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溪口见蒋，乃乘车去上海找汤恩伯，可一到上海他便失去了自由。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陈仪被押到台湾，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心灰意冷，对任何人不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老僧入定。汤恩伯不时派人携带日用品前去探望，希望陈仪安心颐养天年。
哪知，1950年6月，蒋介石落脚刚稳，便下令审判陈仪。汤恩伯闻讯急往台南求见蒋介石，侍从传话出来，蒋介石已去台中，等杀死陈仪之后才能接见。汤恩伯号陶大哭，四处求人营救，他先拜托在上海的患难之友谷正纲、雷震、方治和原上海市长陈良转求。雷震说，老头子是杀人立威；谷正纲认为蒋介石要用陈头镇压人民，他是死定了。汤恩伯又请毛人风求蒋介石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人风事后答复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当时任参谋次长的林蔚，是蒋介石的亲信，与陈仪、汤恩伯交情亦深，林蔚在老蒋面前全力救陈，也遭蒋的拒绝。
1950年6月18日早晨，电台和报纸宣布枪毙陈仪。大家闻讯纷纷赶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叮刑场。马场叮，自国民党政权迁台以来，就变成了南京城的雨花台，是当局枪决囚犯的刑场。尽管这里枪声不断，但却从没有拥过来如此之多的看热闹的民众。据统计，有2万多人前来围观，围观群众又可分为两部分人，一是台湾仇恨陈仪的人，因"二二八"起义发生在陈仪主台时期，这些人将屠杀台湾同胞的账算在了陈仪头上。有的人还带来了鞭炮，准备陈仪行刑后燃放庆贺。二是同情陈仪的人，他们认为陈仪是难得的"廉吏好人"，做了一辈子大官，一生无儿无女也无身外财产，操守廉洁又敢于仗义执言。密麻麻的人群从早守候到晚，最终也没见陈仪出现。
其实，所有来马场叮来观看行刑的人都上当了！陈仪早于19日凌晨1时就被押赴别的刑场枪决了。
陈仪被处死以后，蒋介石才召见汤恩伯。汤恩伯垂泪无言，蒋介石似余恨未消，斥责汤说："你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许立牌位祭奠！"汤恩伯原在家中为陈设立灵堂，祭奠尽孝，受到蒋的训斥后不敢不从，只得含泪忍悲焚牌除灵。可怜陈仪饮恨而死，死后也无人敢为之一洒同情之泪。
陈仪一死，汤恩伯在台湾军政界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而蒋介石念其还算忠诚，赏给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汤从此落落寡欢，情绪忧郁，加之本来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病，病情日益加重，1959年他去日本动手术，竟死于手术台上。溃疡本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有人怀疑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为汤恩伯系抗日将领，日本人可能记恨于汤，趁此报复。据手术时的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过，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医用力揿住，直至力竭而死！"
50年代初期，台湾军警和特务以"触犯刑律"为名，任意逮捕进步人士和无辜的工农大众及知识分子。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的同学，竟也被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了监狱。还有一人因家有马克·吐温著的《汤姆历险记》一书，愚蠢的特务将此书视为"红书"，而连人带书一块扣押。待查清事实后，还将此人关了一段时间，以作"参考资料"。这位被押者以后谈及事情的过程还心有余悸，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可以随时枪毙人。"
2．主子的虚伪和奴才的卑鄙
台湾特务以抓人办案作为邀功领赏的手段，恨不能台湾人人都犯法，以此抬高他们的身价。由于"犯人"太多，监狱和看守所常常人满为患，因此，当局不得不赶紧修建一座座新的"现代化"的看守所。为了更方便解决"犯人"，台湾"司法行政部"拨款250万元，在台北监狱建造了一座瓦斯行刑场。另据国际赦免协会报道，在台湾，被国民党以政治犯罪名投人监狱者约达8000人。为了"杀鸡儆猴"、"制变平乱"，他们动不动就对"囚犯"处以极刑。有一个台湾法官在宣判时公然说："你要叛乱，我就要乱判！"
特务军警在台湾民众前面是太上皇，在美国人面前就成了奴才。由于有"美军在台地位协定'作护身符，美国兵在台湾的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对此，当局总是千方百计为之开脱罪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的犯法者往往逍遥法外。有时迫于民众舆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做做样子，将刑罚减轻到最低点。如1972年台中市美国兵普兹强奸、杀害吧女案等，都是敷衍塞责、装模作样地"了结"的。至于美国人在路上驾车横冲直撞、打架斗欧等事，更是习已为常。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还实行大汉族政策，歧视和压迫高山族同胞。高山族原为台湾土著居民，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东、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屏东、花莲等12个县的30个山地乡，25个平地乡和离台岛49海里的兰屿岛，人口约占台湾省人口的3％。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统治，他们对高山族严格控制。把高山族居住区划分为"山地管制区、山地游览区和山地开放区"三类。平地人要进入山地管理区，必须申报理由，领到入山证，方可进入。到山地旅游区，也必须领到游览证才放行。只有山地开放区才可允许自由进入。高山族大多居住在山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加之当局的苛捐杂税、兵役劳役不断，许多人因无法生存下去而拥向城市，成为城市流民。在城市往往又受"流动人口登记办法"的限制，而永无宁日。对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这种反动民族政策，一家报纸指责说："当局所采取的山地政策，竟同日占时期如出一辙"。
蒋介石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引起人民的日益不满，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抗捐税接连不断。1957年5月24日，台湾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大示威，台北市3万多示威群众，愤怒地捣毁了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和"新闻处"。据报道，1974年以来，台湾农民的各种抗捐抗税斗争多达百起。台湾青年十分痛恨特务统治，纷纷逃避和拒服兵役。有的公开宣称自己是"愤怒的一代"、"反抗的一代。"同时，以"民主自由"自诩的美国人对蒋介石的这种高压政策也多有指责。
为了讨好美国人，争取更大的美援以维持蒋家小朝廷，同时，也为了平息众怒，转移人民不满的视线，避免重蹈引发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覆辙，蒋介石在实行法西斯**的同时，也不妨搞点"民主"作点缀。其表现，一是允许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合法"存在，二是实行"地方自治"。
根据"戒严法"，台湾严厉实行"党禁"，党外禁止组党，借以压制反对力量，但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何以能存在下来？
青年党是由曾琦、李璜等人于1923年在法国巴黎创办的，该党信奉国家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依附于国民党，1946年11月出席了"伪国大"，完全投靠了国民党。民社党的前身为张君劢于1934年创立的民主社会党，信奉国家社会主义，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但因后来参加"伪国大"投靠国民党而被开除出去。
中青党和民社党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后，各自内部矛盾重重，陷人瓦解状态。但蒋对这两个曾为自己出过力，又一同逃台的"小兄弟"也放心不下，在迁台初期，对两党的发展并未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对其进行渗透和分化，造成两党内"有亲国民党与反国民党的派系冲突。"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面临着无党籍政治势力的挑战，才"两害相衡取其轻"，把后期分裂的民、青两党拉上政治舞台。但这时，两党党员人数更少，又无群众基础，在政坛上力量不足，更无法发挥作用，对实际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它们的存在，仅表明了一点，即蒋介石急于表白自己实行的并非"一党**"。
所谓"地方自治"，1949年3月，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成立，并拟定出"台湾省调整行政区域草案"、"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台湾省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和"台湾省县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1950年3月，台湾省政府委员会通过上述四案，并交"行政院"审核，于4-7月先后公布施行，调整行政区域，分期实施选举。
1950年8月-1951年2月，各县在选出议员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市议会，1951年12月1日，又成立了台湾省第一届临时议会，议员任期3年。到1959年6月，改为台湾省第一届省议会。自台湾实施自治后，县市长开始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3年，后改为4年。县市以下乡镇及县辖市区村里长，亦由公民直接选举。
这一"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被台湾当局誉为一大"德政"。台湾的某些人也宣称此举"使得一般民众的民主意识大为提高，"奠定了台湾良好的民治基础。"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下，台湾人民哪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这一切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形式而已。
蒋介石实行的是极权主义，蒋经国继位以后，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冲击下，在台湾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政治稍微松动，蒋经国的作风也稍微开明一些。对此，作家江南列举了以下六点：
——以放逐代替监禁。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项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10至15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反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映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卅年的政治犯。这些人失去自由逾卅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赞。
——放宽出入境限制。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锏，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权利。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心态。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给予宽免。经国当政无复前期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干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中坜事件"后，遂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诩，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王升利用王少康小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察觉，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
但是，江南又认为：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是不过五十与百步之差。……承认与否，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但是，大家当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语），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
江南对蒋氏父子黑暗统治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 作者：何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