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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史流史体论

    关于史流史体,知几有六家二体之说,这是其历史编纂学体系中的重要观点,不少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举要》中特别提醒读者:《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评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

    因此,我们准备就六家二体说的涵义、得失以及理论价值做出评论。

    六家二体说是知几有关史流史体的看法。知几在其历史编纂学的体系中,辨别史书体裁,考镜史籍源流,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治学方法。它实质上是刘知几的史籍目录学和史部分类法。

    所谓史籍目录学,它是在目录学原理指导下,以中国史籍发展源流和史籍的类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科目录学。它通过揭示历史书籍及其目录的发展演变过程,力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阐明中国史籍的编纂形式、内容和价值,以便为史学的学习和研究提供门径及基本书目资料。重点是阐明史籍、史料、史目的源流、类别及史体发展规律。

    《史通》一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史籍的源流、类别及史体发展规律,主要指《六家》、《二体》、《杂述》及《古今正史》诸篇。其中,《六家》、《二体》、《杂述》诸篇重在阐明史体的分类,《古今正史》及《史官建置》重在考镜史籍源流。

    《六家》、《二体》列于《史通》内篇之首,冠盖全篇,是有深意的。

    它一方面透露了《史通》从史籍分类人手探讨古代史书编纂的整体构想,另一方面说明《史通》一书在探讨古代史书编纂体系中又以探讨史书体例为重点。这就是六家二体说的来源。

    知几对六家二体之说自视甚高。《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知几接着依次论述这六种史体的主要特点,最后结论云: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 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于是又有《二体》之篇,申论编年、纪传二体之得失。他说的二体实际上是断代的编年体和断代的纪传体。认为在汉代之后,"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各有其美,并行于世。"由此看来,刘知几对他的"六家二体"之说是坚信不疑的。

    六家二体说不失之为一个有价值的看法。

    首先,《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是刘知几对隋唐以前史书体例的总结。用历史实际去检验,可以判断这个总结是有其根据的。在史体分类上,他说"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这结论下的当然有些武断,而且同历史实际不大符合,但六家确是史之流品最主要的家,则是毫无问题的。应该指出的,他把儒家经典《尚书》、《春秋》以及按传统观点看作专门解释《春秋》的《左传》都分别作为史书的一家,与《史记》、《汉书》平列,这说明刘知几有特识,充分反映了他忠于史学的态度。

    昔《汉书·艺文志》依刘歆《七略》,分天下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其《尚书》、《春秋》乃六艺略中的两类。左氏列在《春秋》中。班固《书》类之序概述《书》之源流,确定《书》的性质,指出:"《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知几谈《书》之源流和性质,大体源于《汉志》。至于《春秋》,班固虽列为六艺的一家,但却相当明确地同史联系起来。其《春秋》小序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 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定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上述观点,几乎全部被刘知几所接受。从思想渊源看,知几明确判定《尚书》、《春秋》为史书,是受班固的影响。因为二书皆古代史官所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知几就是本着这一基本思想阐述《尚书》、《春秋》二家的。他认为《尚书》乃记言之史,所以他说:"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脱落,而观者不以为非。"①他严守《尚书》记言这个尺度,用之衡量《尚书》诸篇,发现其中并非全部记言,"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②他用"为例不纯"来解释。他也发现,后来的记言之书,即书体之流,如《汉魏尚书》"模拟古法",唯守记言,也发生问题,这就是"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③条件变了,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所以不行于世。

    至于《春秋》,知几也同样严格以"记事"的标准去看待。

    到了《隋书·经籍志》,基本上也继承了《汉书·艺文志》的看法,甚至观点更为明确。如对《春秋》的序说:"《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由上可知,把《尚书》、《春秋》二经视之为史篇,这是自班固以来就明确了的看法,至于说的远些,孟子论《春秋》即有史之意味了。所以说,把《尚书》、《春秋》作为史篇不是刘知几的发明。

    但是,明确把《尚书》、《春秋》分别视为史之一个流派,纳入史部分类之中,这是刘知几的创举。《汉书·艺文志》的时代,史书尚未独立成部,故班氏将诸如《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① 《吏通·六家》。

    ② 《史通·六家》。

    ③ 《史通·六家》等史书附列入《春秋家》,还算合适。到了初唐,《隋书·经籍志》四部分书,史书独立成部,作者仍然把《尚书》、《春秋》列在经部,却不曾在史部有所表示。刘知几六家分史,说明他有极大的勇气,是史家求实精神的具体体现。

    刘知几讲"班、荀二体,角力争先",这便把握了隋唐以前我国史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自班固因迁之体而这《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先例和荀悦"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而撰《汉纪》开编年体断代史先例以后,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史家写史,大体遵班荀范例,不以纪传,便以编年,成为史体的主流。班荀二体相较,纪传优于编年,遂取得压倒优势。刘知几也客观地看到了这一形势,所以他在"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话之后指出:"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明确承认纪传为主、编年为副的历史实际。另外,《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采取的是纵向的历史考察,于考镜源流中辨别体裁。这是"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运用,也可以说这是六家二体之说的特色。

    刘知几论六家、二体,考镜源流,论其利害得失,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方法,即"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和方法。《六家》开篇就明确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时移世异,体式不同"。他根据史体形式和源流派别,归纳为《尚书》、《春秋》等六家。这些流派是先后相继发生和发展的,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尚书》特点是"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概而言之是"记言",随时间的发展,便显示其不足。不足是"年月失序,爵里难详",即是说,这种记言之体用来记人物不能尽其生平,记事实不能详其年月,缺少了历史记录之不可缺少的两条基本要素。同时,由于单独记言,致使某些大事缺而不书。此所谓"《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①《春秋》家是记事,然记事甚简,记言又略,以致象"秦师败绩,缨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②及至左氏,"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③这是一大进步。《国语》之体乃分国记事,它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的历史状况。《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体例,是秦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汉书》演而为断代,则是反映封建王朝更替的现实。所以刘知几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①知几以为,"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只有左氏及《汉书》二家,故六家渐归二体。所谓二体,即编年、纪传。二者相较,各有短长,互有得失,应该"井行于世"。但因纪传体制更适合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统治者又大加提倡,因居主要地位。故《史通》对方纪传史的剖析非常深入细致,投入了主要精力。总之,《史通》论史书体例实际上① 《史通·六家》。

    ② 《史通·载言》。

    ③ 《史通·载言》。

    ① 《史通·六家》。

    是讲了史体发展史,这是"通古今之变"方法的深刻体现,反映了刘知几的历史进化观。当然,这个史体发展史讲的是否完全符合实际,那是另外的问题。

    对"六家二体"说,我们应该给予客观的估价,既肯定其可贵之处,又批评其不足之点。

    照实说,六家、二体远不能包举不断发展的史学流品。知几"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的结论从理论上说是形而上学的,从实践上说则是有背于事实的。然而有些《史通》的研究者在刘氏的结论上又加了码,影响最大的则莫如《史通通释》的撰者、清代学者浦起龙。他说:史体尽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举数也,欲溢为七而无欠,欲减为五则不全,是《史通》总洯之纲领也。其辨体也,援驳俪纯而派同,移甲置乙则族乱,是六家类从之畛涂也。

    《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自后秘省敕撰,唯此二途;艺文史部,必先二类。知儿是篇,诚百代之质的也。??"二体"两字,贯彻全书,纲维群史。

    现代史家同意浦说者不乏其人。张盂伦先生在《刘知几(史通)评》一文中弘扬浦说。以为"《六家》、《二体》两篇,实将我国汗牛充栋的史书的体例,作了一个穷尽原委、脉络分明的高度概括性的叙述,从而不但纲维了百代群史,而且张开了《史通》全书总目。"②苏渊雷先生亦认为"六家二体,科判得失,对于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浦起龙说:'《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知几的概括能力与批判精神之一斑。"③《史通笺注》的撰者张振佩先生则说:"《六家》篇是著者对隋、唐以前史书体例的全面总结,也是《史通》全书开宗明义的总纲。"④在《史通》一书中,《六家》、《二体》确实要"贯彻全书,纲维群史",这是刘知几本人的用意。《史通》志在"商榷史篇","辨其指归,殚其体统",那么,就应该首先确定"史篇"的范围,就应该提出其史部分类的主张。问题在于,刘知几史篇范围的确定,史部分类的划分,是否符合实际,做到对隋唐以前史书体例的全面总结?是否使"史之流品"穷于六家,《六家》篇足以"纲维百代群史"?是否历史撰述不出班荀二途,《二体》篇"诚百代之质的"?我们看这皆远离历史实际。

    首先,《六家》未能"举史体之大全"。在人类历史上,对任何事物的概括要求举全是相当困难的,全与不全是相对而言的。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而比较则要谨慎,看是否有比较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可以选早于《史通》成书半个世纪的《隋书经籍志》来比较,原因是时代相近,都要概括群史,且② 《史通通释·六家篇按语》。

    ① 《史通通释·二体篇按语》。

    ② 载《中国史学史论丛》,兰州大学历史系印行。

    ③ 《中国史学家评传》上第408-409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4 月版。

    ④ 《史通笺注·六家解题》,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年12 月第1 版。

    具有代表性。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隋志》以四部分类法网罗天下群籍,其乙部就是史部,把天下史书分成十三个小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每一个小类都著录书目,并列有小序,考其源而溯其流。这十三分类所著录的史书凡817 部,1364 卷,无论在内容、种类、体例等方面,都是《六家》所不能包举完备的。

    当然,六家、二体讲的都是"正史",《史通》另有《杂述》篇,专论"杂史"之流共十目。《隋志》以马、班开创之纪传体史书为"正史",以编年为"古史",又有"杂史"之目等十一类;《史通》合纪传、编年二体为"正史",又有杂史十目。有的研究者认为:"知几所举十目与《隋志》史部杂史以下十一目相较,目名虽多歧异,而其类分法实多相应。"①如果是这样的话,《隋志》同《史通》之史籍分类并没有多少不同之处。但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鉴于《史通·杂述》不曾著录书目,仅在杂史十目中各举出四部书合四十部书以为示范。我们只能以此四十部书为根据与《隋志》相比较。比较可知,《史通》杂史十目大都集中在《隋志》的杂史、杂传、地理三类。大体言之,《史通》的"偏记"相当于《隋志》"杂史","逸事"相当于"旧事","郡书"、"别传"、"杂记"三目则为《隋志》"杂传","地理书"、"都邑簿"二目为《隋志》"地理"类,"家史"相当于"谱系"类。

    四十部书皆不见著录于《隋志》的起居注、职官、仪注、刑法、簿录等五类。

    其中起居注,如同霸史,《史通》已列入正史,职官等四类《史通》皆不曾著录。这是《史通》不如《隋志》丰富的地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所著录的职官、仪注、刑法,多是此类史书。职官类著录史书凡27 部,336 卷,通计亡书,合36 部,433 卷。仪注类著录史书59 部,2027 卷,通计亡书,合69 部,3094 卷。刑法类著录史书35 部,712 卷,通计亡书,合38 部,726 卷。三类通计亡书合143 部,4253卷,其数量已十分可观。这些著作,以内容而论,实为史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以体例而言,亦绝非编年、纪传二体所能包括。

    另外,《史通·六家》中的《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入于正史,而《隋志》均著录于经部。这是刘知几的创见,遂开后世"六经皆史"说的先河。再者,《史通》论杂史十目中,琐言类原著录于《隋志》子部小说类。由此可见,就史部著录而言,《史通》亦有较《隋志》为丰富的地方。但综观二书,则不能不承认《隋志》丰富于《史通》,因为凡《史通》史书中所有的《隋志》都有了,而《隋志》史部所有的《史通》则缺漏甚多。可见,六家未能举史体之大全。

    其次,二体亦未能定史家之正用。

    刘知几分史书为正史、杂史两类。他对杂史的重要性有一 定的认识。

    他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①认为这些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从学者"博闻旧事,多识其物"的观点出发,这些偏记小录亦有参考价值,"若不窥别录,不讨① 《史通笺注·杂述解题》。

    ① 《史通·杂述》。

    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终达不到博闻多识的目的。而且他也看到了杂史的发展趋势:"爱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②这是表明史学发展的好现象。但是,从整体上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