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国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属于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小事，没有人会为它眨一眨眼，可是，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布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劳动一大批考据学家忙得团团乱转。
据说，我出生于一九二0年，这是我惟一记得的数字。不过到了后来，连这个数字也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包括父母。母亲在我生下来不久即行去世，中国做父亲的向来把儿女的出生养育归于母亲的职责，更不会记住儿女的生日。这个数字的来源，似乎是从家人口中，偶尔听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长，或许记错，或许讲的人根本不是讲我，而是讲别人。
我还模糊记得我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七，不过，更加不敢肯定这个日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陆乡村，几乎仍是原始社会，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为一个孩子庆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无意义。我的出生就像一个动物族群中一只小动物，诞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九岁（假定我的生年没记错的话），流浪到台湾，在行政组织严谨的台湾区公所办户口时，因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临时起意，顺口报出一个印象中不容易忘记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那是东北第一大城沈阳市在国共内战中被**军队攻下的日子，当时，对正在沈阳办《大东日报》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所以我选了十一月一日成为我户口上正式记载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被调查局以“**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于是，从此我就以三月七日作为我新的生日，不但纪念我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我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然而，正当大家已经接受我的生日是三月七日时，却在稍后出现的文件上，发现我真正被捕的日子是三月四日。为什么发生三天的差误？这和传统官场作业有关，原来法律规定，任何刑事案件，调查机关收押被告，不得超过四个月，而且冠冕堂皇地宣示：如果超过四个月，被告在拘押期间所有的口供与证据，都作无效，用来保护被告的人权。而我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从三月四日改为三月七日的话，调查局的拘押行为就完全违法，我则完全无罪。所以，特务们就把被捕日期后延到三月七日，这是诬陷手法小动作之一。仅只生日一项，竟有这么多曲折变化，难道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一个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样暧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里。有人说，我生在父亲当县长的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宿舍；有人说，我生在河南省开封市东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