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而不值得留恋，它们完全是虚假的，不可或信的，对于人的生命主体来说都是外在的东西，剩下的唯一有真实价值和真正意义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生的生死别离。这也是一种人的自觉或觉醒，是人对于自身的生命、命运的价值和意义的新的发现、思索。如果说，在阮籍《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那里是通过"齐一死生"的理性方式，以对生命价值的表面否定而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真实肯定的话，那么，《咏怀诗》则以感性的直观的方式，直接地再度肯定了这同一的人生主题。
然而，阮籍毕竟是从儒家阵营冲杀出来的玄学家，因此，伴随着"忧生之嗟"的是对现实的无法忘怀，对社会世事的关心和忧虑。与"忧生之嗟"相对立，"志在刺讥"构成了《咏怀诗》的又一重要思想内容。二者所包含的哲学意义有根本的不同，前者侧重于个体生命的价值，而后者则侧重于生命形式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它的思想基础或思想背景乃儒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就此而言，"志在刺讥"与《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那种要求超越世事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这种思想矛盾，不仅表现了阮籍内在精神世界或心理世界的分裂，而且在共时态的层面上再现了阮籍思想的演变轨迹。我们曾在第一章指出，阮籍歌颂壮士，赞扬高尚的气节，对那些"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和"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的英雄人物是如此地敬仰；阮籍崇敬良辅，向往圣治，"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希望自己成为"八凯"、"八元"式的良辅。这些诗句皆为阮籍的回忆之作，表现的是阮籍竹林时期的理想和追求。从这些洋溢着激情的诗篇中，我们不是可以发现一种与阮籍后期玄学思想完全不同的"济世之志"吗？
再看阮籍下面的这三首诗：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缘水扬洪波，旷野何茫茫。走兽交横弛，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
--第十六首"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悽沧怀所怜。所邻者谁子？明察自照妍。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第二十九首"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萧歌有遗音，粱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己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第三十一首阮籍所处的时代，政治中心在当时的京都洛阳，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的政治地位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个远离京师、无关紧要、久已败落的蕞尔古城。阮籍的三首诗都是以梁为吟诵的对象，他对梁这个战国时期曾是魏国首都的城市表示了这么大的热情，当然不是无病呻吟，这肯定是有深意的。清人何焯指出："大梁，战国时魏地，借以指王室。"（《义门读书记》）陈沆说得更清楚："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未年，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好，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今人徐公特认为，《咏怀诗》的第十六首是暗寓司马氏当道，屠杀异已，行废魏帝曹芳、立曹髦为帝之事。第二十九首与第三十一首是阮籍感叹魏明帝喜歌舞，好奢侈，大兴土木，造成国家困顿，以致使"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菜"；又痛借明帝虽有人君之气概，但却不辨忠好，最终亡于晋。①以"大梁"寓曹魏之政治，可谓古今之人的共识，阮籍的三首诗是否如上述所解，实有所指，可暂不论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确实透露出阮籍对现实的一种深沉忧患意识。如果说，阮籍的前面几首诗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崇尚从正面表现了他对社会的强烈关注，那么，这几首诗以忧患意识从另一面反补出他的积极用世思想。
人类最深沉的忧虑莫过于对自身生命的存在。从原始人类到今天人们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莫不是为了争得更长久的生存时间与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大概是人类心理世界之中一种最基本的本能意识。因此，生存忧虑始终在人的灵魂深处躁动不己，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在一切自觉了这个问题的人们那里是如何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和实现它的价值的方式。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儒家理性主义的入世哲学追求的是人的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它潜在的心理是有感于生命的短促，企求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或完成无限的社会价值。老庄道家哲学探索对生命存在的超越，试图在精神领域中获得逍遥与自由，它的潜在心理同样是有感于**存在的短促与有限。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正是这同一心理状态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外在效应。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庄子》一书中更有大量关于生死问题的言论，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著名论题。究其实质，显然都是对人生哲理从不同的角度所作的深刻反思。儒道两家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解是完全对立的，但在对于生命存在有限的认识及执着追求超越有限方面则完全没有两样。阮籍《咏怀诗》中的"忧生之嗟"，正是在心理世界的底层，表现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对接与契合。但在较高的理论思维层面，却又表现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对立和冲突。如果说，《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所表现的是，由于阮籍对于生命存在的忧思而走向对于生命存在的超越，试图在主观精神的领域实现由有限向无限的转化，从而具有浓重的道家哲学精神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咏怀诗》的"刺时"或"志在刺讥"又由于同一心理背景，透视出阮籍试图在社会层面上实现有限向无限的转化，从而又带有鲜明的儒家哲学的精神。就后者而言，这可以说是阮籍早期的"济世之志"或《乐论》、《通易论》的思想在心理世界的积淀。在阮籍思想的后期，儒家的观念到底没有被道家的东西所完全同化与窒息，《咏怀诗》以曲折的形式又一次顽强地展示在外。
然而，在阮籍当时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他所渴求的那个社会层面的生命价值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因此，实际所剩下来便只能是"忧生之嗟"，对生命存在的渴望与畏惧。而且，现实所给予人的生命存在的安全系数极低，或者说，人在社会中其生命的安全是根本无法得到保证的。
那么，到哪里排遣这种对于生命存在的苦闷徬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呢？阮籍的《咏怀诗》，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神仙世界和隐逸世界。
① 详见徐公特《阮箱与嵇康》一书第1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