五减租"基本实施完毕。
第二步："公地改领"。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和日本移民占有大量土地，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这些土地，名曰"公地"。1948年4月，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工作要点》，划出所接收土地中的零星部分，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出售。这种小规模的试办公地改领，因次年推行"三七五减租"而暂时中止。1951年6月，台湾"行政院"核定"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开始以贷款方式向农民大规模实施公地改领。实施办法是以放领土地的作物全年总产量的两倍半为地价，按承租耕地的现耕农、雇农，耕地不足的佃农、半自耕农等顺序承领土地，承领者分10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所有者，承领土地按质量分为三等，按承领人的家庭人口和耕作能力酌定承领面积。
公地改领从1951年初至1976年分26年内分数期办理，共放领地13．9万公顷，占全部公地的76％，平均每户承领0．49公顷。公地放领的实施，将"国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农民所有，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增强了农业生产基础。因为，承领公地的价款负担较"三七五减租"轻，农民可从中获益，而放领公地的地价收入，则主要用作扶植自耕农基金和发展农业生产基金，以改良水利设施和增加农业贷款。
第三步："耕者有其田"。
为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1952年7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召开第371次会议，确定下一阶段的土改中心为实施"耕者有其田"，并提出三条基本原则：采取温和手段；在不增加农民负担基础上使其获得土地，兼顾地主利益；地主所获地价由政府引导转向工业。11月12日，陈诚主持的"行政院"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但在送交"立法院"审议时，遭到"立法院"内保守势力的阻遏，陈诚坚持己见，并得到蒋介石的支持。1953年1月26日，蒋介石下令颁布《耕者有其田条例》，并规定自1953年5月1日起实施。
此条例内容是：台湾土地分为26个等级，第1等级为最肥沃的土地，依次类推，第26等为最贫瘠的土地。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中等水田3甲，计43．5亩，或中等旱田6甲，计87亩。如保留上等肥田，则限额酌情下压。凡超过限额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征购后转售给无地或少地农民。"政府"卖给农民的价格为耕地全年收获总量的两倍半，购地农民分10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的主人。
"政府"也分10年向地主偿付地价，支付方法是采取债券和股票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刀％为土地债券，由台湾土地银行发放，按农作物如稻谷、甘薯等计值，年利率4％，本利合计分10年均等清偿。另外30％为股票，"政府"在征购地主土地的同时颂布了"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将一些原由官办的企业卖给私人，其中水泥、纸业、工矿、农林四大官营公司转移民营，这样就直接迫使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到1953年底，台湾当局已征购地主土地139300多公顷，占全部出租耕地的56％；被征购土地的地主计106049户，占地主总户数的59．3％；承领农户计194823户，占佃农总户数的64％。虽然"公地放领"和地主自行出售土地沿续到了70年代，但从总体上看，以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为起点，到1953年底，以"耕者有其田"为基本内容的"土地改革"已大体完成。
台湾的"土地改革"通过层层递进的"三部曲"，对台湾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土改使台湾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1949年台湾总农户中，自耕农占36％，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39％；到196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自耕农占64％，半自耕农占21％，佃农则下降为15％。而地主也产生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自耕农，另一部分转人工商领域，实力得到发展后摇身一变又成为工业巨子。如号称台湾"四大豪主"的辜振甫、林犹龙、林伯寿、陈启清，就控制了台湾水泥。纸业、工矿、农林等四大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土改使大批农民获得土地，自耕农经济成为台湾农业经济的主体，取代了原来占统治地位的租伯经济。传统的地主佃农关系，已被经济业务往来关系所替代。
随着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其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一些较富裕的自耕农担任了乡村政权中的领导职务。到50年代后期，乡镇代表只有23％是地主，69％都是自耕农，7％是工商业者。土改基本摧毁了台湾农村的封建租佃关系，从而建立了新的农村政治结构。
其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三七五减租"实施以后，一方面地租减少了，另一方面地价猛跌，使佃农购买土地的费用减少，增加了佃农转为自耕农的机会。"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而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民愿意增加劳动投人和财力投资，以便在现有耕地面积下追求产量的极大值。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原料，开拓了市场，准备了劳动力。正如台湾学者所指出，没有农业的发展，便没有工业的进步；没有"土改"，则没有农业的发展。因此，"土改"对台湾经济起飞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但是，台湾的"土改"也有它不尽完善之处。
首先，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保护。在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关键性的步骤中允许地主保留水田3甲，旱田6甲。而当时台湾农户平均的经营面积只有1.18公顷。在实行"公地放领"时，明文规定承领公地的佃农每户不得超过1甲。结果受领农户平均每户才0．49公顷。另外，很多从大陆迁台的官僚贵族，凭借随身携带去的金钱，也承揽了不少土地。地主即使得到一定限制，但仍然过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生活。在政治上，地主原来在村中称王称霸，加之其文化程度、经济实力、交际能力、社会影响等许多方面比农民占有更多的优势。土改虽打击了部分地主，但并未触动地主根本的政治权利。农村中农会、水利会等农村各级基层组织，仍多由地主豪门把持垄断。
其次，土改实际上是以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为了确保"耕者有其田"的成果，台湾当局严格执行私人拥有耕地的限额，并极力限制雇人佃耕，这固然防止了土地兼并现象的重演，但随着农民土地的世袭和分家增户，土地越割越细，单位农户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这就严重影响了农业机械化和实施大型水利建设。从长远看，不利于台湾现代化大农业的实现。
台湾的"土地改革"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成功地使台湾农业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并带动了台湾工业经济的恢复。正如台湾当局所称，这种"温和的土改"是一次"合理的、不流血的革命。"蒋介石也认为，这种土改方法"使经过"土改"后的地主，能同时参与国家的工业建设。"
总之，台湾"土改"虽是国民党政权乱中求稳的权宜之计，但也不失为蒋介石的明智之举。
□ 作者：何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