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十七章（4）
后来，当金陵城攻下来，向朝廷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全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
大名不可强求
曾国藩说：“攻克金陵，也是本朝的大功勋，千古的大功名，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做主，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吝惜得很，经千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
● 解读
意思是，让军队疲惫困顿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而朝廷并没有贬斥之词，全局没有其他变故意外，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只应该敬畏上天，认识天命，可不能埋怨上天，归罪别人。这是我们用来保养身体、除却疾病的方法，这是我们用来维持圆满、保持安泰的方法。
畏天知命，指顺从天意，识时务，按照命运的安排行事。儒家的创立者孔子对鬼神持不可知态度，但他同时也强调天命可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易传》说：“天垂象，见吉凶。”因此儒者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畏天知命，而天意之可知，乃是通过天象、灾异等来传达的。
唐初发生蝗灾，引发朝廷大臣的激烈争辩，名臣姚崇主张扑灭，但他也提到古代德行良好的地方官员，连蝗虫也会避境不入。北宋仁宗时，有人向皇帝进言灾异与人事无关——这种观念可以说是“进步的”无神论观点，但当时宰相富弼听说后则大惊，认为这是“邪说”，因为帝王唯一畏惧的就是天，如果连天也不畏惧了，那岂不为所欲为？
曾国藩接受了传统的天命论，曾一再宣扬“畏天知命”、“乐天知命”的思想；认为应守住“畏天知命”的心性，才能坚持志向，减少怨恨。他在给九弟国荃的书信中说：事事落人后者，不必追悔，不必怨人，此等处总须守定“畏天知命”四字。
不管处在顺境还是逆境，只要秉持“畏天知命”的心态，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把守自己的志向和原则；因此曾国藩认为只要有乐观开达的心“性”作为前导，便可继续以“行”来完成重责大任。
但他并不抹杀人事，在许多地方他是重视并强调人事的。他曾反复说过：“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鄙人阅历事变，但觉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作主”，等等。他并且进一步认为，“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