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总结自己失败和中国**胜利时，起码有一点共识，即"土地改革"。所以到台湾后，国民党当局"痛定思痛"，进行"土改"。先是"三七五减租"，又是"公地改领"，再者"耕者有其田"。这种"土改"是不彻底的，但对台湾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展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1．乱中求稳之首计
中国以农立国，8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从古至今，无数的农民都曾为获得土地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要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获得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拥护。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许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其中有三个方案最具代表性：一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二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方案；三是中国**的土地纲领。这三个方案恰好代表了三个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政治主张。
《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农民土地纲领。它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农民平分土地为核心，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这一主张集中表达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与美好愿望，对鼓舞农民斗争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采用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土地，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平分一切社会财富，废除私有制，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土地纲领。它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主张土地国有化，其最大的特点是，与农民的土地纲领相比较，不是采取土地农有政策，而是土地国有。具体办法是：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后，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保有照价收买的权利，以防止地主故意少报地价；以后土地增价部分则全部归国家所有。土地涨价归公就是孙中山讲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敢彻底废除封建剥削，更不敢发动农民，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平均地权的实施必须采取"温和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农人革命"。其结果也正如**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但是，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能够将土地问题同发展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显而易见，比《天朝田亩制度》有高明之处。特别是在孙中山的晚年，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国**人的帮助下，他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即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非常遗憾，还没来得及实行，孙中山就与世长辞了。
中国**的土地纲领，则是从实际出发，真正为广大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的正确纲领。中国**土地纲领的总目标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具体做法是：
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土地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由于中国**的土地纲领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为**战胜蒋介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蒋介石兵败逃台以后，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措施，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事实上，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要想在台湾站稳脚跟，当务之急也是着手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因为，在台湾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日本在台贯彻"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以土地重新登记、调查、丈量、收买为借口，以土地所有权申报为手段，把大量历代汉族和高山族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没收为官有。在他们的巧取豪夺下，全台68．5％的耕地、山林归殖民政府、日本财阀及少数人占有，其中耕地面积的20．4％被日本财阀和私人占有，森林面积的97％以上为殖民地政府占有。这对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台湾来说，广大农民被"竭泽而渔"，台湾地主的剥削强度和农村阶级对立的尖税程度，比大陆诸省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5年台湾光复后，日本殖民者退出台湾，但其土地占有关系却无多少改观，土地越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台湾地主对农民层层盘剥，方式五花八门，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高地租，据1949年"台湾省政纪要"记载，台湾的地租额一般都在业六佃四的水准，甚至达到业七佃三。二是实行"铁租"，即不问丰欠旱涝、收成好坏，佃户必须向地主交纳不少于丰年总收获量的60％的地租。三是押租制，即预收一至二年的全部地租。四是副产物租，即地主在地租之外，还要平白无故地分享甚至全部霸占农民饲养家禽和种植果木的收人，尽管这些收人并非产自地主的出租地。
在这种深重的压迫之下，台湾农民饥寒交迫，哀声遍野，有的地区已爆发抗租抗息的自发运动。对此，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指出："租佃双方矛盾无法调融，造成农村社会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的"渗透工作，即多从此等空隙入手"，如"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而今"农村不安现象，已极显著"，"因此之故，台湾必须实行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鉴于形势的严峻，蒋介石一到台湾便宣称："我们要为坚持。实现三民主义而战，满清革命时期，我们乃是以民族主义为重心；在军阀革命时期，则是以民权主义为其重心；在今日对共匪勘乱复兴的国民革命时期，乃是以民生主义为重心的革命"。而实施民生主义的起点，便是开展"土地改革"。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都未实行"士地改革"，为何一到台湾便大刀阔斧地进行？除了他所谓的解决民生主义和蒋家小王朝的生计问题外，其"土地改革"的可行性也大大增加。
因为，这时台湾当局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已不同于大陆时期，在大陆时，地主阶级是国民党的依靠力量，国民党内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多与农村中的封建地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他们本人就拥有大批地产。1930年国民党曾颁布了《土地法》，规定要实行"耕者有其四"和"平均地权"，但是刚一实行就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他们纷纷到蒋介石面前托关系求情，"耕者有其田"根本行不通。而在台湾，国民党当权者与当地地主并无丝毫瓜葛，正如国民党的叛逆者孙家麟所说：
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毫无顾忌地认真推行。
假如当时百甲以上的大地主，有三五个是属于皇亲贵戚之流，我想台湾的土地工作，能否顺利推行成功，恐怕连陈诚先生也不敢作肯定的答复。
同时，实施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当局而言又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既可以施恩于民，巩固统治基础，又可以削弱台湾地主的经济地位，间接打击"**"分子和台湾地方势力。
加之，国民党退台后，实权人物陈诚、蒋经国等又都是土地改革的坚定支持者。陈诚早年曾在江西、湖北等地积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因种种原因而未奏效。蒋经国早年曾在苏联任集体农庄的苏维埃主席，对解决土地问题有较深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在赣南时，他颂布了《新赣南土地政策》，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由于国民党极右势力的阻挠和蒋介石的反对，其土改政策也付之东流。到台湾后，陈诚、蒋经国更加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力促进行土改。
2．"土改"三部曲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分三步进行的：
第一步："三七五减租"。
1949年3月1日，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开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他警告大地主："仅顾及本身利益而剥削农民，将来会自食其果"。4月23日，陈诚公布"台湾私有土地租用办法"及实施细则，由此揭开了台湾土改的序幕，并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
"三七五减租"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限定耕地租额。扣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