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佳作；如果她怠于千百次地去叩敲历史老人的大门，她怎么会那么深刻清醒，不论是历史上的秦皇汉武，还是现实中的欧王苏秦②，又怎么会那么大胆而中肯的评说甚至指摘呢；如果她不是熟读经史百家，在她的作品中，哪会有那么多比喻故实；如果她不深谙伦理道德之学并以之律己，怎么会得到"端庄其品"的称誉？如果她不曾疾恶如仇，又怎么会招致那么多的物议和攻讦??所有这一切不仅玉成了传主才学的横溢，更促成了其思想行事的不同凡响。为这样的人物写作评传询非易举，因为在评述其生平的同时，往往要涉及许多意外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元丰八年（1085 年），只有一周岁的传主，对其本人之行实，自然无从说起，但这一年朝廷中有两件事，对其父母可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一是三月戊戌，神宗逝世；一是五月庚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恃郎岐国公王硅谢世。即使前者对王、李两家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影响，而王珪的逝世及朝臣对他的非议，倒很有可能使李格非引以为戒。王珪至少是李格非岳父的亲兄弟，而王在执政期间，不但得罪过司马光，还被认为"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①看来李格非的为人处世与王硅大相径庭，而李清照的秉性则酷似乃父。当然李格非本人的仕途升沉，对那怕是坐胎和褪褓中的李清照，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父亲官秩的升降，家属的俸恤会随之变化，其所受胎教和落地后的生存环境乃至社会地位，也会相应的有所变更。传主两岁左右时，其父得以转迁，由郓城教授晋升为大学录。前者系州县小官，只掌学校课试等事；后者则为国子监所属学官，掌管执行学规，纠举并处罚犯规学生，同时协助教学。宋代官制每三年为一任，到期非转官即调任。看来三年后李格非又一次得以升迁，即由"学录"升为"学正"，这除了上引《宋史》本传可以印证外，尚有"文叔在元枯官大学"②的记载。这里的"元枯"以哲宗元祐三至四年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一则符合三年为一任之制，二则晁补之《有竹堂记》尝云：??济南季文叔为人学正，得屋子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日'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犊，为文章数十篇??。
① 培根尝云"读诗使人灵秀"。
② 指李清照《词话》等对前辈著名人物的评说。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此文见于《鸡肋集》卷三○，落款为"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颖川晁补之无咎记"，由这一落款可以进一步推定，李格非任"学正"当稍前于此，即约在传主五到六岁之间。"学正"系国子监所属学官，佐助教学，并负训导之责，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学录之上。父亲在京任学官，又租赁了房子，按说李清照已有条件由原籍晋京，但她此时并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过京城，仍随其母留居原籍。这从两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常在士大夫面前称赞她的晁补之，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清照姐弟；二是原籍明水附近清楚地留有传主十五岁时在那里活动的足迹，这一点将在下文联系作品具体评述。
因为眷属不在京城，李格非更可以专心供职著述，其时文名渐显，"与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①。这说明李格非继"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来之后，亦曾受到作为翰林学士的苏拭的赏识和荐拔。在苏轼极为得志的元祐年间，李格非的仕途可以说无所挂碍，一路晋升。继元枯四年初升为"学正"后，旋迁国子博士。虽然在元枯六年七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中所录格非诗属应景之作，但由此可见其身价已与宰执侍臣同列。从元祐六年到八年，李格非一直在太学官博士："（文叔）元祐未为博士"，其诗文被誉为"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①可惜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格非的诗文太少，已无法与晁补之和秦观的作品比高低。
绍圣元年（公元1094 年），传主十一岁时，对于其父的一件不平常的举措，当已留有记忆。是年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六月，章谆策划编类元枯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章的本意当在拉笼李，但李却不就。由于违背了长官意志，李格非遂被外放为广信（今江西上饶一带）军通判。"检讨"系翰林院掌修国史之官，位次编修，而"通判"则位次于州府长官，含共同处理政务之意。那么，李格非为什么由担任京城的清要之职，被遣为州府副官呢？原来编类元祐诸臣章疏，无异于辑录元枯臣辅的"黑材料"，当时被重用的苏拭等人将会因此受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和报复，因为当年苏拭等在皇帝和朝臣面前，说过章谆等变法人物的不少"坏话"。李格非不忘苏拭的赏识之恩，宁可自己远离京城，也不肯"助章为虐"。当然，对于章惇和苏拭两位敌对的历史人物如何全面公正地加以评价，那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李格非所格守的道德准则，以当时的价值尺度衡量，不失为一种义举，也当是其对子女进行言传身教的好教材。此事对于聪颖早慧的清照来说，无疑会留下极为崇高美好的印象。日后她之所以能够上诗翁舅时相赵挺之以营救其父，绝非偶然。
在广信军任上，李格非还有一件不同凡响的事迹，亦即前引《宋史》本传所云，有道士替人占卜祸福，偶有应验之时，于是身价百倍，出必乘车，村俗之人（甿）竟为其迷惑。
有一次格非路遇此道人，怒令随从将车中道士捉来，揭穿了其好计，用棍棒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后，将其驱逐出广信府境。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它对于小清照坚持正义、疾恶如仇性格的养成，其意义不可低估，有①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中华书局1983 年版。
其父乃有其女。
绍圣二年（1095 年），清照十二岁时，"（文叔）始为礼部郎"①。作为拿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要务的中央官吏，此时他并未留居汴京做官为宦，而是在陪都撰写《洛阳名园记》。此书记载了洛阳各大名园十八所、市集一处。不仅述有历史变迁、景物形胜、亭树布置、花木种类等内容，对园主风神亦有所涉及，如《洛阳名园记·东园》条云："今潞公官太师（仅表恩宠之官），年九十，必时杖履游之。"②如此着笔，致使园林变得更诱人。李清照对于各种花木的体性极为谙练，当与熟读其父此著有关。
行文至此，传主不仅渐诸世事，其人其文亦渐显"皎若太阳升朝霞"、"的若芙蓉出绿波"之姿，并已渐具独立名世的资格。此后她与其父在本传的地位将发生变化--乃父由前台退到后台，而传主将正式登台亮相。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
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全文具载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二十五，今据中华书局1983 年校点本引。"今潞公官太师"或作"今潞公富太师"，"富"当系"官"字之讹，以形近而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