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材，霹雳一声问：为何工商文明或资本主义只在欧洲，不在中华，也不在世界别的地方萌芽成长？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番唾沫纷飞，或曰地理因素，或曰人种作用，或曰文化作祟，或曰宗教决定，莫衷一是——独独没有人设身处地，不知“朕”心所求！
重农抑商是“朕”一统天下后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任何人君临天下，长久来看，不管多么英明，都一样要重农抑商。对商业的抑制自古四海皆然，耶稣基督明确告诫：“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就是未来全球一统，人类最高当局也得大力打击流动性投机。
秦为什么先重商而后抑商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对技术的抑制应该是无意识的。虽不遗余力销毁暴力工具，但大力“治驰道”，一为天子巡游天下，一为军事服务。初衷当然是维护天下一统，却不知发达的交通是一把双刃剑，也可能为人所用，动摇天下。
但始皇帝重农抑商高度自觉，证据就是：虽然“商鞅变法”就提出抑商，但现实上，秦国高度重商。太史公曾明确记载：秦国历代君王大力支持商业的发展，始皇帝本人也不例外，还表彰了巴蜀之地一个经营丹砂、名字叫清的有钱寡妇。同时受表扬的还有一个搞畜牧业的乌氏倮，被始皇帝赐予同大臣一并朝请的待遇。手工业中，秦国很早就搞标准化生产，亦是重商的明证。
如果不重商，国不足以富，兵不足以强，秦国怎么征服别国？正由于宏观窝里斗中，落后就要挨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重商，可能构成中华历史上最重商的阶段。当时涌现一大批商业中心，《盐铁论》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