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首先还不在于代理人流动抑或固定、郡一级的产权是模糊还是清晰，而在于“我”组织，这才是真正的烫手山芋。“我”组织不是起义组织吗？不是为“朕”消灭了起哄组织吗？不是为“朕”澄清了天下吗？既有大功劳，也有大苦劳，咋成烫手山芋了？
原因很简单，不以力服人原是“我”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之所以搞组织，“我”不得已也，完全是因为起哄组织的刺激，全部目的也就是消灭起哄组织。而今起哄组织灰飞烟灭，敌人没了，外部威胁没了，偌大的“我”组织怎么办？
当然可以继续驾驭甚至控制，毕竟是“我”发动的起义，组织由“我”一手创建，“我”是最终委托人。但这并非没有代价，需要“我”的领导成本（领导成本是交易成本的具体形式之一）。小规模还好，组织稍大一点，委托—代理的次数一多，委托—代理的层级一多，更需要“我”付出巨大的领导成本。
更要命的是，宏观窝里斗中，大敌当前，“我”驾驭甚至控制起义组织，目的是替天行道，“我”自己理直气壮，跟着起义的广大群众也认为合情合理合法——不要小看，这一点能为“我”节约一大笔领导成本。可如今敌人没了，企图继续驾驭甚至控制起义组织，“我”就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领导成本。
另一方面，敌人没了，曾经高度紧张的起义组织也自然而然地要松懈下来，毕竟战时状况就是战时状况。即便富丽豪酒店的威尔逊先生，也有一个八小时之外，如果一天到晚都那么绷着，恐怕早崩溃了。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组织也是如此，毕竟组织就是由一个个的人所组成。这一点也决定：“我”如果企图继续驾驭甚至控制组织，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领导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