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何代不可也？②这个立论自有其合理的一面，自然宇宙的变化同人类社会的变化相比，是相对不显著的。但是万物皆变，天也变，说今之天即古之天便不确切。退一步说，即使天不大变，人们对天的认识却一直在变，"天文志"是记载人们对天的认识，这是需要的。知几却以"今之天即古之天"为由，否定国史作"天文志"：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读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按照知凡的观点，一要把握断限，既然断代为史，就不能超越时限，他批评《汉书·天文志》及《隋书天文志》等，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出发的。他明确指出："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这意见是不错的。所以他说："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慧孝氛浸，薄食晦明"等天变代异，不必要都去载天体星象。如袁山松《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等专志本朝象变，便"多合时宜"，"贤于班、马远矣。"知几的这段论述也颇有道理。二是把握"史臣所书，宜其缀简"的原则。他批评晋、隋之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即本此原则而发的。
再如艺文。《汉书》因刘散《七略》而撰《艺文志》，历代因之。知几评论说：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通·书志》。
③ 《史通·书志》。
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
"宜除此篇"的意见不对，但"当变其体"的见解可取。知几评历代艺文志，亦明确两条原则。其一是"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以此衡之，历代艺文志"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②是"妄载"之弊；其二是"史臣所书，宜其缀简"，以此衡之，历代艺文志日趋繁富，尤其是《隋志》广包众作，百倍前修。
平心而论，《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名篇，它是对汉以前学术文化的总结。清代学者王鸣盛引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①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
其后学者，祖述不暇，反映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随着书籍增多，目录学亦日益发达。《隋志》总结了唐以前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别，著录了书籍的流传情况，所谓"广包众作"，"骋其繁富，百倍前修"，正说明文化发达之盛况空前。可惜作为史学评论家的刘知几对这部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隋志》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过，也应指出，知几所说的那种"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的现象也毕竟是书志著录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目录学家来说，这重复的著录亦不无好处，它可以让人们掌握文献的流传情况。任何时代的文献都会包括两大部分，即以前流传下来的和本朝本代新撰的。知几肯定宋孝王《关东风俗志》的作法："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这不失为一种避免重复的好办法。这种办法，清人修《明史艺文志》就采用了。但光是如此，仍不能把握一代文献。因为每一代文献，相当部分是历史留下来的遗产。而这文献遗产的真实状况如何，并不是了解了前代的文献著录就能弄清楚的。中国的文化典籍历经劫难，不时散佚，要弄清楚一代文献的真实情况，只有靠当代学者的调查研究和著录，否则就困难重重。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汉志》、《隋志》及历代艺文志，正是这些书志为阐述中国学术文化、著录中国文化典籍立下了伟大的历吏功勋。至于在断代诸史中，书志之体如何把握时代断限，如何避免原委不明和繁复取厌，是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历史给史家提出了问题，刘知几以史学批评家的敏感发现了问题，并且把问题明确地揭示出来，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当然他没有找出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刘知几对什么问题都处理的尽美尽善。有精力的学者在条件成熟时便会去想法去解决它。就在刘知几困惑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第四个儿子刘秩或许就开始思考了。知几于开元九年（721）作古，刘秩于开元末完成《政典》三十五卷。据《旧唐书·社佑传》载：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
① 《史通·书志》。
② 《史通·书志》。
① 《十六史商榷》卷二二。
社佑在《政典》的基础上，扩充研究范围，博采众作，乃撰成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完成了统括史志的历史任务。
从事物变革的一般规律来看，一种旧的体制在前人的基础上达到尽美尽善的程度，也将是它的缺点、问题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在这时候，继瞳前业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而敢于对旧体制发起批判，其意义或许更大一些。
没有这个批判，就不会有新体制的诞生。我们欢迎在中唐时期杜佑《通典》的伟大创作，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重大史体的建设，但这一伟大建设难道不是在刘知几对旧体制批判的基础上，从而引起史家的思考、关注，才有了杜佑的这部书吗？我们惋惜的倒是旧传统旧体制的习惯势力太强，刘氏以私家著述，影响不够深广。结果是纪传史书志与典制体专书并行，一个在老传统的路子上继续走下去，一个是规范着新辟的道路。
这里我们可以同班固的断代为史的创举加以比较。司马迁撰《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是为通史。其后刘向、刘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衍、扬雄等十余家，沿着司马迁的通史路径"相次撰续"，至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便改弦更张，断汉为书，撰西汉一朝历史。这中间，班彪犹如《隋志》作者，把旧体制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
班固犹如杜佑，改创新体。我们可以说，没有刘知几的对纪传史书志的批评，也就不会有典制体专史的诞生。从这一观点看，刘知几的批评是颇有价值的批评。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问题、矛盾揭示的愈深刻，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愈明朗，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史学亦复如此。杜佑是位政治家，他特别关注的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尚未留意于文献，至郑樵撰《二十略》，有《艺文》、《校雠》、《图谱》等略，其文化典籍的著录就相当完备了。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仍《通典》旧例，详加增补，《经籍考》便是增补的内容之一。这说明一个问题的解决总要有一个过程。从提出问题、解决间题的全过程中，每一步都体现了人们的贡献。
也应该指出，不能认为刘知几只是对书志提出批评，而没有一些肯定性的意见。这些肯定性的意见曾给后来史家以有益的启迪，或者被吸收。这是不应忽视的。知几说：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日方物志。
他相当详尽地阐述了都邑、氏族、方物的重要性，以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总之，"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②知几倡议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发展的反映。大量地理书的出现，为"都邑志"的编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魏晋以来谱学的发展，又为"氏族志"的撰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③知几就三志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作的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用当今的眼光来看，研究都邑、氏族、方物实是研究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内容，立三志意见的提出说明① 《史通·书志》。
② 《史通·书志》。
③ 《史通·书志》刘知几研究历史的视野的开阔，说明历史研究从王朝政治兴衰向社会领域的延伸和深化。可能是知几的启发，郑樵撰《通志·二十略》，就设有《都邑略》、《氏族略》、《金石略》和《昆虫草木略》等。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知几关于国史结构的评论内容丰富，创见颇多，是其史学评论的重要部分之一。历史地看问题，尽管刘知几的评论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他有时曲解了史迁的原意，但他经过如此全面而系统的评论，还是就纪传史体例结构进行了大体符合实际的概括和归纳，可以说体现了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的共识，也指导了唐以后纪传史的编撰，仅从这点来看，他的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刘知几最明显的失误之处是对司马迁的《史记》，从指导思想到通史编撰，缺乏深入体察，这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