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国珍传》载："有张子善者好纵横术，说国珍以师溯江窥江东，北略青、徐、辽海。国珍曰：'吾始志不及此。'谢之去。"④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国珍传》。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载，当方国珍召集诸将佐决去就时，部将丘楠曰："惟智可以决事，惟信可以守国，惟直可以用兵。江左一下姑苏，出兵南向，乘胜而驱，责吾背叛之罪，辞直而师壮，吾谁与为援者，将一败涂地矣"。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② 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上载："方国珍及其弟国珉率所部遇见汤和于军门，得其步卒九千二百人，水军一万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再加上此前方国瑛投降的陆、水师则数量更多。而在至正十四年，方国珍也仅拥有船只一千三百余艘（见《国初群雄事略》卷之九《台州方谷真》），可见，方国珍投降时，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入明后，方国珍还被授予广西行省左丞，其子方礼，方关都在明初得官。
③ 陈友定在元末群雄中，是较为恭顺朝廷的。《明史·陈友定传》曰："友定威震八闽，然事元未尝失臣节。是时张士诚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名为附元，岁漕粟大都辄不至，而友定岁输粟数十万石，海道辽远，至者尝十三四。顺帝嘉之，下诏褒美。""闽有三忠"即指陈友定、柏帖木儿、迭里弥实三人。因此，讨陈可视为讨元战争的一部分。
在北伐战争中，刘基的挚友宋濂起草了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历数了元王朝废坏纲常、毒虐民众，诸将"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凭陵跋扈，遥制朝权"的事实。朱元璋之师北进，便是为了"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即使蒙古、色目人也"同生天地之间"，只要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①这个政治檄文，虽然明显具有大汉族主义的弱点，但以民族革命相号召，比红巾军初期复兴赵宋的旗号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其严分华夷的鲜明色彩，在受儒家影响较深的汉民族心理上更易引起共鸣。在此口号及檄文的感召之下，山东、河南诸州县纷纷降附。②二是灵活正确的军事策略。
征讨张士诚、方国珍及北元的军队与消灭陈友谅的战争有所不同。陈友谅"忿其疆场日蹙"③，因此，空国而来，军队主力比较集中。陈友谅处于攻势，朱元璋处于守势，双方主要采取了大规模决战的形式。但消灭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军队都是主动进攻，因此，军事策略也有明显不同。
对张士诚的进攻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张士诚建都平江，常遇春主张直接进攻平江，采取覆巢逐枭、熏穴去鼠的办法，平江一破，其余诸郡便可不劳而下。但朱元璋否定了这一方案，曰：士诚起盐贩，与张天骐、潘原明等皆强梗之徒，相为手足，士诚苟至穷蹙，天骥辈俱惧毙，必拼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势，而遽攻姑苏，若天琪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难以取胜。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破，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①并且说："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苏而失利，吾不汝贷也。"朱元璋如此坚决的攻取战略，一般认为是采纳了叶兑的建议。但叶兑所说的上计是"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②，与常遇春的军事策略是基本一致的。次计才是"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绝其援兵，绍兴必拔。所攻在苏、杭，所取在绍兴，所谓多方以误之者也。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心腹。"③即两军分别进攻苏、杭，夺取绍兴，而湖州则为次。但是，朱元璋则是先以大军进攻湖州，其后令李文忠率军进攻杭州，湖、杭既下，五太子、朱暹、吕珍、张天骐、李伯升、潘原明等相继降俘之后，才四面筑城围困姑苏。虽然姑苏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但张士诚仍然拼死抵抗，固守十月。因此，如果迳取姑苏，湖、杭援军集结城下，孰胜孰负，尚难预料。而这一正确的攻吴步骤，仅是兼采了叶兑的次计。但据《明史·刘基传》载："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丁卯，大将军徐达等师至淮安，明日遣人往沂州，以书谕王宣父子，使来降。??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大将军书乃遣使纳款。"《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吴元年）十一月已卯，大将军徐达兵至榆行镇，元佥院郦毅、镇抚孙惟注等降。??庚辰，平章韩政师次梁城，元同知枢密院卢斌，佥院程福等率众降。"《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十一月戊子，元沂水将张云翰遣人送款于徐达。"《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十一月甲午，元莒州守臣安统来归款。"③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②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叶兑传》。
③ 《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叶兑传》。
业，略如基谋。"东定吴会的策略必定蕴含着刘基的赞画之功。
在北伐中原的战争中，正确的军事策略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方统属于元朝的军队情况较为复杂，山东为黄军王宣，河南为扩廓帖木儿，关内陇右为李思齐、张良弼诸军。但由于朝廷与各军事领袖及各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当朱元璋东取江、浙时，元军之间正忙于内战，朝命不行。朱元璋抓住时机，派遣最精锐的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但兵锋何向？当时可有几种选择，一是指向元军中最精锐的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诸军。二是直指大都，三是先取山东，撤去大都屏蔽，再下两河，破其藩篱，占领潼关，扼守关陇军门户，再围困大都，最后再西进，席卷关陇。第一种方案并不可取，其原因正如朱元璋事后所云：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即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①第二种方案仍是由枭勇善战的常遇春提出。他认为以西吴百战之师敌北元久逸之卒，可以一举攻克大都，都城既克，其余则可乘胜长趋，建领而下了。但这一方案被朱元璋和刘基拒绝，因为大都被元朝经营百年，城防必固。如果悬师深入，不能立刻攻克，则被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元朝援兵四集，将进退失据。从实际战况来看，朱、刘等人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沂州王宣降而复叛，如果孤师袭远，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徐达率军北伐，基本秉承了这一既定策略而逐次取得胜利的。
不难看出，在南征北伐的成就帝业过程中，刘基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后人谓之"渡江策士无双"并非过誉。
①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