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系。
我站起来，大声地向他们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先生，我幼年的教师。他现在要到某村去，我要送他。我预备请一点钟假。
同学中间起了窃窃的语声。看他们的表情，好像说：“你有了这样的一位教师，不见得怎么光荣。”
于是我又向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先生。”
我们走了。出校门时，有几位同学故意问我到那里去，送的是我的什么人，我特地大声回答，我送他到某村去，他是我的先生。
路上，我们有着琐碎的谈话。他问起我：
“你认得×××么？他做了旅长了。”
“不大认得。”
“××呢，他是法政大学毕业的，听说做了县长。”
“和我陌生。我没读过法政。”
“××，你应该认得的。”
“我的记性太坏。”
“××，你的同宗。”
“影像模糊，也许会过面。”
“还有××？”
“只知其名，未识其面。”
“那末你只记得我？”
“是的。记得先生。”
他微嘘一口气。好像得到一种慰藉。他，他知道，他是被人遗忘的一个。很少有人记得他，尊敬他的。他是一个可怜的塾师。
“如果我在家乡住久些，还想请先生教古文呢。从前念的都还给先生了。”我接着带笑说。
“太客气了。现在应该我向你请教了。”
这句并没有过分。真的，他有许多地方是该向我请教了。当他向我诉说他的家境的寒苦，他仍不得不找点口之方，私塾现在是取消了，他不得不去找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他不得不丢开四书五经，拿起国语常识；他不得不丢下红朱笔，拿起粉笔；他不得不离开板凳，站在讲台上；他是太老了，落伍了，他被人家轻视，嘲笑，但他仍不得不忍受这一切；他自己知道不配做儿童教师，他所知道的新知识不见得比儿童来得多，但是他不得不哄他们，骗他们，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言下他似不胜感喟。
“现在的课本我真弄不来。有一次说到‘咖啡’两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只就上下文的意义猜说‘这是一种饮料’，这对么？”
“对的。咖啡是一种热带植物的果实，可以焙制饮料，味香，有提神的功用。外国人日常喝的，我们在外边也常喝的。还有一种可可，和这差不多，也是一种饮料。”
“还有许多陌生字眼，我不知道怎解释也不知怎么读。例如气字底下做个羊字，或是字，金旁做个乌字或白字，这不知是些什么东西？”
“这是一些化学名词，没读过化学的人，一时也说不清楚，至于读音，顺着半边去读就好了。”
他感慨了。他说到他这般年纪，是应该休息了。他不愿意坑害人家子弟，把错误的东西教给孩子们。他说他宁愿做一个像从前一样的塾师，教点《幼学琼林》或是《书经》、《诗经》之类。
“先生是应该教古文而不该教小学的。”我说。
“是的，小学比私塾苦多了。这边的小学，每星期二三十点钟，一年的薪金只有几十块钱，自己吃饭。倒不如坐馆舒服得多！”
我知道这情形。在这山乡间，小学仍不过是私塾的另一个形式。通常一个小学只有一个教师，但也分成好几年级，功课也有许多门：国语，常识，算术，音乐，体操等。大凡进过中学念过洋书的年轻人，都有着远大的梦想，不肯干这苦职业，于是这被人鄙视的位置，只有失去了希望的老塾师们肯就。我的先生自从若干年前私塾制废除后，便在这种“新私塾”里教书了。
“现在你到××干什么呢？”我还不知道他去那边的目的。
“便是来接洽这里的小学位置哟！”好像十分无奈似的。忽然他指着我头上戴的帽子问：
“像这样的帽子要多少钱一顶？”
“大约五六块钱。”我回答。
“倘使一两块钱能买到便好了。我希望能够有一顶。”
“你头上的皮帽也很合适。”我说。
“天热起来了，还戴得住么？”
说话间我们走了山岭的一半。回头望望，田畴村舍，都在我们的脚下。他于是指着蟠腾起伏的峰岭和点缀在绿色的田野间的像雀巢般的村舍，告诉我那些村庄和山岭的名字。不久，我们踅过了山头。前面，在一簇绿色的树林中显露出几座白垩墙壁。“到了。”他对我说，他有点微喘。我停住脚步，将手中提箧交给他，说我不进去，免得打扰人家。他坚要我进去吃了午饭走，我固执地要回校。他于是吐出他最后的愿望，要我在假期中千万到他家去玩玩，住一宿，谈一回天，于他是愉快的。他将因我的拜访而觉得骄傲。他把去他家的路径指点给我，并描出他屋前舍后的景物，使我便于找寻，但我的脑里却想着他所说的帽子，我想如何能在冬季前寄给他。它应是如何颜色，如何大小，我把这些问得之后，回身下山走了。
我下山走。我心里有一种矛盾的想头：我想到这位老塾师，又想到他所教的一批孩子。“他没有资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权利。”我苦恼了。我又想中国教育的基础，最高学府建筑在不健全的小学上，犹如沙上筑塔——我又联想到许多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忽然听到脑后有人喊。
“喂，向左边岔路走哪。”
原来我信步走错了一条路。这路。像个英文的Y字母，来时觉得无岔路，去时却是两条。我回头，望见我的先生，仍站在山头上，向我挥手。
“我认识路的，再见，先生。”我重向他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