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面对病中的处长，张维迎违心道歉，生生咽下了那份巨大的委屈。
身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写了篇题为《张维迎何错之有》的文章，四处投稿却无法发表。于是他写信给张维迎，鼓励这个年轻人不要放弃，告诉他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要受到巨大的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他会等到对方给他的道歉的。茅于轼回复他说，旧观念是不会给新观念道歉的，只要保守派和改革派产生交锋，新观念、改革派总是会受到批判的。
张维迎只能默默接受这一切，在心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事导致他差点毕不了业，就连身在老家的父母都知晓了此事，伤心至极。张维迎一直都说，他受的委屈没有比这次更大的了。然而这次遭遇也使张维迎下定决心，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承载日益开阔的眼界。
3．双轨制带来的荣耀与争议
1984年，张维迎离开西安，来到北京。
年轻的张维迎兴趣广泛，涉猎价格改革、企业家成长、宏观调控、所有制改革、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领域，任何一种社会现实，对他都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乐于思考一切重大问题，而且让他自豪的是，跟同时期的经济学家相比，他的行文逻辑20年未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价格改革方面，张维迎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提出了“双轨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其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但是在价格体系还没有开始进行改革的情况下，放权让利导致了一些以利益为中心的不负责任的市场性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供求失衡，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计划指标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执行。到了1983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已经意识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
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上的产品有的价格太高，但是有些产品的价格又太低。企业发现这其中的不合理，只好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需求自主定价，所以就出现了有些企业的产品供不应求，有些企业的产品大量积压的情况。而且，对企业来说，产品价格是国家所定，大家都愿意去生产那些产值高的，却忽略了那些产值低的产品，导致市场的混乱。
这种情势下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但多数观点都受当时意识的局限，认为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必须由国家而不能由市场供求决定。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讨论的价格改革范围比较狭窄，都是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调整价格体系，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价格的形成机制。