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之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由两汉几百年的所谓"太平盛世"转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公元220 年前后，随着魏、蜀、吴三国并立格局的形成，天下出现了由乱到治、由分到合的转化契机。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消除社会的混乱状态，恢复正常的封建秩序，重新实现全国统一，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思考的最重要、最紧迫的时代课题。
"魏武尚法术"（《晋书·傅玄传》），"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曹操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推行名法之治，收到了"总御兵机，克成洪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评》）的效果。据史籍记载，曹操用二十余年的时间，依次削平了中国北方地区大大小小军阀割据的山头，逐步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在当时的曹、刘、孙三个割据势力中，形成了相对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实力。但由于曹操片面强调名法之治，又造成了曹魏政权内容离心离德、政治极不稳定的局面。①曹魏政权的政治实践证明，单纯实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名法政治具有极大的流弊。如果说，法家的政治在攻取天下时不失是一种有效的策略的话，那么，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需要维护一个政权的存在时，它并不能取代儒家以仁义礼乐为内容的德治的功能或作用。其实，曹操作为一代枭雄的政治家对此也深有体会。例如，在《以高柔为理曹掾令》中，他不无感触地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三国志·魏志·高柔传》）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修学令》，对"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表示痛心，命令"郡国各修文学"，希望"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一度试图恢复儒家传统文化的建设。但当时处在战乱之际，法家的思想对于指导强兵治国、削平群雄的割据都有儒家思想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曹操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在政治实践中很难行得通。直到曹操终世之际，战乱仍然频繁不止，曹氏政权不可能由法家政治转到儒家政治的轨道上来，在政治实践中一直推行的是名法之治。
曹操的继承者文帝曹工是个"少诵书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序》）的人物。曹操死后，曹丕受禅为帝，正式建立魏国。此后不久，刘备和孙权也分别先后称帝，国号分称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正式形成，为实现全国性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尽管魏与吴蜀之间的战争仍然不断，但从三国各自统治的地区来看，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许与此有关，曹丕似乎对儒学以仁政教化为主的政治策略表现了更为浓厚的兴趣。黄初五年（224），曹丕下诏说：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目玩其辞，行违其诚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曹丕公开承认严刑峻法的政治是"甚于猛虎"的"苛政"，表示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治理天下，实行轻刑惠民的策略，把名法之治转移到儒家德政的政治轨道上来。他不像其父曹操，仅仅是"目玩其辞"，限于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在政治实践中确实也多少体现了这一原则。例如，在选拔人才方面，曹丕针对曹操"唯才是举"，重才不重德的做法，推行"九品官人法"。
① 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3-48 页。
虽然这种制度后来流弊很大，但把"德"作为考核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①，却显然具有汉代以名教为治的意义。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曹丕在帝位时的短短六年期间，至少有三次复兴儒学之举。黄初二年（221），曹丕即位后不久就下诏书，称"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封孔子之后孔羡为"宗圣侯"，以"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黄初三年，诏令"群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并责成有关部分严厉纠察不能以实推选人才的作弊者，似对选用儒家士人决心很大。黄初五年，又下诏"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曹丕推重儒学，无疑对于扭转曹魏的政治方略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曹丕在位期间，不仅面对着吴蜀二国的外部威胁，而且其政权内部也存在着宗室之争和各种政治派系之争。因此，他不得不沿袭曹操"以权术相驭"的手段，仍然采用严刑峻法的政策，以维护自己的帝位和曹氏政权的稳定。②这说明，曹丕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斩断与曹操名法之治的联系。曹叡继曹丕即位后，对曹操以来的名法之治的政治方略作了进一步地调整。据《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及裴松之注所载，曹叡公开声称，他对"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学趣进，不由典谟"的学风表示担心，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须臾离者也。"青龙四年（236），曹叡的诏令说："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表示要"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并下令废除苛烦之刑法。这说明曹叡看到了名法之治的弊病，试图提唱儒学以纠正之。
但在政治实践中，他的言与行往往是背离的。据《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载：景初年间，明帝大兴土木，宫室盛美，以至民失农事；又期信不敦，刑杀仓卒。同书《高堂隆传》载，明帝时军国多事，用法深重。《资治通鉴·魏纪五》明帝青龙三年载：帝性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耳，身首已分。曹叡与曹丕一样，究竟如何恢复儒家的名教之治，矫正名怯之治的弊病，建设一个稳定性的政权，其态度仍然是摇摆不定的。
以上情况说明，曹魏政权治国的方略正处于由名法之治到名教之治逐渐转化的过程中。尽管曹氏以法家思想作为政治的指导，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儒家思想的优越和正统地位，这就给儒家思想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曹操到曹丕再到曹叡，政治形势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如果说，曹操为了铲平战乱，消除北部中**阀割据的局面，他所说的"治定之化，以礼为首"只是一句空话，而不得不采用"以刑为先"的政治策略，那么，随着中国北部地区的统一，进一步消弭曹魏政权内部的矛盾，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关系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进一步完成全国统一的大业，由"以刑为先"转入"以礼为首"的政治轨道上来，就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了。
如何进一步否定名法之治，完成向名教之治的转化，不能不引起人们理论上的反思和探索。比如，曹丕在位时曾经询问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回答说：① 参见唐长儒《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② 例如，黄初元年，曹丕诛丁仪、丁廙。六月，曹丕治兵南征，霍性上书劝谏，杀之。孔桂因党附曹植，曹丕亦杀之。黄初三年，曹丕至宛，捕杨俊，俊被迫自杀。黄初七年，曹丕杀鲍勋。（参阅张可礼《三曹年谱》）
攻取者先兵权，建平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缓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昔舜舞于戚而苗服，臣以为今宜先文后武。
-《三国志·魏志·贾诩传》贾诩认为，曹氏受禅而有天下，应该以德化为根本，造成万众归心的政治形势，然后才谈得上统一天下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以儒家的"文德"之治对曹魏尚武恃力政治的否定。但贾诩之说仅仅是一种"意见"，并没有在理论上作出应有的论证和说明。
在真正以儒家思想为依据，试图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的士人中，杜恕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杜恕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尊君而臣卑"的法家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法家片面强调尊君卑臣的思想是十分错误和片面的："元首已尊矣，而复云尊之，是以君过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