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止为种（放）穆（修）之学者。陆氏兄弟以希夷为老氏之学，而欲其当谬加无极之责①，而有所顾藉于周子也。然其实，穆（修）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时年十四矣②，是朱氏（震）、胡氏（宏）。陆氏（九渊）不惟不考乎潘志之过，而又不考乎此之过也。
接着，刘日又对朱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作了分析：然始也，朱子见潘志（按：朱熹作《濂溪先生传》，内容多据潘志），知图为周子所自作。而于《行录》附注，虽破朱氏（朱震）之说（按：指太极图传自陈传说），而犹以胡氏（宏）抑希夷。种、穆，谓特其学之一师者为过，而疑其传自希夷，至周于始笔之书，而亦不敢速以为不传于希夷、种、穆也。岂其后有所考于此也？故于注《图》、《书》，则曰："莫或知其师传之所自"；记遗文后则曰："非有所受于人也"；记书堂则曰："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实天之所异也。"①而其问答之间则常谓：希夷未尝有谦溪之说，谦溪之说未尝出于希夷；周子自为周子之学，而未尝考夫邵子者；邵子自为邵子之学，亦未尝考夫周子者。而断然以为无所传授，而不出于希夷。而敬夫（张栻）亦以谓"自得之妙，非数子可得而知也"。
这里，刘因详细列举了朱熹对这一问题的不大一致的种种说法，然后推测道："盖前之为说者，乃复疑而未定矣。岂亦不考乎此，故其为说之不决于一也？"刘因对朱熹虽推崇，却不迷信，他揭示了朱熹也有疑而未定的情况，这种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刘因接着批驳了两条无稽之谈：而或又谓周子与胡宿、邵古同事润州一浮屠，而传其易书。此盖与谓邵氏之学因其母旧为某氏妾，藏其亡夫遗书以归邵氏者，同为浮薄不根之说也。② 原作"朱子发谓发于穆伯长"，据《太极图后记》改。见《静修集》 卷一，页一四。① 朱熹与陆九渊关于"无极太极"问题展开过往复辩论，朱坚持"无极 而太极"说，认为无极是太极的形容词；陆则认为，只能说太极，不 能干太极之上再"头上安头"加无极。
② 《宋元学案》引此句下有王样材的按语道："周子生于天禧元年丁巳， 至明通元年王申，盖年十六矣，作十四误。"（《濂溪学案》下，卷一 二，页五○九）
① 此句下，《太极图后记》有一段话为本文所无，文曰："又十年，因见 张泳'事有阴阳'之语，与《图说》意颇合，以??学于希夷者也，故 谓：是说之传，固有端绪，至于先生，然后得之于心，无所不贯，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见《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一四）
②一种学说的传授关系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于史料有阙，记载不详，一时不易说得清楚，疑而未定，在所难免，但捕风捉影则是不可取的。这里，再次表现了刘因治学态度的严肃性。
刘因虽认为周子的太极图是自己的创造，但对于邵雍之学，则承认是发于陈传。他说：若夫邵学，则虽穆（修）、李（之才）之前，不著其传，先儒谓有深意，而始推及理，自得为多，固有如二程之言者。然其源之隐于方士，而发于希夷，为无可疑。而不必强为授于王豫，得之《归藏》之说也。
然后，刘因说出了一句很精辟的话：盖义理，人心之所同，不必托之异人异书而后神。义理，天下之公器，虽得之方外之书，亦不当为之讳也。这话讲得深刻而辩证。前一句说，只要是真理，人心都会认同，没必要假托出于异人异书而加以神化。后一句说，真理人入都会公认，佛道之书如果讲出某些真理，也不必讳言。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它既讲尊重事实，又很开明，不持门户之见，既反对故弄玄虚，又反对盲目排斥。
② 见《太极图后记），《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一四。这段话《河图辩》 中无。
（三）会通三图为一的思想
河图、太极图、先天图，产生于不同时期，创始于不同作者，但刘因认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一致的，道理是相通的。他讲了一段会通三者的话：周子、邵子之学、先天、太极之图，虽不敢必其所传之出于一，而其理则未尝不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图者，则又未尝不一也。夫河图之中宫，则先天图之所谓无极，所谓太极，所谓道与心者也。先天图之所谓无极，所谓太极，所谓道与心者，即太极图之所谓无极而太极，所谓太极本无极，所谓人之所以最灵者也。河图之东北（按：中国古人画图，在方位上与今人正相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阳之二生数（一、三）统夫阴之二成数（六、八），则先天图之左方，震一、离兑二、乾三者也。洗天图之左方，震一、离兑二、乾三者，即太极图之左方阳动者也，其兑离之为阳中之阴者。即阳动之为阴静之根者也。河图之西南，阴之二生数（二、四）统夫阳之二成数（七、九），则先天图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图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极图之右方阴静者也。其坎艮之为阴中之阳者，即阴静中之为阳动之根者也。河图之奇偶，即先天、太极图之所谓阴阳，而凡阳皆乾，凡阴皆坤也。河图、先天、太极图之左方，皆离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图水火居南北之极，先天图坎离列左右之门，太极图阳变阴合而即生水火也。而《易》之为书，所以首乾坤，中坎离，终既济未济，而先天之为图，中孚、颐、小过、大过，各以其类而居于正也。刘因的这一大篇会通之词确有所见。这是因为，河图。太极图，先天图三者，都以阴阳奇偶作为基本观念，其致思方式本来一致。尽管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范畴理论自成体系，但毕竟有相通之处。刘因的揭示虽不能说是定论，但还是能给人以启发。刘因的这种会通倾向，在谈蓍卦问题时也有所表现。如说：蓍之在椟也，寂然不动，道之体立，所谓"易有太极"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谓"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者也。犹之图也，不用五与十，不用云者，无极也；而五与十，则太极也。犹之易也，絜（洁）静精微，絜静云者，无极也；而精微，则太极也。知此，则知夫椟中之蓍，以一而具五十，无用而无所不用。谓之无则有，谓之实则虚也。而其数之流行于天地万物之间者，则亦阴阳奇偶而已矣。②椟，这里指盛蓄草的柜子。据筮法，卜筮时，从五十根蓍草中取出一根，放回椟中，只用其余四十九根进行占卜。刘因认为，这一根虽然不用，但却具备了五十根的全部作用。在这里，刘因将卜缸的过程，与《易·系辞传》、河图、太极图中的某些道理相会通，认为它们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再次表现了他会通诸说的努力。
① 这一大段话，《河图辩》与《太极图后记》不完全相同。兹主要据《太极图后记》，个别字句据《河图辩》作了补正。见《静修先生集》 卷一，页一四--五。
（四）对自为图者的批判
"河图"的概念虽然见于《论语》、《易传》、《尚书·顾命》等先秦古籍，但图究竟是什么样子却语焉不详，后世便更是众说纷坛。十数或九数的河图，则是晚至宋代才出现的。刘牧、朱震。邵雍等开创了大画易图的先例，虽经朱熹厘正，但最初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还有人继续按自己的理解，大画其图。元代初年，此风仍在蔓延。刘因对此不以为然，他引述了一位"自力图者"的观点说：若夫自为图者，则日：河图之数，凡五十五而十位；洛书之数，凡四十五而九位，举不合夫画三卦八，错综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则去九与十，合夫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叙，然不知所以为卦，所以为画，虽为推衍凑定，不免牵合。若五、十为衍母，一、九为衍数，则揲蓍求卦之法，非按图画卦之本。①这是用八卦之数及谍蔷求卦之法来衡量十数及九数的河图洛书，以为于理不合，讲得振振有词。但是，这位"近世大儒"当自画一图时，却也仍未超出十数图的思路。刘因批判道：此其为说，似也，然及自为图，则亦不外乎十数而为白圈黑圈，为五相问而为十，以白为天奇，以黑为地偶，取三奇为乾，三偶为坤，其余卦取之亦然。①刘因进而指出，这类自为图者虽极尽纂组华纷之能事，但实际上，不但谈不上什么创造性，而且不免有难于理解和假合悠谬的地方：观其附合，乃有纂组华纷之极所不能为者。而谓出于天之自然之数必如是，而圣人之画卦如根干枝叶，迫于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则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极而为六，为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为十，为揲蓍之本，凡其不可晓皆此类。而其假合悠谬，又有出于林黄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然其反复辩论，几数万言，盖有欲尽废先儒而独行己说之意。②显然，这位自为图者对自己的蹩脚理论未免过分武断了。刘因进而将大学问家朱熹对河图那严肃、认真、谦虚、求实的态度与之作了对比，说：呜呼！朱子之于河图，虽推本为卦画之源，而欲人玩心于其间，然亦有不切之戒。而其为说，第于其理可通而事有可证者而叙次之，然亦有传疑，而未尝以为河之所出。伏羲之所目睹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既以先儒之或有所传而来者尽以为非。而于千万世之下出于己手之所纂画者，自断以为必合乎天之所出，则是以天自处，其所见亦必有甚异于人者。惜不得从而问之，姑与诸说杂而记之，以俟参考。①"以天自处"四字，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自为图者的武断和荒谬。
"象数学是一个以八卦为基础，庞大。烦琐而有条理的哲学体系。"②它既有科学因素，又包含不少神秘主义内容。刘因作为后学，对象数之学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阐述（除本文提出的一些材料外，他还对一些卦的象辞。象辞的意义，对卜筮方法的道理等问题作过较详细的阐述，文繁不具引），借其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也难说① 《河图辩》，《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一二。
① 《河图辩》，《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一二。
② 侯外庐等：（杀明理学史》上册，第286 页。
有太高的成就，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维水平、致思倾向和孜孜探求的精神；他连带讲到的一些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方面的见解，也给人以启发。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批评，对于宋元之际污漫的学术空气，具有一定的澄清净化作用；对于保护和延存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